陕西榆林经济畸形之痛

　　除了钱多，宏观信贷趋紧、融资渠道不畅、经济结构单一也是陕西榆林此次民间借贷危机的主要原因。

　　记者调查发现温州、鄂尔多斯、榆林的民间借贷危机不尽相同：温州民间经济非常活跃，由于其扩张、融资不畅、转型滞后、收益不高和资金炒作等，民间借贷繁荣最终断裂；鄂尔多斯与榆林基本相似，都是基于丰富的资源而民间资本雄厚，但投资渠道不畅以及政府的引导方式不一、人的投资观念差异导致结果不同——鄂尔多斯的民间资本主要流向房地产，由于楼市宏观调控以及规模的过度膨胀，最终资金链断裂；榆林的民间投资相对保守、渠道有限，泡沫没有大至破裂。

　　“保守带来了好处，但风险依然存在，巨额的民间资本就像堰塞湖，随时可能决堤。”不少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人士表达了这一担忧。

　　金融生态落后造成民间借贷泛滥？

　　“企业要发展，从银行贷款难，不仅要有各种关系，还耽误时间。”11月24日中午，陕西兰花花生态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伟的感叹引发了在座其他几位民营企业主的共鸣，“肯定得民间借贷。”

　　王伟的企业相对来说已初具规模，主要经营小杂粮，2010年累计实现销售收入1000多万元，而且被评为“县重点龙头企业”。

　　据王伟介绍，他的企业从银行贷款相对容易，但有时也会为流动资金发愁，“从银行贷了500万元，但由于从审批到发放需要一段时间，我也得找高利贷。”

　　“神木的民营企业发展很快，但小微企业的贷款难还很突出。尽管后遗症严重，还是只能通过民间借贷。”神木县中小企业局局长高荣会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据高荣会介绍，截至今年10月底，全县累计有私营企业8048户，个体工商户19884户，非公经济实现产值322亿元，同比增长29%；实现利润87亿元，同比增长28%。

　　“由于贷款难、担保难。榆林非公有制企业只有近三分之一的企业从银行获得过贷款，且贷款的满足率不到20%。”西安工业大学吕青等人在对榆林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现状探析之后得出这一结论。

　　金融生态环境是对地方金融发展能力的综合考察，主要包括政府对经济的掌控、金融基础设施、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化解以及社会信用的评级等方面的综合评价，核心是社会诚信建设。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全国大中型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估，前90名中陕西省只有西安和宝鸡市，榆林远远落后。

　　2009年5月26日，时任榆林市委书记李金柱说，榆林2008年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仅有1.1%，低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榆林的金融组织体系还不健全，信托、金融租赁等机构尚未在榆林设立，股票、债券、中期票据等金融工具少，融资过度依赖信贷，尚未有一家上市公司，金融协同效应不能有效发挥，制约了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效力，致使“三农”、中小企业、服务业等方面融资难问题较为突出。

　　本报记者了解到，早在2005年，榆林市委、市政府就成立了榆林市上市公司领导小组，《榆林日报》还刊发了正在准备上市的部分企业名单。然而，多年过去了，榆林上市公司的数量依旧为零。2008年，榆林股票交易额不足80亿元，2010年约为200亿元。国信期货榆林营业部的工作人员对本报记者说，证券、期货等投资在榆林刚刚起步。

　　榆林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市政府调查研究室曾做了《关于建立和完善榆林资本市场的调研报告》，提出金融创新意识不强、资本市场发育缓慢、企业改革相对滞后、金融产业对地方发展支持不力、新型融资机构业务运行不够规范、新型融资机构发展极不平衡、金融人才严重缺乏、金融生态有待改善等问题。

　　该报告提到，担保公司由于在担保放大倍数上与银行无法达成共识（按审批规定担保公司可以按注册资本金的5—10倍为企业向银行提供担保，但榆林市银行出于对资金安全考虑，对个人担保公司不够信任，不愿与担保公司合作），导致个人担保公司无法开展担保业务，只能变相从事民间放贷。由于小额贷款公司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贷款投向与政府成立的初衷背离，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原本是为了增加“三农”和中小企业的融资，但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主要投向资源性企业，并没有形成对政府产业规划的支持。

　　不仅如此，地下钱庄的火爆一度对榆林的金融秩序造成了影响。由于银行基准利率与民间借贷利率存在较大利差，据媒体报道，一段时间里，银行资金流入地下钱庄。

　　日前，本报记者从榆林市金融系统了解到，相关银行的个人信贷业务基本停滞。原因是，“已有信贷规模已经用完，并且还超额了。”

