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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仰:建筑居住方式与社会结构

2013-8-25 23:23| 发布者: ccbuild| 查看: 1137| 评论: 0

简介:  一位国内学者几年前曾经写文章说中西方建筑的不同。他说,西方建筑是向上的,中国建筑是摊大饼的。他的例证是西方的教堂和中国的村落,这位学者由此得出西方文化追求真理、中国文化只会浑浑噩噩的结论,从而做一 ...

  一位国内学者几年前曾经写文章说中西方建筑的不同。他说,西方建筑是向上的,中国建筑是摊大饼的。他的例证是西方的教堂和中国的村落,这位学者由此得出西方文化追求真理、中国文化只会浑浑噩噩的结论,从而做一番劣根性之类的批判。我当时就指出这种做学问的方式太随意,以偏概全。西方教堂的确有很高的尖顶,但也不是从来都如此。再说,中国古代也有各种塔啊、楼啊?岳阳楼、滕王阁等算不算向上的建筑?各地寺院里的塔那就更多了。

  说中国建筑是摊大饼,其实说的是民居的规划方式,这与社会结构有关。那位学者不着四六的评价虽然比较肤浅,但的确带出一个问题:东西方民居方式的不同,与社会结构究竟有何关系?现代大城市中,由于现代建筑都以西方为榜样,再做比较,意义已经不大。但是,在贵州,看到少数民族的村落居住方式,如西江苗寨,再加上徽派建筑,结合其发源地徽州地区的经典民居,对于这个问题,的确可以做一点思考,并与西方建筑居住方式做简单的比较。

  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不少中国古代民居,有城市的,有农村的。西方也有,以城市居多。西方农村的古代“民居”主要是城堡、庄园,与中国徽州、贵州西江千户苗寨的民居很不相同。西方的古代城堡很多兼顾庄园主的居住,不少建在山坡上。如果把它当成是“向上”,那么,西江苗寨很多也建在山坡上,是否也算“向上”?其实,西方城堡建的高高在上,是等级制度下贵族地位的体现,位置高,就象征着地位高。但在西江苗寨则不是这样。考虑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住在山坡上,用水怎么解决?古代没有自来水。对于西方城堡来说,由于有等级制度,城堡主的用水当然由下等人负责,如果城堡里自己没有水,下等人负责运水就行了。但是,对于西江苗寨这样的地方来说,因为没有下等人可供奴役,用水只能自己解决,所以,住得越高,用水越不方便。虽然很多像西江苗寨这样的古代村落都建在溪水两边,但住得低,取水、淘洗毕竟都方便些,住得高反而不方便。因此,中国古代民居的确缺乏越高越有地位、越有身份的象征。

  东西方建筑居住方式的不同,实际上与社会结构有关。西方历史上长期都是等级制度,城堡庄园是等级制度的体现,因此,西方历史上低等级下等人的民居保留下来的较少,因为太简陋了,经不起风吹雨打。而中国古代民居保留下来的很多,而且都不是一家一户的住房,而是成规模的聚落,至少一个村子,几百户人家。这种差别的原因就是我一再强调的一个观点,中国很早就是平民社会,很早就打破了等级制度。世袭贵族即便在某些历史阶段有所保留,形式与西方也不一样。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秦始皇之后,更主要的社会结构方式就是人人相对平等的平民社会。所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标志着王谢等世家大族已经在历史中烟消云散。今天即便有山西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它们的主人也不是世袭贵族,而是白手起家的平民。此外,更多的古代民居是成规模的聚落,而非孤零零的城堡。西方城堡具有战斗和防卫功能,这一点与南方客家人的土楼很像,与羌族的碉楼也很像。但本质区别是:西方城堡的战斗与防卫,只为住在城堡里的贵族一家人;而客家土楼、羌族碉楼的战斗与防卫功能则是为了众人。一个客家土楼有的能住几百户人家,一个羌族碉楼也为全村提供警戒和防卫。这是中国平民社会与西方等级社会的重要区别。现代人时常说中国文化有强大的凝聚力,能够融合其他民族,这点不错。但是,此凝聚力、融合力并非在于“和为贵”、“大同”之类某些文辞和说法,而在于其本质:中国文化很早就是平民社会的文化,它的平民社会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和为贵”、“大同”之类只是平民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而非空中楼阁的几个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凝聚力、融合性,关键就在于:平民社会的制度模式和文化理念,要高于周边民族的等级制度,更符合大众的利益。到今天,中国传统文化面对西方文化之所以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原因不在于怀旧等感情因素,而是因为西方的平民社会出现很晚,至今还没有彻底,依然带有很多贵族等级社会的色彩。

