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痕于乡土建筑
楠溪江边,日影中更深的褐色便是一座一座村落,芙蓉、苍坡、鹤湾……名字如佩玉玲珑有声。当这样的中国乡村逐渐退出现代人视野之时,陈志华等人用田野调查和文字记述,“找回”我们曾经的生活样态。《中国民居五书》近日出版。 “炎炎盛夏,在岩头村丽水湖尽头的乘风亭里,静静的小石条上备有解暑的凉茶,亭角还有可以解决简单炊饭的柴草锅灶,柱子上挂着一串串金黄色的草鞋,备行路人更换。亭内有幅对联:‘茶待多情客,饭留有义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笔下的中国乡村山水温润、乡情疏朗。但这幅悠然的图景,正渐行渐远——千城一面,远游的人不会再在飞越关山重重之后,因为远远望见“自己的”小山村,翻起心底日渐萧淡的乡情,更无法再得“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的乡间野趣。 时光的销蚀与人为的毁坏令人黯然。接受采访时,陈志华如此描述中国乡土建筑的保护现状:“这是一个乡土建筑的大崩溃时代,没有办法,即使保护下来的例如诸葛村,还不好说将来是什么情况。”语气悠缓,眼神却长久地凝视着,仿佛凝视着一团空无之物。 “在对遗产保护没有把握的前提下,我们至少能做到‘记录’。”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乡土建筑研究小组的罗德胤这样说。过去20年里,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率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乡土建筑研究小组的200余名学生,调查了中国13个省份100余个不同类型的村镇,用3000余张建筑测绘图纸和40余部关于乡土聚落的研究报告,记录下变化中的中国乡村。同以往研究采取单纯、孤立地进行建筑测绘不同,清华建筑学院的第二、第三代研究者们,承袭梁思成、刘敦桢一代学者开创的从文化本质的角度研究建筑的方法,将历史、社会、文化的考量引入建筑研究,开出乡土建筑研究回到时间现场、生活现场的新格局。 长期以来,这些经由田野调查得来的第一手资料,不是锁进抽屉,就是以学术专业图书的形式在圈内流传,鲜有机会被公众阅读。2008年,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投入1000多万元,启动面向大众的“中国古代建筑知识普及与传承系列丛书”工作,旨在将数十年中国乡土建筑的田野调查成果,结集为可读、好读的大众读物。 丛书以“著名学者写著名建筑”为题旨,约请清华大学建筑名家,将数十年研究成果大众化、普及式书写,试图将艰深的学术研究引入公众生活。迫于乡土建筑保护的紧迫性,原计划两年后推出的《中国民居五书》,提前于今年完成。 5月12日,为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建筑知识普及与传承系列丛书”之《中国民居五书》,陈志华教授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与20余位青年师生座谈。谈及乡土建筑保护的种种困难,耄耋老人言辞恳切、忧虑甚重,座谈结束后,记者闻到他的身上,满是“丹参滴丸”的味道。 最喜楠溪书卷气 “去新叶村的时候,正是秋天,村落的面貌极好,建在浅山区和深山区的过渡地带,田地沿斜坡展开,旷野里的桕子树红了,斜坡上深深浅浅的红和黄和绿,漂亮极了。”南方山村在李秋香的回忆里灵动斑斓。 1989年,陈志华与李秋香一同组建了“乡土建筑研究小组”,随后,酷爱摄影的楼庆西加入进来。最先调查的点,正是浙江省的新叶村、楠溪江中游村落和诸葛村,“楼庆西用的照相机,还是从资料室借的营造学社在抗战时期的老相机。