隈研吾：《负建筑》书摘

　　在不刻意追求象征意义，不刻意追求视觉需要，也不刻意追求满足占有私欲的前提下，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建筑模式?除了高高耸立的、洋洋得意的建筑模式之外，难道就不能有那种俯伏于地面之上、在承受各种外力的同时又不失明快的建筑模式吗？

　　本书是一本不止于谈建筑队建筑书。作为建筑，何为“声”？何为“负”？在隈研吾看来，负建筑绝非是失败的建筑，而是人类真正需要的建筑。

　　分割、批判、形式

　　从分割到统一

　　建筑物这个东西或许是全社会的矛头所指。当谈及公共事业、土建业时，人们往往把建筑物视作“恶”的代名词。为什么建筑物会被人们如此的厌恶呢？这种状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问题是出在与建筑物相关的事物上，还是建筑物本身的存在上？我想从这些基本的问题开始进行探讨。

　　人们讨厌建筑物是有缘由的——因为它有许多负面因素。首先是体积庞大。在我们日常接触的对象中，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比建筑物更大的东西。大是建筑物的标志，也是建筑物的定义。在通常情况下，建筑物的建造一方，如建筑物的开发商和建筑师等，都愿意把建筑物建造得醒目而招摇。这样一来，建筑物显得越发庞大，或者说视觉效果比实际上还要大。其结果却是越大越碍眼，也越受到人们的厌恶。

　　人们讨厌建筑物的第二个因素是其对物资的消耗。因为体积大，建筑物的建成自然需要大量的材料，这就无可避免地要造成物资的消耗。地球上的资源有限，并且已经开始枯竭。能源也是如此。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对物资的巨大消耗没有理由不受到厌恶。

　　人们讨厌建筑物的又一个原因是它的不可逆转性——建筑一旦完工就不可能轻易地拆除或重建。能够轻易重建或销毁的东西就称不上是建筑物。因此，人们不喜欢或不满意的建筑物一旦建成，就会给生活在其中的人带来许多痛苦。与人的生命长度相比，建筑物的寿命恐怕要长很多，所以，在不喜欢的建筑物中生活的人不得不忍受到自己死亡的那一天。虽然20世纪以后建造的建筑物，其实际寿命并不是很长，但给我们的感觉并非如此。与人类纤细、柔弱的体质相比，建筑物显得异常地结实和长寿，甚至会让人感觉到它似乎在嘲笑人类短暂的生命，这就使人越发讨厌建筑物。可见，建筑物的这种时刻张扬的不可逆转性实在令人厌恶。

　　建筑物的上述三个因素是其不可避免的宿命。与世界的庞大相比，建筑物的绝对体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时，三个负面因素反过来又成了建筑物的长处。人们在追求大体积、多耗材和长寿命的过程中建造出一座又一座的建筑物。当然，并不是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具有能够建造建筑物的特权。能建造建筑物的“强者”数量有限，建筑物因此基本上属于相对稀少的存在物。正因为稀少，其体积大、耗材多和寿命长的特性都能够得到宽容。

　　当建筑物的体积超过一定的临界值，就会引起人们的警觉。远在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有关建造建筑物的规范和相关的规定。不过，人们真正推出对建筑物的限制规定是在20世纪初。1784年，巴黎提出了限制建筑外形的规定，但1916年为防止高层建筑破坏城市景观而实行的纽约区域规划制度，才是今天建筑规范的初始原型。然而，尽管对建筑物的外形有了约束，但对建筑行为本身却没有施加任何限制。20世纪里，人们以前所未有的势头不停地建造建筑物。用“建筑的世纪”来概括20世纪，似乎并不为过。

　　建筑物已经供大于求。尽管如此，建筑业非但没有受到抑制，反而不时有激励性措施出台，以期重振正在趋向萎缩的建筑需求。

　　社会与建筑业息息相关。进而言之，相比于建筑物本身，社会更需要的是建筑行为。因此，不管建筑物如何泛滥，社会都不会对建筑行为叫停。建筑业必须自始至终地受到鼓励。

　　由此，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两种激励性措施：一种是住房抵押贷款政策；另一种是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的政府财政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备受住宅问题困扰的美国正式启动了住房政策。这一时期，欧美国家普遍面临严重的住宅不足问题，但所采取的措施却截然不同。欧洲国家有计划地建设公共集体住宅，仅在20世纪20年代就建起了500万户。美国则积极地鼓励民众建设独立式的私人住宅。1934年，美国成立了联邦住宅局(FHA)，专门负责管理长期的超过总建设费用80%的低息住宅贷款并实行优惠税率。也就是说，相对于欧洲国家由政府提供建筑物的做法，美国以唤醒和激发个人的建筑欲望作为政策的导向——这就是对建筑业的所谓激励性措施。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措施分别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由于住房易得，租金低廉，所以很难指望凭此唤起欧洲人积极投身工作的热情。要想真正提高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并促进消费，就必须采取其他措施，如实行强制性连休制度等。

　　美国的住房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为了偿还住房贷款，开始像奴隶般辛勤工作。不仅如此，背负住房贷款的人在政治上也明显地表露出保守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政治的稳定。显然，美国的住房政策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都卓有成效。不仅是经济，而且包括政治在内的整个社会都对住宅建设行为表示出极度欢迎。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其于1923年出皈的著作《以建筑为目标》一书的结尾处，用“是建筑还是革命”的这一名言作为结束语。这句话用来点睛这本彻底批判以往旧建筑，并官告革命性的现代主义建筑已经出现的书最合适不过。但是，如果你深入研读这本书，会发现正是住房贷款制度成就了柯布西耶的预言。对此，端足革命家的架势并利用反体制言论而成为明星的柯布西耶一定会气急败坏地加以反驳。然而，那些利用住房贷款获得了私有住房的中产阶级们早就把革命理想抛到九霄云外，兴高采烈地行进在保守派的队列之中——这的确应验了“是建筑还是革命”这句话。

　　美国的政策渐显其效，住宅建设的数量迅速增长。1933年住宅动工数量是九万三千户，1934年联邦住宅局成立，1940年这一数量一跃飙升到六十万三千户，这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不仅建筑业本身的投资额大幅增加，而且购建私房的人们在与住宅息息相关的物品——从窗帘、家具等装饰用品到家用电器、庭院等——上也普遍投入了大量金钱。一旦有了建筑私房的欲望，人们往往会失去理性，一味地满足这种超出实际需要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