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江南 怀抱世界——再读程泰宁

文 _ 薛求理（博士，先后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在海内外发表百余篇论文，其中英文书籍《中国建筑实践》（1999，2009）、《全球化冲击：海外建筑设计在中国》（2006）、《建造革命：1980 年来的中国建筑》（2006，2009）、《世界建筑在中国》（2010）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其设计和写作多次获奖。）   2009年，中国建筑学会评选60年来建筑创作大奖项目，如果把文革时期落成的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也算进去，程泰宁先生的设计有 7项当选［1］，可能是获奖最多的建筑师，实乃当之无愧。其中一些项目，对程泰宁先生和这时期中国建筑实践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单看程先生主持设计的杭州黄龙饭店，距今已有25年，这个建筑获奖无数。如果中国也像美国和日本那样，举办25年建筑奖，这个建筑依然有份，程先生的设计实践和诠释文章，曾经启发了许多同行同业。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程先生卸下杭州市建筑设计院院长之职，在几个岗位上从事他心爱的设计工作，以设计作品传达他关于建筑功能、本地特征、空间情趣等的理解和宣言。同样从20世纪90年代始，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建筑设计及其外在环境，也产生了巨大变化。为了寻找程泰宁先生近20年来的轨迹，不妨先把外部的环境变化简单地归纳如下。 一是从社会主义的国家计划经济公有制向集体所有、私人所有的市场经济过渡。杭州黄龙饭店（1986）和太原云山饭店（1975）的所有者可能是政府旅游局或商业局。而1990年后，旅游宾馆或更大的项目，都有可能是私人操持。在私人发展商里，出现了像万科（王石）、SOHO中国（潘石屹、张欣）这样具前瞻眼光和文化品位的公司和商人。当然大量的公司，只是在商业大潮中逐利浮游。建筑设计事务所和私人执业，也在这个时期兴盛。国营设计院采用设计室/所承包形式，其运作和私人企业无异。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建筑设计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基本上百分之百市场化运作了，为同样是私人的业主服务。建筑师注册制度的建立为人员的自由流动和私人的执业推波助澜。程泰宁大师，虽然广受敬重，但他的设计实践和公司经营，也是在市场经济的规律下运作的。 二是城市的大规模扩张。在追求百分之十几或二十几的GDP年增长目标的鼓动下，“地产经济”异常蓬勃。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立志打造“国际化大都市”，到处在造新城和上演“空城计”［2］。政府官员的“雄心壮志”和地产商的贪婪欲望，同流合并成巨大推力，旧的街区顷刻整片铲除，新的地盘迅速四处扩张。横征暴拆，不仅影响了市民的和谐生活、过快地抹去城市本该留下的一些痕迹，也快速消耗了留给子孙后代的农田、城市用地和自然资源。 三是中国经济总体量的壮大。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世界经济的份额中无足轻重。到了2011年，中国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有实力举办重大的国际事件，如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或地方的各种节庆。这些活动，为城市增加了许多纪念碑式的巨构建筑，也顺势加强了基础建设。在社会经济生活方面，中产阶级出现并壮大。我们的城市，由节俭性向消费性靠拢。物质（包括建筑）、精神、图像（包括那些尚未建成的建筑透视图、模型等），统统成了社会的消费对象［3］。 在建筑设计思潮方面，从中国建筑学诞生的19世纪20—80年代起，建筑设计和教育一直由巴黎美术学院的“布扎”（Bueax-Arts）学派主导，程先生的母校南京工学院是这一思潮在解放后的阵营［4］。 