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的层面上开拓

文 _ 贺从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朱光亚（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回望20世纪，中国现代建筑在“现代化”和“中国化”（或说“本土化”）的主题上盘旋，20世纪30年代探讨“中国之固有形式”，20世纪50年代还中国建筑以民族词汇和文法，20世纪60—70年代文革期间表现政治的象征性符号大量使用，20世纪80—90年代探讨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好转，建筑业的蓬勃发展为建筑师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改革开放带来了传统建筑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引发了对设计道路的思考。在中国建筑师集体的实践探索中，涌现出山东曲阜阙里宾舍、上海松江方塔园、南京侵华日军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等一批优秀建筑作品。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建筑呈现出多元、活跃的繁荣景象，中国现代建筑终于脱开“民族形式”，展示出多元、地方、抽象、人性等更丰富的创作层面。

作为中国第三代［1］建筑师中颇具建树和影响力的一位，程泰宁先生在不懈的实践中探寻中国建筑的创作道路。在中国建筑生机勃勃的20世纪80—90年代，他的建筑作品因其富有文化意味、尊重地域特征，设计风格清雅精致，功能空间舒适得体，迅速脱颖而出，得到了建筑界众多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2］。他提出“斯时斯地斯人”的建筑创作主张，酝酿着自己的建筑思想和创作方法，既有第三代典型的实践性，又有他个人独特的思考，才华与实干并重，在地域文化、东西融合等方面对“中国问题”作出了审慎的解答。

重新解读和继承中国建筑传统文化

“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去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3］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建筑师就有建构中国现代建筑的梦想，对此程泰宁先生未曾忘记，他在会议发言和论文中不厌其烦地重复：“中国的建筑师要创作有中国特色的作品，中国的建筑一定要融入本土，才能在世界建筑界占有一席之地”；“一直以来，我追求的是很现代也很中国的设计，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这是我的概括。多年来尽管作品的风格不同，手法不同，但其神应该是一以贯之的。”

对于传统建筑文化，程泰宁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要根据我们的需要重新解读”，这与他后来所说的“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语境下解读传统”一脉相承，其核心是“系统而多层次地解读”：首先为物，可见的物化形态；其次为心物相照，即基于有形之态所产生的联想、意境，是一种大象无形、大美不言的中国式审美特征；最深一层为哲理，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地区所特有的心理素质、价值观念、审美趣味、思维方式等［4］。

程先生保存的数本笔记，记录着他从1963年至20世纪90年代的点滴体会和思考，从中可以看到他始终没有停止过对中国建筑创作的思考：中国传统文论、画论如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文心雕龙》的神采、风骨等创作论断在布局、构思、定格上给他以创作启示，而他所喜爱的京剧也提示了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艺术语言，没有实物，房子桥梁全是虚拟，手一推门开，脚一抬上轿，艺术总是通过一些虚拟的抽象、含蓄的提示形式语言起着意到心到的引导作用。所有的这些所谓形式语言，最终都是为了超越形式本身，转向探索意境、气氛和心态的表达。程先生从江南传统建筑文化的形、意、理中寻找创作的途径。于形，他对传统建筑的“语汇”、“语义”进行了裂变，有选择地将江南风格因素加以抽象、概括、提炼，通过对门窗、马头墙、墙面折缝、挑层、阳台位置的处理而取得文脉的延续；于意，程泰宁认为杭州历来景色平和，文苑风雅，其地域文化特色之核心就是“书卷气”，其建筑基调应该有别于北方城市的宏大规整而精致秀丽、自然和谐。

1983年中外合资的杭州黄龙饭店成为他首次成功的尝试。在与美国、香港建筑师的竞争中，他的方案以宁静、愉悦的江南传统文化为主题，出人意料地获胜。“我拿什么跟人家竞争？就是对本土环境的了解。”程先生在“书卷气”的表达上煞下功夫，黄龙饭店里面造型平实，色调素雅，简洁的符号、细部尺度暗示着江南特色。整个饭店弥漫着古色古香，幽雅文静的气息。于理，黄龙饭店设计方案摆脱了一般大中型宾馆的板块模式，采用构成法将580间客房分解成3组6个单元，并在统一的柱网网格上加以组合，形成一个既便于施工又符合现代化酒店管理要求的平面框架。他借鉴中国绘画的“留白”制造出单元间的空间，让自然景色“穿透”于建筑其中，宾馆与周围景观极为和谐地融为一体。