不知道如何对光圈,就买了对光圈用的表”。第一笔调查经费实际上是建德市风景旅游局叶同宽的资助,陈志华他们因为自己没有经费,又需要做研究,于是接受了。陈志华说:“我至今也不好意思问叶老师,这笔钱到底是谁出的?” 新叶村是他们的第一个点,调查方法则从头开始,摸索着来。事实上,很容易就接通了刘敦桢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住宅概述》中所写的方法核心。刘敦桢在抗战时期调研乡土建筑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民居建筑从文化内涵到建筑手法都极具价值,此后,民居研究进入建筑学研究的视野,并贯通农村社会文化的研究与对建筑空间形态的研究。“只要你走在村舍的小径中,就会不由自主地追问:这条小路曾经是做什么用的,逢到集市又主要卖什么?祠堂的功能是什么?为什么会建成这样?民居,是众生居住的地方,与生活最贴近,对世情人心的反应也最灵敏”,“所有建筑的功能,都在文化中演绎,文化的信息附着在建筑之上,定义建筑的功能必要与社会、历史、民俗相关联。”李秋香说。 最令陈志华心折的当数楠溪江中游村落,而今仍历历分明。“那种美,很怪。我到过100多个村子,至今最喜欢的还是楠溪江”,“渗透在村落和房屋里的,是浓郁的耕读文化的书卷气和乡民们淳厚朴实的性格、青山绿水常年陶冶出来的对自然的亲和感。”陈志华说。 透过《中国民居五书》的记述,楠溪江河域像一棵树,又像一张树叶,支流曲折,繁复如叶子的脉络;青山如黛,投影在水中又把水染成青和绿。日影中更深的褐色便是一座一座村落,芙蓉、苍坡、鹤湾……名字如佩玉玲珑有声。“浙江民居,大多是徽派建筑,唯独楠溪江不是。宋代以降,很多文人、理学家回到楠溪江,亦耕亦读”,由此,楠溪江蕴养了诗礼传家的士大夫气,“而这是我们中国古老农耕文明的根之所在。”李秋香说,楠溪江的建筑便是寄情山水、耕读传家的情怀和生命心迹在现实生活中的物化:与商人囤积财富和禁锢女性的徽派建筑不同,楠溪江的建筑样态极飘逸、轩敞,没有森严的围墙,更多的只以篱笆随意地分隔公众与私人空间。建筑材料多为素木、石材,点点池塘,不经意地收纳了山光云影,村落间的长亭短亭名字极尽雅致,楠溪江苍坡村有“望兄亭”、岩头村有“佑君池”。 楠溪江的芙蓉村曾经也极美。通常江浙一带的山很少有奇峻险峰,但芙蓉三崖却是突兀的巉岩。日落时分,山崖倒影在村头的池塘间,染成淡粉的芙蓉色。同许多中国古村落一样,芙蓉村建村以民间风水学规划。陈志华说,自己是不信风水的,但认定中国乡土建筑受宗法制度、科举制度和多神崇拜对中国民居的影响。 现实种种,幽默一种 在陈志华看来,要了解中国农村的现实,了解乡土建筑背后百姓生活的历史,唯有进行田野调查。而调查本身又是一个不断提出疑问、丰富信息、修正判断的过程。例如,人们一说到农村建筑以宗法制度为空间分布原则,总惯性地认为家族中的长者一定住着最好的房间,但今天的农村常常是把最好的房间给有生育能力的人居住,老人则住在条件并不那么好的地方。 对世态人情如此细微的观察,或许来自陈志华以社会学而入建筑学形成的思维方式,或许来自他从小生长在浙南贫困乡间的个人经验。其对农村的关切与此不无关系,曾经打动陈志华由社会学改学建筑学的缘由之一,便是梁思成提出的“住者有其屋”。 农村生活的经历,丰富了陈志华和李秋香读解乡村建筑文化信息的方法与角度。一边做建筑测绘,一边进行社会学的文化调查,走了很多南方的村子,陈志华已经习惯了进村就问主事的人要家谱翻看。大多数村子都有家谱,这些家谱就是陈志华眼中的百科全书。但在他看来,而今的家谱也不大可信,曾经碰见有一个村,专门给人家编家谱——“李”姓家族,通常都很好编,碰到不够昌盛的姓氏,则想办法把祖宗编成从李世民一脉来,某娘娘被逼出宫时,有身孕在先,虽落户贫贱人家,却仍是皇族血统。这些轶闻随村中长者口口相传,变得越发有意思。不论真伪,夏天坐树荫下说闲话,陈志华爽然笑道:“那是越扯越好玩”。 