意识形态之争、历史风格和政府重要建筑设计紧密相联。而大量的工业、民用及住宅建筑则采用了现代主义形式，主要是出自经济和理性的考虑。1978—1990年，改革开放的初期，受到国际上现代主义、晚期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地域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国建筑师修正了民族形式的策略，以晚期现代主义和地域主义设计语汇为武器［5］。 1990年后，新一代的建筑师，主要是1978年后入大学，并且（或）有在国外留学工作经历的一辈，逐渐登场。他们的兴趣转向建筑学内的纯粹语言和技术表现。并且擅长以媒体和展览在大众中引起声响［6］。 这一时期的中国建筑业和建筑学目睹着外国建筑设计浪涛的拍岸涌入。20世纪80年代，我国城市对外资和外国建筑设计，还是有限的开放。据笔者调研统计，从1977年到1989年间，日本、美国建筑师在中国的设计，大概只有20来个项目，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到了20世纪90年代，加上欧洲建筑师的设计，大概50来项。到了21世纪的前10年，外国建筑设计呈加速度增长，仍以日本、美国、欧洲建筑师的设计作统计，建成项目300多项，其中包括建成的城市规划项目。西方建筑师，来自于强势的经济和文化体系，他们在中国的设计建造，加上中国建筑师通过海外留学、工作，在国内的阅读、合作，对中国建筑学的实践、发展和路向，产生巨大冲击和影响。并使中国的建筑实践体系越来越并入国际的轨道［7］。 程泰宁先生最近20年来的建筑实践和创作，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面对快速变化的纵向时代和滚滚的侧向潮流（来自国内和海外的同行），程先生提出，“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此时者，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此地者，中国南方，以杭州和江浙一带为主；自己者，在南方建筑领域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灵秀细心、诗情画意的上海人。程先生在长期实践中，深谙建筑功能、经济、技术，但此时、此地、自己加起来，则成就了程先生的明显特色或说是长期屹立的策略，可以约略概括为以下一些。 笔端画意落建筑 如前所述，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建筑教育，特别是杨廷宝、童隽先生引领的南京工学院，是“布扎”艺术在中国的大本营。在这一教育体系下，好学生必定设计优秀，设计优秀必定绘画精彩。程先生就是这样绘画精彩、设计优秀的好学生，看看程先生年轻时代的水彩、写生可知。好的绘画基础，令人具有良好美术修养，而程先生的诗情画意，全部落到了建筑立意的处理和表现上。 这首先表现在程先生构思创作的草图上，那6B铅笔或炭笔的草图，奔放挥洒自如，或偶尔局部仔细刻画。未来建筑的意境，在这样一幅画里，已经大致确定。这样的一幅画，本身就是艺术品。但程先生意不在此，正如有的设计师，上来就以模型推敲，或以一堆纸巾为灵感，有的用各种合手的电脑软件，而程先生推敲建筑，靠的就是这铅笔画。从画意画境出发，安排布局。我观程先生近年的设计，草图和画意的追求，依然十分浓重。 江南的景色和人物本以秀气见称。程先生的设计深谙此道，这几年来新设计的鲁迅纪念馆、海宁博物馆、浙江美术馆，统统都坐落在气候温润、柔风软波的浙江，又是程先生擅长的建筑规模。尺度宜人，院落环绕，房子和花园配合，粉墙黛瓦，园林相套，步移景迁。而这一设计概念，到了更大规模的校园教学楼、图书馆，则平台宽敞、回廊周匝、层级变化，让莘莘学子有丰富的学习和交流空间。如宁波高教园区图书中心（2003）、浙江大学新校区第三组团（2002）。这样的房子，只能属于浙江、杭州的气候地理条件，搬到其他地方，大概都不合适。   马里会议大厦 看程先生设计的总平面图，我觉得像艺术品，或与地块契合平行，或似围棋子洒落在棋盘各处，照顾到了各种流线，房子的排列总是疏落有致。画如其人，房如其人。程先生的设计和他细致的南方（上海）人容貌挺吻合的。 