黄龙饭店可以说是中国设计师在改革开放后设计的第一批旅馆的代表作。虽然其造型带有浓厚的20世纪80年代气息，但其尺度的把握和意境的表达至今仍属上乘。在华灯初上时进入大堂，透过若隐若现的庭院和水面，看到灯火辉煌的餐厅，欣赏现代版的《韩熙载夜宴图》。行走于茶室与客房长廊之间，看到细雨中的宝石山色，宛如走进了水墨长卷。是现代建筑，却不张扬不夸张，空间尺度优美舒适，平和淡雅，悠闲自得，令人感染到恬淡愉悦的江南院落风情。尤其是采用传统中国画中“留白”的方法，让西湖风景与饭店内庭相互穿透借景的构思，成为20世纪80年代抽象继承传统的典范。继黄龙饭店之后，在程泰宁的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方案、金都华府小区、绍兴鲁迅纪念馆、浙江美术馆等几个方案中，都可以看到这种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抽象继承的手法不断娴熟的轨迹。

时代性就是现代性

“艺术家之所以能创造一些集中、典型地反映时代的作品，首先是因为艺术家生活在这个时代中，他具有对这个时代特征的最敏锐的感觉。”——丹纳

什么是现代？程泰宁回答：“建筑是时代的记录，我认为时代性就是现代性，就是现代的、中国的、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方法和意识。”要做好建筑，首先要研究时代，“现代建筑不可以脱离现代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特别是现代人的文化理念和审美取向”，“从国家到建筑师个人都应该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要对中国、对社会、对建筑有了解，有看法，有研究和思考。”“建筑是物质产品，得具有技术、功能等物质条件和民族心理、审美追求等精神需求，后现代不能成为主流是因其进步在于针对现代，但在技术、功能上不合理；解构主义是启迪，但跟我们的技术、功能的社会环境出入太大，对我们不合理。我们的建筑应该是有机的、理性的，终将成为主流。”建筑艺术的理性在于合理地使用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设备，追求功能完善，重视经济效益，寻找建筑在城市中的位置和内在的逻辑关系，摆脱以我为主体的单纯建筑观点，尝试从城市设计的角度来设计和评价建筑。

他用作品阐述着对现代的理解。杭州铁路新客站就是其中一个成功的实例。火车站的设计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程毫不犹豫地认为：首先是解决交通枢纽的交通需求，让旅客快速安全便捷地通过车站前往旅行目的地。尽管城市的门面、抢眼的造型对20世纪90年代的政府官员和建筑师们无疑有着致命的诱惑力，但面对每天数万的使用者，程泰宁始终十分清醒地把火车站的交通功能放在第一位，科学、整体地研究地区性质和开发强度、城市道路系统的通过能力、市政配套设施情况和城市景观设计等问题，妥善解决旅客使用和城市发展问题，综合考虑站房、广场、站场之间以及与城市交通之间的有机联系，使乘坐不同车辆、不同流向的旅客能够安全、快速、方便地集散。

对于旅客，“与国外车站相比，我们的特点是旅客数量多、候车时间长、节假日客流波动大，还有旅客的旅行经验少，这是我们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必须面对的现实。”他当时就提出，车站的设计要使刚进城的老农都能从容地上车而不晕头转向，他把出入口设计得简单醒目，功能一目了然，还亲自带领设计团队设计制作了醒目的指示牌，同时也周到地考虑拖着行李的旅客在车站需要行走的距离。

对于交通，他把广场和站房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考虑，首次采用了分层设计，采用地下、地面及高架等三层来组织流线，把车行交通和人流活动分别组织在不同的层面上，妥善完成了城市交通和铁路交通的转换，甚至超前地在前往出租车的转折处给未来的地铁留了一个出入口。即便如此超前考虑，十几年后程先生仍有反思：“当时坐出租车的人少，没想到现在对出租车的需求那么大，旅客在那里排队的时间有时会很长。有些地方还可以改进。”

对于城市，他们与杭州市规划设计院联合编制了该地区的详细规划和南区建筑组团的可行性研究，帮助城规部门推进道路系统的完善，整体安排了该地区的人行及车行系统，并协助城规部门研究了配套市政公用设施的可行性方案和城市景观设计等问题。他还尝试着将资讯时代可识别、简洁明了、符号性强的特点用带地方特色的“大门”表现出来，然后用坡顶、屋角洞口等细部的尺度、色彩、材质体现素雅的杭州风格。