  有人说中国的民居方式是摊大饼,本质上说没错。从空中俯瞰华北平原,村落均匀地分散在大地上。但它的实质绝不是“摊大饼”这种故意贬低的词汇所涵盖的,而是土地资源相对平均分配的结果。中国古代以小农经济为主,每家每户的土地不多,除了大地主,大多都是自己干农活,住家如果离土地太远,从经济效益上就不好。所以,分散化地居住是小农经济生产资料相对平等的必然结果。不像欧洲,一个大庄园全是贵族的,孤零零的城堡或庄园,四周空空荡荡,因为贵族不愿与身份低下的低等级者住在一起。而且他们不用自己干活,低等级者替他们干活,贵族自己住的地方离土地远一点,丝毫不影响,所以,建在山坡上也无妨。 现在有的地方搞新农村建设,让农民“上楼”,之所以有时候效果不佳,原因就在于农民土地的位置。当农民还要靠种地为生,让他们搬进统一建造的楼房,看起来是提高了住房质量,是否提高成本不去说它,但就种地来说,距离远了,不方便,这是显而易见的。当然,现代社会农业已经不是最主要的财富产生方式。然而,在农民靠种地为生未改变之前,或者规模化农业还没有形成之前,让农民搬离靠近土地的住房,确实会给农民带来麻烦。今天,一些人对于中国农业的未来也有很多设计,但基本上都以美国式的大型机械化农场为模式,城镇化,让农民集中上楼居住等,都与这种设计有关。然而,中国未来的农业能否都像美国一样变成大型农场,我认为还得根据现实情况,不能一刀切。对于农村的住房,也应该实事求是。

  中国古代平民社会的居住方式同样反映在城镇建筑上。西方历史上城市不大,当宋朝开封已是百万人规模的城市时,同时期欧洲最大的城市威尼斯才不到十万人。那也是特权者的地盘,城市建筑也以大宅为主。有些欧洲城市,如罗马、巴黎、都柏林等,较早时候,低等级的人甚至住在地下。再比如像犹太人这样的低等级群体,在城市里被划定区域集体居住。原因在于犹太人不允许拥有不动产,所以,犹太人甚至不能在农村拥有一块地,当然也不能在城市拥有一所私人住房,只能在城市里住“集体宿舍”,也就是后来的“集中营”。反观中国,住类似“集中营”的,在宋朝是赵姓皇族,在清朝是“八旗”。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是有特权的少数人住“集中营”,在享受特权的同时,行动受到限制。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低等级者住“集中营”,既没有权利也没有自由。中国古代让特权者住“集中营”,某种程度上就是平民社会对特权者的抵消和平衡。

  镇远的城市民居也体现出平民社会相对平等的特征。例如,很多人都喜欢水岸住房。这在乡村不算稀缺,在城市就比较紧俏。要在西方,城市里位置优越的水岸房过去就是贵族独占了,现在就是有钱人瓜分了。而镇远的民居呢?沿水岸展开的一排住房,在以前,大致来说,从上到下的一溜是一户人家,这可能是徽派建筑与苗寨吊脚楼相结合的结果。苗寨每户人家都是楼房,以前底楼是家畜,二楼住人,三楼比较干燥做仓库。徽派建筑在其发源地,楼房也有,但是自家建自己的楼房。到了镇远这样的地方,等于各家共建楼房,每家都是从底楼到顶楼,不光从水景的角度,即便从景观的角度,也是相对平等。平民化住房显示了相对的平等,由此,某些公共事务就很重要。例如,在宋朝开封等大城市,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消防队。因为有了相对平等的平民社会,公共事务才被突出。如果是等级制度,贵族只需要管自己家的消防,与大家没有平等,不需要在消防上一视同仁。所以,西方的城市消防队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才出现。