此时此地合宜手法 观程先生的设计，有交通建筑、办公建筑、酒店建筑、剧院、会展中心、政府办公楼、大学教学楼、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住宅小区、单栋式住宅、高层标志塔楼等。这些建筑，有的艺术至上，许多与大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的要处理大量出入人流和复杂功能。程先生绝非孤芳自赏、玩弄笔墨的文人骚客，他的设计先是“入世”——在这些功能跨度极大的各类建筑中，找寻它们的规律，及其与地理环境和客观条件的配合，创作出各个不一的形态。该对称，对称得庄严大方，并不呆板；该散置的散置，又有其内在组织。接着是“出世”——无论是哪种形态和空间，程先生把它们处理得有情有致。高耸的、水平的、实的、虚的，都透露出江南的灵秀之气。在杭州火车站那样人流万千、繁忙出入的地方，程先生在上下层分开各种功能，还设计了南方风格的高低屋顶。 近年来，国际上有些明星大师，是以“不变应万变”的签名手法做所有各种类型的建筑设计，博物馆、美术馆扭曲变形，到了高层住宅公寓，一样扭曲变形，住宅单位里少有直线，却多尖角。李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大师对此理直气壮：“人们为什么要花几百美元到林肯中心去看某钢琴家的表演，就是要看那双手在琴键上的敲击。”［8］对这种不问环境关联的做法，程先生不仅言辞批评，还用自己的实践有力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重视细部 在程先生的笔下，一般不会出现长长一段不加装饰的女儿墙，或是毫无变化的平屋顶。建筑的体量，总是在层层退台、逐步起伏中高低错落，近人处，多处理得亲切有情。而在每一块简单的单体体量里，加上细致的线脚划分（如窗框、墙上的石缝或混凝土的分仓线）。这既是程先生手法细腻的一个方面，也与他重视细部有关。以联合国国际小水电中心（1997）为例，这个建筑柱与檐口女儿墙平齐，每一柱头的交接处，设计突出的构件，以不锈钢条装饰，使得这个柱头不同寻常。在杭州假日酒店，檐口遮阳板、窗、窗下墙，形成旅馆标准层的自然语言，无论白天黑夜，旅馆正立面的表情都是丰富的。 1983年落成的山西省人大办公楼，前廊高高的柱子，做了梭形的变化。25年后，在宁夏会展中心，柱子棱线面向正面，柱身和横梁变形交接，使得原本可能呆板的前廊既庄重又活泼富于变化。铝合金包面的梁柱，视觉上消解了承重的分量。柱身或屋顶的斜面交接，出现在许多建筑中，包括在杭州大剧院设计竞赛中。 在那些高校建筑中，平屋顶女儿墙的前部或角部，程先生将其处理成透空格架，有遮阳和阴影效果。在浙江海盐博物馆，倾斜面较大，容易做得粗糙，且铝板易积灰，设计者在板面上做架空不锈钢网格，这样，块面显得精致。节点球的闪光首先引起观者的注意。 除了一二层的博物馆艺术馆，程先生也设计了许多商业建筑。如杭州国际假日酒店（1998）、上海市公安局办公指挥大楼（2000—2004）、浙江耀江大酒店（2008）。在这些塔楼和其他建筑（如杭州大剧院竞赛方案）中，程先生尤其注意顶部的“收头”处理， 从建筑主体层层向上推进退缩，辅以金属构件，使得收分和向上的体量奇异精致，最后是向上的一击。“坡顶”的意象，是用现代材料和几何手法来表现的，所以看起来是“江南”的，却并不古旧。在上海中心（和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合作，2007）的设计竞赛中，程先生的方案，在底部，也是层层叠叠的台座，程先生的系列草图，都在推敲那细长体量的各种表现。 低造价—低技术下的素质追求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的经济实体，许多高精尖科技都是世界一流水平。大城市的纪念碑式建筑、明星建筑、国际财团建筑也都是国际水平。但城镇乡村大多数民用建筑的造价和20年前相比，只是随着物价上升而稍有提高，和海外同等建筑相差5~8倍；施工则都还原始粗放，从招投标开始，层层盘剥造价，真正造房子的钱，少得可怜。农民工在原始条件下手工操作，窝棚中度日，血泪斑斑。到各地工地看看，大多如此，一幅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图景。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把房子盖好，还想有点艺术效果，确实要在正常的设计之外另外动些脑筋。