在十多年的使用过程中，杭州火车新站得到了众多好评，尤其是清晰的路线设计、高效的空间组织以及为使用者们提供的便捷。新站比老站优越很多的现代化措施和建筑设计方法，大大改善了杭州交通枢纽的内外环境，切实解决了分流接驳等复杂的交通问题。20世纪80—90年代，以对时代问题的关注和深入分析，对现实问题的妥善解决，程泰宁阐述着他对中国建筑现代性的注解。

 “江南的、杭州的” 地域气质

“有地方特色的东西则更容易成为世界的，这是中国建筑师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放弃丰厚宝贵的文化财富是很愚蠢的。” 20世纪80年代程先生就十分关注建筑的地域气质，“在杭州，江南文化对这个地方影响比较深刻，有别于北方城市宏大、对称的风格，具体讲就是更自然和谐、讲究尺度，书卷气比较浓一些。”他认为作品与环境的相符程度是建筑作品艺术成就的一个主要衡量标准，忽视地域性对建筑的影响是当前城市和建筑设计平庸化、千城一面的重要原因，他在20世纪的《建筑札记》中分析：1.建筑的地域性是客观存在的，抹煞地域性，也就抹煞了建筑文化多元发展的可能性。2.建筑师必须深入认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环境特征，理解建筑的跨区域文化发展，需要有一个坚实的立足点，只有立足在“此时此地”的基础上追求东西方文化的深层次融合才能创造出新的、富于个性的语言和风格来，作品才可能有清晰的内在逻辑性和独创性。3.建筑文化的地域性是一个综合的、多层次的概念，要重视有地域特色的形象和意境的塑造，更要注重地域文化背景下所产在的建筑。4.地域性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要强调建筑师的独特理解和独创性。

生长于江南，程先生有着割舍不掉的乡土情结和日积月累的建筑体验。江南传统观建筑关注自然，与环境、地形良好结合；经济条件、文化习俗喜好、生活方式与建造协调统一；布局与建造灵活多变，因地制宜；室内外环境轻松、愉悦、和谐；体量、尺度令人感到亲切。“江南文化有一种很含蓄的东西。比如说庭院，室内一进门就是个庭院，里面也有院子，还有一些介于室内室外之间的灰空间，这个是中国建筑很重要的特点。”在江南传统建筑中，人们注重自我体验，把审美活动由视觉经验引入到静心观照的领域，追求物我谐一，情境交融，在心物间寻求和谐与契合，甚至在更高的层次上追求一种托物言志．形以寄理的精神世界。在这种追求中，物理时空淡漠了，使建筑摆脱形制和建筑主体意向束缚，向更广泛的时空——心灵延伸，将人们引入一个超越有形形态的精神境界。
 

他认为建筑艺术的创作，往往是在理性与意向的交织中进行，他把建筑创作的过程看成是在网状联系中穿梭，寻求着所有因素的最佳平衡点。这种平衡点往往是由各种因素本身具有的特性张力所造成的，建筑师的任务不是人为地去给以解答，而是顺应各种关系去寻找答案，能动地综合各种因素并用建筑语言创造性地表达出来。

源自对江南生活的仔细观察，他开始研究具有地域特点的细节，希望抓住了江南地区的地域特征，创造出新的、富于个性的语言和风格来。20世纪80—90年代，他比较突出的手法有屋顶和格栅。

江南民居千姿百态，为适应不同的需求，坡顶的形式亦是灵活变化，不像宋、清官式做法那样比较模式化，披檐、单檐、单披屋顶、老虎窗等等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民间做法丰富了屋面的形象，也活跃了村落的天际线。程先生对民居屋顶形式的浓郁情趣及其变化多元后的和谐很感兴趣，他曾用不同尺度、倾斜角度、材料、肌理对坡顶进行了试验，看会产生什么新感觉，其实潜意识里他是在体验江南并寻找江南与现代材料、手法的契合，寻找现代建筑语言表达地域文化的方法。

