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引擎”之争 有多少生态财富比拼

　　10年前，国人因为沙尘暴关注鄂尔多斯；10年后，国人因为财富关注鄂尔多斯。据说“羊（绒）、煤（炭）、土（稀土）、气（天然气）”使得这座西部三线城市真的扬眉吐气：人均GDP超过上海和北京，接近15000美元，一跃成为中国大陆最富有的城市。鄂尔多斯下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是五年内人均GDP赶超香港，成为亚洲最富有的城市。

　　近日又有报道说，眼下西部但凡有实力的城市或地区都跃跃欲试，争当西部大开发时代的新引擎。有专家乐观地预测，“十二五”期间，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凭借其突出的资源禀赋，或超越西安，成西北地区GDP老大。——虽说GDP这玩意论起来不再是过去那样一副铁打的“英雄”形象，但每每在一些重要的当口，在一些专家和地方领导那里，GDP“豪气”还是不减当年。

　　一句“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的广告语，曾让人心生暖意。两年前曾去鄂尔多斯旅游，见识了那里堪称“地球癌症”的砒砂岩，见识了那里占全市国土面积50%以上的沙化土地和水土流失区域。离开以后很久，回想起那次高原之行，心里还一阵阵发紧。作为中国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地区之一，鄂尔多斯的生态状况严重威胁着华北地区的环境质量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安全。由此我曾得出一个近乎偏激的认识：在鄂尔多斯，不发展或许就是最好的发展。

　　不身临其境，大抵难以对此产生强烈共鸣。资料显示，鄂尔多斯十年九旱，年降雨量150—300毫米，年蒸发量2000—3000毫米。这里风沙灾害严重，是我国北方沙尘暴重要发源地之一。由于生态环境退化，这里每年向黄河输入的泥沙约1.6亿吨左右，约占黄河上中游年输沙总量的10%。跳出鄂尔多斯一域，从华北乃至全国的视觉看，在这个“不毛之地”，还有什么比生态治理更重要的呢？

　　我所认识到自己的结论有失偏颇，在于长期以来，生态建设不能与农村、牧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农牧民脱贫致富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绿起来”的目标与农牧民“富起来”的目标不能协调一致，是导致农牧民从事生态建设积极性不高，生态建设的成果难以巩固的根本原因。鄂尔多斯当然需要发展。

　　在鄂尔多斯8.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70%的地层下，都埋藏着煤，已探明储量约占全国总储量的1/6。支撑鄂尔多斯狂飙突进的财富，正是来源于煤炭。而财富与沙尘之间只有薄薄的一层草皮，无论是煤炭还是其他暴富的产业，都离不开鄂尔多斯的地下资源。时至今日，鄂尔多斯这个曾经的“沙漠明珠”正在被“黑金之城”取而代之。在这种角色交替的背后，谁又能否认不是一场对生态的过度索取和吞噬呢？

　　鄂尔多斯靠什么争当西部大开发时代的新引擎？当然还是煤炭。在我看来，当地官员嘴边常说的“依靠资源，而不依赖资源”，不过一句样板似的口头语。提出减少对煤炭的依赖，但这几年该市发展的重化工产业，哪一样不是和煤有关，哪一样不是高耗水行业？鄂尔多斯的“羊、煤、土、气”四宝中除了羊绒外，其他的都得向地下要财富。挖一吨煤，要损耗2.42吨地下水资源，每年过亿吨的露天煤矿不可避免对草原造成毁灭性破坏，而深井采掘则不可避免导致许多地方出现塌陷和沉降。“三牧”取得的成果怎不会受到煤炭采掘的威胁？

　　中国的资源型城市成百上千，亦不乏盛极一时者。过往经验表明，资源枯竭后，城市往往也随之衰败。鄂尔多斯“黑金之城”能否持续健康成长？“荷兰病”最早出现在欧洲，是靠资源致富的城市的通病，又称为“资源诅咒”，能源产业的发展抑制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当资源枯竭时，出现大量失业，经济长期低迷。早在几年前，就有专家认为鄂尔多斯已经出现“荷兰病”的征兆，只是高速的发展遮挡了人们的视线。

　　鄂尔多斯无疑面对“要钱”还是“要命”的选择。如果考虑到水资源枯竭的趋势，重视“基本生态”选择“保命”，就得有节制地开采煤炭资源，将现有的社会资源重点投入恢复植被，重新调整水资源的使用量和使用结构，重新塑造农牧业，重点发展节约水资源的“高精尖新”工业，发展现代服务业。“要钱不要命”的话，就得保证工业用水优先，长此以往势必导致水资源枯竭，基本生态环境崩溃。

　　如此说来，很难让人想明白，鄂尔多斯要争当西北地区GDP老大，争当西部大开发时代的新引擎，底气从何而来。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的传统经济理论，虽然提出了国民生产总值为指标的财富观，但它本质上是工业文明的财富观，并没有把反映资源环境价值的生态成本纳入商品价值和市场价格之中，也没有把生态效益纳入到经济核算之中。“工业化是生态的天然敌人”，包括鄂尔多斯在内的西部众多城市和地区，在西部“新引擎”之争中，有多少生态财富的考量和比拼呢？只要有了财富，就可以通过一切手段来恢复生态，果真能做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