　　相关人士还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反映，四大国有银行远远低于地方银行与股份制银行对地方经济的扶持力度。地方银行对个人的信用贷款可达200万元，而四大国有银行的信贷额度仅是10万元，且程序繁杂。得益于上述原因，榆林农村商业银行在神木县的存款余额高达200亿元，而四大国有银行的存款余额均仅有其十分之一。

　　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资本规模的扩大、居民收入的提高，现有投资渠道则变得相对狭窄，当民间资本无法挤入正规的投资渠道时，便容易流向“地下”。

　　政策取向导致民间借贷泛滥？

　　榆林，一座坐在资源上的城市。

　　从1998年7月国家计委正式批准榆林为国家级能源重化工基地至今，能源开发带动了全市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和社会综合实力明显增强。10多年来，能源经济增加值连续占榆林国民经济生产总值60%以上，“能源经济，能源推动；能源立市，能源兴市”已经成为榆林发展的主题。

　　正是基于此，榆林的发展令人瞩目。同时，榆林市“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

　　通过查阅近年来的榆林市政府工作报告，记者得知：榆林经济呈现出一产弱、二产强、第三产业成为“短腿”态势，并且逐年加剧。

　　“十五”末，榆林市的三大产业结构比例为9∶62∶29.

　　当时，榆林市计划到“十一五”末（2010年），三大产业结构调整为10∶55∶35.

　　但实际上，2010年榆林市的一二三产业的比例是5∶69∶26。榆林市常务副市长赵政才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坦承，榆林市经济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一产小、二产大、三产弱特征。产业结构比较单一，工业内部结构轻重比例悬殊。能源经济一枝独秀，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能源化工下游和配套产业发展不足，非能源化工产业被边缘化，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三高一低’粗放型经济典型特征明显，仍未摆脱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

　　榆林市2011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显示，2011年上半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09.58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6.2%，分别超过全国和全省6.6和2.4个百分点，增速继续位居十地市之首。但三大产业结构比为1.37∶71.75∶26.88，三大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1.03%、79.58%和19.39%，第二产业的比重持续上升，并且仍然是榆林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榆林市不仅产业结构不合理、轻重工业比例失调，而且还存在南北区域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资源综合利用不足、生态环境受到影响等问题。

　　2006年，榆林市商务局就注意到，榆林在“立足资源优势，围绕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通过‘三个转化’，做大做强主体产业的同时也应当保持必要的轻工业规模，以实现工业经济内部的良性互动，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据悉，榆林轻工业生产历史较久，是该市工业的起步产业，曾长期占据工业经济的主导地位，并形成了较有影响的产业。但从上世纪末开始，随着资源开发力度的加大，人们对轻工业的关注越来越少，轻工业自身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失去了较多的改革发展机遇，以至全行业逐渐萎缩。

　　政府的投资取向也强化了这一点。

　　榆林市经济总量由2000年的105亿元发展到2010年的1756.67亿元，增长16.7倍，增速连续10年全省第一，总量由全省第五跃居第二；财政总收入由9.43亿元增加到400亿元，增长40多倍；固定资产投资由61.57亿元达到1000亿元，增长15倍。

　　“十五”期间，全市服务业总投资虽然有所增加，但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却由54%下降到34%。

　　榆林市决策咨询委员会2009年出具的《关于如何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研究》认为，“政府投资比重不尽合理。从我市今年投资目标任务分解和资金分配情况看，1000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重点仍然在能源化工产业和重点项目、重点企业，改善消费环境、有利于培植和扩大新的消费热点方面的投资虽然较前有所提高，但所占比重仍然偏低。”

　　榆林市也承认，产业结构与鄂尔多斯有很大差距，如“榆林第三产业增加值2005年相当于鄂市的42.7%，2006年相当于32.8%，2007年为26.09%，2008年为24.3%，逐年缩小，成为两市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

　　基于上述种种不平衡，高速发展的榆林市也在思考如何防止患上“荷兰病”。

　　“荷兰病”指的是，资源产业在繁荣时期的膨胀往往以其他行业发展为代价——高素质的劳动力和资本被吸走，出口高额盈利使货币升值，从而削弱了出口行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在繁荣结束后，经济增长崩溃，因此被称为“资源诅咒”。

　　为了避免“资源诅咒”，榆林人意识到，“丰富的资源可以使地区富裕一时却不能富裕永久，‘一个地区的发展关键不在今天拥有什么，更重要的是明天会有什么，不在于先天的自然资源优势，更重要的是构筑和形成社会资源优势’”。神木县还开展“煤挖完了以后怎么办”的大讨论。

　　去年，榆林市委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形成了《榆林市百年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该报告对榆林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全景式分析研究，提出了未来10年将是榆林发展黄金机遇期的重要判断，谋划了产业升级、空间优化、要素提升、环境改善、发展惠民、制度创新等六大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