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兵马俑再发掘，破解“兵阵”文化密码

　　要说中国的历史文化遗迹，秦始皇陵最为神秘，从葬的兵马俑最为壮观。千古一帝的寝陵被太史公描绘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异怪徙藏满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让古人、今人和后来人充满着无尽的浪漫想象;兵马俑则以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让全世界为之赞叹。

　　已经发掘的兵马俑蔚为壮观，分为三坑。一般认为，一号坑为“右军”;二号坑为“左军”，为步兵、骑兵和战车组成的混合编队;三号坑为指挥部。俑坑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现代人莅临现场参观，依然感到无限的心灵震撼。兵马俑甫发掘就引起全球关注，被称作“二十世纪考古史上的伟大发现之一”，有着“世界第八奇迹”的美誉。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6月13日，一号坑再度发掘，考古学家们希望还原更多的历史真相，透析更多的文化信息，破解覆盖其上的更多谜团。虽然这次发掘的面积不过200平米，还不足一号坑14260平米的零头，但是考古学家门非常期待：一是能否发现文官俑?根据秦朝时期的战阵情况，军队建制有武官必有军师。但从1978到1984年两次发掘一口坑的情况看，6000多兵马俑唯独缺少文官俑。这次发掘，能否实现突破?二是能否发现更多的秦代武器?一号坑曾经发掘出长铍，金钩等绝门兵器。三是能否发现原生态的彩俑?四是真的有欧洲面孔的陶俑?

　　这些疑问，尚是细节性的文化命题。由于兵马俑隐藏着太多太多的秘密，不要指望这次考古能够解决太多的谜团。相反，由于考古工作的深入，极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历史谜团。

　　战阵三军的说法，源于“秦俑之父”袁仲一。但是陕西师范大学的研究却颠覆了这个说法，他们认为，从现代人的观感和常识看，称作“兵马俑”或许正常。但是在中国古代丧葬文化中，以兵作俑却是要犯大忌讳的。古人讲求事死如生，纳入俑的，必须是亲近的人而不是一般的战士兵勇。就此而言，秦皇兵马俑的“俑”应该是指的亲兵和卫士，而非象征驰骋战场的一般战士。否则，俑的身份如果是战场上的一般兵勇，那不仅不合礼制，也有违秦始皇千古一帝的自负。

　　由此引申开来，用实战军阵陪葬的说法也就没有了道理。始皇帝虽然生前杀伐过重，但自一统六国，就希望“使后无战攻之患”，期冀长生不老，始皇乃至万世，做他的逍遥皇帝。西汉贾谊《过秦论》说得明白：“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L，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如果说始皇死了之后还摆大阵仗，那不是死了都不消停吗?此外，秦朝兵阵讲求“伍法”，兵马俑一、二、三号坑的排列组合根本不合秦军阵法。更有趣的是，咸阳城的都城遗址至今是谜，群俑“宿卫”京城的说法也只能是一种假说。何况，这么排场的兵马群俑场面秦始皇只会留给自己用，不会用作其他。

　　所以，著有《秦始皇帝陵近臣侍卫郎官俑与中国古代文明―― “兵马俑”证谬》一文的刘九生教授认为，秦皇兵马群俑反映的历史现场应该是秦朝体制下的“郎与郎制”。这一体制包含了我们通常所谓“三公九卿”之“九卿”中的奉常、郎中令、卫尉三个系统。“郎系统”意味着秦人贵族血缘亲属关系的超稳定结构及其更为古老的史前渔猎传统，关乎秦国家机器的运作，关乎秦国之兴与秦朝之亡。

　　按此解读，兵马俑的意义就单纯了寻多，彰显了秦朝政治体制的礼制特点和文化属性，即是始皇皇家仪仗队的真实写照。确实，从出土的人俑、车马、兵器等形制看，规格高昂、标准统一、气象宏大，这绝非一般的军队战阵所能比拟。尤其是人俑部分，其身高平均，高于现代中国人，而且相貌堂堂，军容整齐，活脱脱的仪仗队形象。陶俑的色彩艳丽，更是活脱脱的佐证。直至今天，几乎所有国家的仪仗队的穿着还都是要比普通部队要艳丽许多。甚至出现欧亚人种以及绿脸人的形象，恰恰反映了当时秦朝政治开放的现实。秦自孝公启用商鞅变法，大胆启用六国人才，从卿到将不一而足。值得一提的是，秦国源于西北，和西戎地缘交接，加上施行军功制，因此秦朝仪仗队和军队里不乏来自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士。

　　考虑到这些兵马俑强烈的写实意味，其美学要素完全不同于关东地区中原各国的写意趣味。不排除秦地文化也受到了欧亚文化的影响，因为从秦俑巍峨的陶塑里，依稀有古罗马雕塑的影子。

　　因此，这次一号坑的重新发掘，应以宏大的历史文化视野去采集破解兵马俑之谜的证据，而不应满足于获得微观的具体的实物发现。秦始皇离我们太久远了，秦陵地下的秘密一环套着一环，现代人宁愿客观地让这些谜团重叠相加，也不要过于急切地获得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