在中国的房子，要奢谈建筑艺术，首先要懂这个地方的技术和施工条件。 程先生的设计，多数都在江南一带，有大学里的图书馆、酒店、纪念馆、博物馆，这些建筑的造价和政府（或业主）的重视程度，已经高过了许多其他民用建筑。但总体来看，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计划和施工技术中的。以2009年完成的海盐博物馆看，其造价是3  500元/m2，在内地算是高造价。香港和美国同等级别的博物馆，土建造价大概是这个水平的7倍 (已经计入了最近人民币的大幅升值）。程先生的设计，都是用现有的建筑技术或更简陋的施工方法可以方便建造的，如混凝土框架、局部钢结构、局部金属装饰、尽可能的小跨度等等。 程先生云，站在贝先生设计的东馆和卢浮宫改造前，感到震撼。［9］ 我参观过贝先生在苏州、北京、香港，美国达拉斯、华盛顿，法国巴黎，德国柏林设计的建筑，也深为贝先生的设计，尤其是空间效果感动。贝先生的这些设计，材料昂贵，施工工艺精湛。以德国柏林历史博物馆间隔柱墙的尖锐角度，用石材包裹，用德国人的精密态度建造，旁观者难以想象用何种工艺施工。这种施工和材料，现在内地一般的民用或公共建筑，根本达不到。建筑设计的魅力，部分来自于材料建构。正如密斯设计的椅子，用不锈钢制作与用锈铁管制作效果会完全不一样。显然，中国建筑要达到世界水平，不是单单做几个方案就能成事的。 形式空间的探索 在设计大量内地民用建筑的同时，程先生也有机会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从非洲的加纳剧院工程 (1990)、马里会议中心(1992)开始，到四川大邑建川不屈战俘馆（2006）、银川国际会展中心（2008）。这些设计，或因地理、功能、机会的特殊，而与程先生惯常的设计不同，别具一格。在这些比较特殊的项目中，程先生或大刀阔斧，或以本地题材为设计母题，探索形式和空间造型的可能性。在本土低技术的限制和一般民用建筑使用中，直线和折线广泛采用，反映在程先生一系列的设计中。 四川大邑建川博物馆群，主要由中青年建筑师设计，程先生可能是所有设计师中的最长者，但他的心态并不老迈。以折皱、穿插、交叠等体量手法，营造扭曲、压抑、破碎的空间。程先生设计中偶然采用的圆形、曲线也十分得当，如湖州李叔同纪念馆的“水上清莲”、宁夏大剧院、龙泉青瓷博物馆都采用圆形莲花造型，李叔同纪念馆的莲花形，浮于湖面，柳枝拂面，十分纯洁。海盐博物馆比较方案中未用的一个圆形方案，看其模型，可能未必差过实际建造方案。 我观程先生晚近的设计，空间和细部都愈发经过推敲，这在浙江美术馆中达到高峰。程先生的设计，重点在展馆之间的过渡空间，有室内的，带天光的，一面有小院绿化的，半室内半室外的，方正的，长条的。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地消除参观者的疲劳。（可惜在运营中，馆方将这些通往绿化平台和院落的玻璃门统统锁住。）我的学生鲁家麒同学对浙江美术馆和程先生的其他设计作了简要空间分析，放在此地可以部分说明设计意匠。［10］ 联合国国际小水电中心改造工程 这些空间，可以用木构或其他材料建造，但设计只是用了混凝土结构，辅以石材或粉刷。那黑墨色钢屋架，以一条“脊”带动起伏的屋架结构，犹如水墨行草，雄奇兀起，又不失处处灵秀。这个屋顶，曾经出现在杭州大剧院设计竞赛方案上，现在比例上略为缩小，却更加舞动。贝先生设计的苏州博物馆，以黑色（钢和局部石材）强调中国艺术的“线”结构，但线感觉稍粗。程先生以屋顶天窗的钢结构为“线”，是另一功。 杭州钱塘江边，建起加拿大Carlos Ott事务所设计的大剧院和会展中心，俗称“太阳”、“月亮”（官方名称叫“日月同辉”）。钱江新区坦坦荡荡，大江东去，“太阳”、“月亮”有力量感，也许有点道理。浙江美术馆建在西湖边上，为湖光山色的过渡，要的却是程先生特有的秀气。这并不是露天雕塑，她是几万平方米容纳艺术品的美术馆。程先生并非为“民族形式”延喘生命，他只是从地方的条件寻找建筑的性格。这个建筑，是杭州的骄傲，是中国的、江南的、现代的地域主义建筑。 与程先生同时代的优秀建筑师，如齐康（南京工学院，1952）、戴复东（南京工学院，1952）、卢济威（南京工学院，1960）、何镜堂（华南工学院，1961）、布正伟（天津大学，1962）等，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三代建筑师［11］。 