江南民居的门、窗甚至檐下、窗下、山墙上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格漏花格栅，围墙、院门上就更不用说，灵巧纤秀，尺度可人，视觉上、触觉上都给人一种亲切秀丽的美感。程喜欢用格栅的肌理，后来这种江南的光影感觉越来越强烈，运用也就更加大胆。河姆渡博物馆方案是其中一次非常过瘾的发挥，而后浙江联谊、杭州市江干区政府办公楼顶檐及杭州国际梅地亚中心头部、门厅，杭州解百商城上作了不同部位不同程度的尝试后，在杭州元华广场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成熟的展示。格栅的运用并非单纯装饰，而是源于通风、半透光的实际功能，但到后来，它灵透、光影斑驳的效果，通透丰富的空间层次感以及雕花隐喻的美学功能，却超越了实用而成为江南民居喜爱的建筑细部方式。

自1981年程先生调到杭州工作开始，他逐渐为自己找到了“江南的、杭州的”创作基调。风景如画、人文荟萃的杭州，也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造建筑美的机会。从黄龙饭店、铁路新站、金都华府、弘一法师纪念馆，到浙江美术馆，这些形式上存在巨大差异的建筑作品，都散发着浓郁的地方特质。他的作品中，大方得体的庭院、通透玲珑的走廊，那些宁静、愉悦、典雅的空间，总能使人获得亲切舒适，恰当得体的感受。一方面令人赞叹他在学院派建筑体系严谨的训练下得到的把握得如此准确的空间尺度，转译到现代建筑中仍然如此得体；另一方面，不得不赞叹他在作品中赋予的对人的关怀体贴，舒适自然愉悦含蓄的江南空间气质。

深受江南文化自然和谐的熏陶，程先生反感生硬的为新而新、强加于人的做法。因此他不喜欢勒·柯布西耶而偏爱赖特，喜欢阿尔瓦·阿尔托的自然和谐，喜欢安藤的静谧纯粹。他很看重建筑的内涵，他认为“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文化和技术发展的载体”，“是一个城市文化积淀的自然流露”，“也如一把发出颤音的提琴，人们通过建筑的琴声，了解到一个时代的文化和思想感情。” “建筑比雕塑更能给人心灵的震憾。其实，建筑是一种更多维更多义的雕塑。”并在设计科学合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建筑艺术的评价标准：“建筑物大气不大气，不在体量，而在文化品味如何”。

通观程泰宁先生的作品，它们大都透露出儒雅而平静，细致周密，安静踏实，简洁端庄，适宜得体，与程本人一样浓郁的“书卷气”，难怪张在元称其曰“泰宁尺度”。陈志华先生读过程泰宁作品集后亦曾回信称之为“文化建筑师”。正如路易斯·康所说：“建筑最终要成为的东西取决于设计者而不是建筑本身。” “江南的、杭州的”“书卷气的”地域气质，不仅充溢到他的作品，也已经浸染了这位令人敬佩的建筑师，在杭州工作的20多年间，他投入地体验和提炼地域建筑特征，独具匠心地塑造了具有地域气质的建筑语言和空间形态。
 

理性与意向的复合

20世纪80—90年代，在深入分析吸取传统建筑文化内涵，创造地域特点的建筑手法的同时，程先生也很重视根据国情有选择地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建筑设计方法。他将西方建筑文化视为推动中国现代建筑发展的“他山之石”。一方面，他看到西方现代建筑形式、风格流派多元开放对于打破我国长期单一的建筑模式、开拓眼界十分有益；另一方面也意识到西方现代建筑注重理性是中国感性思维的补充。1964年的建筑札记中他总结当时西方建筑三个有价值的特点：1.把建筑当做三度空间组织胜于中国停留在平、立、剖照图施工的阶段（20世纪80—90年代，程一直保持着用模型辅助构思的习惯并鼓励助手们如此思考）；2.技术、艺术一致性（当时他非常欣赏奈尔维并以罗马体育宫为此类典范）；3.个人风格（不同的理解产生丰富、多元，这是建筑创作生命力之所在，程始终这样认为）。到1988年的“在历史和未来之间的思考”中，他重新总结了西方建筑值得学习的三个优势：1.多学科交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拓宽了人的视野，更贴近人的真实需求，新材料、新技术的发展也给建筑带来了更多的契机。2.重视理性。3.综合考虑，宏观整合。