  东西方住房的另一个差别是,西方等级制度的住房由于贵族远离众人,因此住房面积很大,距离掩护了他们的隐私。甚至在等级制度下,贵族主人洗澡之类也由下等人伺候,因此给人造成错误的感觉,以为他们很开放。事实上,等级制度下,低等级者基本没有隐私,西方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初夜权”就是贵族侵犯所有隐私的例证。保护每个人的隐私是平民社会的需要和必然。所以,中国的传统民居,各家住房的结构差别不大,有钱人最多大一点、装修奢侈一点。天井、四合院之类用高墙隔开,将景观内化,这并不是封闭,而是保护每个人的隐私。徽派建筑的马头墙也有此功能,原因就是中国古代的平民社会大家住的都很近,高墙就成为保护隐私的工具。上图中的马头墙防不了小偷,只能遮挡目光。相对来说,苗寨更开放些,没有天井之类的私人领地。因此,徽派建筑进入贵州,从保护隐私的角度说,也体现了中原文化与苗寨文化的差别。此外,内部建筑很多用木材,高墙用砖石,另一个功能是防火,隔断火势蔓延,为逃生争取时间。

  中国古代民居所体现的平民化特征,也并不是平均主义的。在一个村子里,表面上高墙深院都差不多,但内部各有差异。所谓藏富,也是因为富人与穷人基本上住在一起,只是私人空间有所划分。藏富是因为本来大家都差不多,现在有人富了,避免太嚣张而刺激他人。而等级制度下,高等级的所有特权都无可撼动,藏不藏,毫无意义。像镇远这样的古巷道里,既住着普通人,也住着达官贵人,内部差异也许较大,表面上的差异有限。平民社会的相对平等与保持差异,在中国传统的居住方式中,体现的非常微妙到位。在今天中国大城市里引入的西方房地产项目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即所谓档次问题。高档房地产项目虽然不以世袭的贵族身份来甑别购房者,但却以价格来设置门槛。基本上是在某一个收入水平上的人群住在一起,社区服务也相应等级化。在高档小区,虽然有些人努力凑钱也住了进去,但是,开一辆档次较差的车,穿一身普通衣服,不如人家的世界名牌,也给人造成很大的压抑。这是西方等级制度在今天的遗留。

  中国古代村落及城镇的平民化居住方式,还带出一个规划特征,即公共与私人的关系。民居个体注重隐私,但在整体布局上又注重公共性。除了前面说的防卫外,其他如用水,徽派民居大都有公共用水,或者是溪流,或者是池塘、水井。中国每个乡村几乎都有公共场所。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也不一样。西方城市古代就有大广场,甚至角斗场之类,与中国相比,简单说,中国的公共场所小而分散,西方的大而集中。如今,我们已经学的和西方一样。这个问题此处不再展开。

  最后说一个与居住规划相关的问题。现代城市经常搞什么CBD,即中央商务区,这是向西方学来的,它造成的结果之一是,大城市里的居住与工作分得很开。对于老板,就像西方古代对于贵族一样,没什么关系。但是,对于员工,就像西方古代对于低等级的劳动者那样,就不太方便。事实上,城镇商业区与居住区分开设置的方式,源于古代方便收税的需要,中国很早就改变了。镇远的民居像很多中国南方城镇民居一样,一般都是底楼商铺,楼上住家,再扩大一点就是前店后厂。中国传统的城市或城镇如果有相对集中的商业区,也不会排斥各色人等的居住。这种城市平民化的居住、商业功能的混合设置,比较适用于手工业、小作坊,不适合于大工厂、大商场。从单个工商个体来说,大而集中体现了效率和效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垄断性商业巨头占统治地位,恰恰是贵族等级制度的体现。分散化的中小企业,更体现出平民社会相对平等的要求。

  东西方建筑和居住方式的不同,与各自社会结构的不同有必然关联。总体上说,中国传统民居体现平民社会的相对平等,也包含了自由竞争。而西方建筑和居住方式,原先就是等级制度的产物,到今天依然有很多等级制度的文化残留。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还缺乏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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