文化大革命后，他们在各地设计许多优秀建筑，对后辈学生也有很多影响。他们的设计方法，沿袭了本文上述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建筑的流行做法，在新形势和外来思潮下，不断作出调整和回应。在这辈建筑师中，程泰宁先生对江南建筑本土性格的研究十分精到突出。程先生参加的四川建川博物馆群的“集群设计”，是从中国第三代建筑师走向第四代建筑师的桥梁。 结语：一个人和时代 一栋建筑的生产牵涉到几十家公司；一栋几千平方米的建筑设计，全过程也要至少几位建筑师或助手跟进工作。但建筑设计的意境构思、意匠的操作和贯穿，和主事人的决策、影响、坚持、责任息息相关。程先生及其公司和合作者近40年来的优秀设计，是许多人汗水辛劳的结晶，更是程先生心血浇灌的果实。 浙江美术馆 建筑设计是个比较晚熟的职业。康(Louis Kahn) 设计的耶鲁大学英国艺术馆落成时，年近50；李伯斯金设计建成的第一栋楼——柏林犹太人纪念馆落成时，53岁。杭州黄龙饭店落成时，程泰宁先生51岁。犹太人纪念馆落成后，李伯斯金工作室在全球获得各种委托，生意滔滔。黄龙饭店之后，程先生连下数城，完成各种功能类型的建筑，在国内令人瞩目。今天，中联公司程泰宁设计院拥有员工80余人，和李伯斯金及盖里 (Frank Gehry) 的设计公司人数是差不多的。 一个设计人的力量也许有限，但一个人几十年一以贯之的努力，勤恳耕耘于实践和理论，汇入时代的潮流，或在某些方面影响潮流，是有可能的。泰宁先生的设计毫无疑问地丰富了我国地方建筑、江南地域主义的语汇。 阅读程泰宁，就像是在读我国过去30年来的建筑史，旅游宾馆、援外建筑、火车站、博物馆、纪念馆、住宅小区、独栋住宅、市中心规划、大剧院、会展中心——这些建筑类型，是我国城市不同时期的建设热点。对我国特定技术条件、地方特色、环境关联，尤其是江南环境话语的追求，则贯穿这些建筑设计始终。 我在断断续续写这篇短文的时候，也在同时做着另外一些事，一是为香港前辈建筑师钟华楠先生洋洋23万字的大作《大国崇洋》做文字图片整理工作，希望这本集先生一生体验和肺腑之言的重要著作能够尽快在祖国内地出版；二是根据国际杂志的两篇退稿意见重写修改，这两篇文章都是关于黑川纪章在中国的设计，一篇是从郑东新区规划探讨我国如火如荼的“造城运动”，另一是分析黑川20多年来在我国的几项设计，看海外建筑师在中国的影响和中西方的互动。［12］这本来是几个互不相干的主题，而且我向来认为“比较研究”一般都比较牵强。穿梭于三前辈，我却突发奇想，程泰宁（1935年生）、钟华楠（1931年生）和黑川纪章（1934—2007年）放在一起，倒也有可能击出火花。 从年龄上，他们是同一代人，一个是在新中国“布扎” 教育体系下培养，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地驰骋的建筑师，熟知传统精华，放眼世界；一个是在英国接受教育，在回归前的香港执业的“商业”建筑师，却耿耿此心追求祖国情怀；一个是在日本战后经济起飞中成长，从日本性而达世界性的国际大师。三位前辈，在建筑设计业务上都有骄人成绩。比起那些只以小圈子语言玩弄概念和形式的“新星”，前辈的共通点，是都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对于黑川，“共生”概念离开建筑设计有点远，却是“可持续发展”的先声。“共生”的理想把他引向组织政党、参选东京市长的忙碌浑汤中。对于钟华楠先生，是北望神州、痛心疾首的满腔热情。而对于程泰宁先生，却是在建筑设计之余，期望建构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体系，争取中国建筑师的话语权。［13］ 这是更大的涉及几代人的宏大使命。 程先生的同学、同辈多已退下火线。而程先生却依然以第一线设计人员身份，兢兢业业，迎接每项新的挑战。先生本已炉火纯青，仍视建筑设计为 “无边无垠，深不可测”的大海，［14］在每一个项目中追求新意，让后辈深为佩服。程先生在海中击水，我只是在沙滩上旁观的“粉丝”、后辈学生，在岸边鼓掌，瞎发议论，怕是未达关键。衷心祝愿泰宁先生艺术青春常在，妙笔生花，为中国大地增辉添彩。   注释：   ［1］中国建筑学会60年来建筑创作大奖评选，见《建筑学报》2009年第9期。   ［2］21世纪初，全国660个城市，183个宣称要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见《国务院严批国际大都市风》，2005年7月25日，各地在争相建造新城，如上海的“一城九镇”到“1966”，南京的奥体新城，杭州的钱江新城，河南的郑东新区和“郑汴一体化”，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康巴西等。许多都是落成数年，无人居住。极大地浪费了资源。   ［3］ 关于中国的崛起，请参（英）马丁. 雅克 (Martin Jacques) 著，张莉、刘曲译《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中信出版社，北京，2010.   ［4］关于“布扎”在中国的传播，参丁沃沃《从布扎的知识结构看“新”而“中”的建筑实践》，朱剑飞主编，《中国建筑60年（1949—2009）：历史理论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2009.   ［5］关于中国建筑学的溯源和1978年后状况，笔者参考了朱剑飞《关于全球工地：交流的格局与不同的批评伦理》，朱剑飞主编，《中国建筑60年（1949—2009）：历史理论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2009.限于篇幅，本文不作具体实例的分析。   ［6］关于中国1996年后新生代建筑师的描述，参薛求理《建造革命中的新生代》，台湾《建筑师》杂志，2009年第12期，pp.115-119.   ［7］关于海外建筑师在中国的设计，请参薛求理《全球化冲击：海外建筑设计在中国》，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世界建筑在中国》，香港三联书店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输入海外建筑30年》，《建筑学报》，北京，2009年第5期，pp.69-72。关于海外建筑师在中国设计的研究，笔者主要以个案分析的形式讨论，论文发表于国际和国内的建筑杂志。   ［8］引自2006年10月26日，李伯斯金在香港城市大学的演讲。   ［9］文敏，《话语缠绕中的沉思：程泰宁院士访谈》，《书城》，2011年1月号，p.12.   ［10］鲁家麒同学的分析，源自其香港城市大学建筑学本科毕业论文。Lo Ka Kei, Pursuing totality between nature and people - the works of Chinese architect Cheng Taini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1.   ［11］见杨永生，《中国四代建筑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12］这些文章的初稿交流于以下刊物和会议，薛求理、王颖： 《作为多方博弈过程的决策和实施：黑川纪章的“郑东新区”规划再思考》，北京《建筑师》丛刊，No.146, 2010年8月，pp14-20. Charlie Q. L. Xue, Ying Wang and Luther Tsai, Blossoming in China: Zhengdong New District planned by Kisho Kurokawa, Proceedings of the 8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rchitectural Interchanges in Asia (ISAIA), Kitakyushu, Japan, November, 2010, pp. 144-147. 薛求理、孙乐：《黑川纪章在中国》，《第五届中国建筑史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华南理工大学，广州，2010年12月。正在修改和重投稿的杂志为The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Routledge 和Cities, Elsevier。    ［13］同注释［9］，p.14.   ［14］《建筑学报》，2010年11期，程泰宁，刘鹏飞：《在无限中选择：中国海盐博物馆创作散记》，3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