20世纪80—90年代，在不断的学习、思考与实践中，程先生对建筑创作方法的思考已具雏形。他认为建筑艺术的创作往往在理性与意向的交织中进行，他把建筑创作的过程看成是在网状联系中穿梭，寻求所有因素的最佳平衡点。这种平衡点往往是由各种因素本身具有的特性张力所造成的，建筑师的任务不是人为地给以解答，而是顺应各种关系去寻找答案，能动地综合各种因素并用建筑语言创造性地表达出来。越是复杂的工程，各种因素之间，相互制约的作用越是呈现出一种不确定的模糊状态，而意向常常能帮助从这种动态的、网状的联系中做出整体的判断和评价。“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相互排斥，吸收最后相互转换的过程。深入的理性思考，常常会唤起非理性的灵感，而灵感的出现，又促使理性思考得以深化。理性与非理性的相互转换是反反复复，不着痕迹的，愈是不着痕迹，愈是自然流畅。”

理性与非理性相互振荡的过程诞生了程泰宁的创作三部曲。第一步宏观把握，对设计课题、社会因素、业主要求、方位、地形、气候、功能、文化环境等条件限制进行理性分析以了解各项条件以及含有的弹性系数，每个案例会有其独特的价值倾向。比如说加纳的造型是首要因素，为造型需要多花点造价也值得，但若每平方米铝板价高过面砖100加元的话，从性价比考虑就宁可选用效果尚可的面砖。程先生把建筑看做是种整体塑造，是信息网状交汇的整合而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加纳国家歌剧院的构思出来之前，几米厚的草图就是他分析环境、功能、技术、结构、特殊要求的过程。在推敲中把这些潜在因素自然适当地发掘、罗列、比较、选择、组织、整合并系统化为最合理的方案。第二步开始寻找契机，也就是方案存在和深入的生长点，这个生长点也许来自建筑环境：如马里会议大厦起步于沿河的景观和人流组织，也许来自文化背景：如加纳国家歌剧院的突破，就是从一些非洲民族艺术资料中得到的灵感，用纯白色的单纯的体块表达非洲粗犷 的文化气质，大体量的几何实体在地面交接部位的玻璃带衬托下有力而醒目，夜晚的灯光打在大片的白墙上恢弘而辉煌，将歌剧院的文化气氛渲染得很浓。找到契机后，再以此为主线，着手解决各方面的问题。第三步则从细部中跳出来，站在全局的立场上整体调整。这是一个整体到局部，理性到感性的反复震荡、反复推敲的过程。最终加纳的造型奔放而有力度，精致而又不失浪漫的建筑形象，夸张的檐口及墙柱处理、体量和曲线给人以强烈的美感。加纳元首对此富有加纳文化气息的标志性建筑非常满意，表示“应该重新估计中国建筑师的水平”。

结语

如果说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建筑文化的引入对于中国现代建筑创作有较大的启迪，那么，中国建筑师的创作实践才是建构中国现代建筑的主流。“在实践的层面上开拓”，是我对程泰宁先生在20世纪80—90年代耕耘求索的概括，他的建筑创作实践，对于20世纪末中国现代建筑的中国问题、现代问题、地方问题、创作方法问题，作出了杰出而独特的探索和贡献。

注释：

[1] 中国建筑师的分代参见曾坚《对中国建筑师分代问题及其他》一文，《建筑师》1995.12

[2] 钟训正先生评价程泰宁“始终贯穿着精品意识，始终立足于国情、立足于环境，走自己的路……尊重文化传统但又有创新”。关肇邺先生评价“比较准确地把握了不同地点、气候和文化特性……较好地为社会所接受、所喜爱”，并且认为“从程先生的作品中，看到他的个人风格贯穿始终……具有较明显中国传统建筑功底兼及现代建筑的理性基础。……重视建筑形象的塑造和装饰的运用。形象主题明确、比例匀称、简繁得当、推敲细腻，具有一种文雅、清新、亮丽的气质”。刘开济先生评价他“在高妙地解决各种困难和制约的基础时创作了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又保持鲜明时代特征的优秀作品”。陈志华先生评价他的作品“沉着、稳健而富有文化品位”。

[3] 引自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清式营造则例》序

[4] 参见程泰宁《面向未来，走自己的路──在历史和未来之间的再思考》，建筑学报，1997年01期。（引自 丹纳《艺术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