在乡野之间,与真实的生活如此贴近,几乎让田野调查的辛劳变得微不足道。揣一袋干粮在山野中跋涉,二十来天不能洗澡,住的地方有时是老百姓的灶台,有时是仓库、未完工的民房,正视这种种困难,是陈志华和李秋香眼里做乡土建筑研究的必要素质。“当年,去楠溪江的公路上死人的车祸一天八起,但还是要去,我们运气不错,可能是因为“文革”中我有8年写检讨的经历,对老天比较恭敬吧。”无论讲述怎样的辛劳,陈志华总喜欢以一种冷幽默的方式来化解。 “有用的一天终于被我们等来了”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让传统民居的保护需要应对更多不利因素。去年冬天,我坐飞机去宁波,飞机降落的十分钟里,我看到下面的农村一律成鱼骨形,成片成片的、兵营一样”,据陈志华了解,如此千城一面、令城市规划师忧心的趋同之风,很快为农村仿效。年初,一项名为“京郊农村建设模范”的评选活动,“20个候选对象选10个,其中之一的参评语,赫然写着该村71栋别墅,是用一张图纸建的——如此说来,我们建筑学院的学生都要失业了吗?”陈志华表达了他的忧虑。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印证了惨淡的现实:以浙江为例,7万个普查对象中没有一个完全符合建筑遗迹考量标准的村落。 如果没有保护的把握,至少先留下记录。但研究和记录的脚步再快,依然赶不上破坏的速度。李秋香说:“差不多1995年以后,我们进入抢救性保护阶段,以往调查一个村落需要两到三年,现在一年要出两到两个半村落的调查报告”,再则,“我们真正觉得难的,倒不是调查中面临的困难,而是整个行业内的风气阻碍着研究,我们积累的第一手材料,常常被某人断章取义地戴上‘某某规划’的帽子,赚取学术声名。如此功利化的学术风气带来的是随意篡改材料,他的表述常常与我们表述的真实信息相悖,太多的二手学问被读者吸收,后果不能想象。” 而陈志华在座谈中谈到出版乡土研究报告的诸多周折,亦令人动容。上世纪90年代初,在国内没有出版途径、没有研究经费的困局中,碰巧陈志华到台湾探亲,碰到台北建筑师工会的主事人,许诺为陈志华等人出版新叶村的研究报告,并以预支稿费的形式提供下一步的研究经费。台湾版的《新叶村》终于面世,可气而可笑的是,作者署名尽是台北建筑师工会的主席、副主席。 第一次合作不欢而散,接着台湾汉声出版社又承诺给陈志华他们出版下一个村落“楠溪江”的调查报告,“书到底还是出了,可还是没有任何署名。在参与此书工作的人员中,连汉声的出纳、会计的名字都有,就是没有我们的名字。”“彻底的无名无利,但只要我们留一份底稿也好,总会有有用的一天”,陈志华说,“现在看来,有用的一天终于被我们等来了。” 代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与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接洽丛书编写一事的王贵祥教授,道出了建筑学基础研究者的境遇:“乡土建筑研究是长期性的工作,很难立刻见到成效,有了成果之后,又难有发表的地方。这影响了研究的推进。”“营造学社时期,是朱启钤私人出资资助中国古建研究,而今有‘雪花’这样有见识的企业资助,但愿这是一个好的开端,能有更多中国企业以不同的方式,资助中国文化基础学科的研究。” 诚如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群在丛书序言中所言:“当我们开始行动时,由我们自己的无知产生了两个惊奇:一是在这片天地里,有这么多的前辈和新秀在努力和富有成果地工作着;二是这个领域的研究经费是如此的窘迫,令我们瞠目结舌。”“直到启动这个项目,我才知道清华的老师们连办一本《中国建筑史论汇刊》所需的20万经费,都颇费踌躇”,王群的表述恳切、朴实,“世界上绝大部分有名的产品及品牌,都各自建立在自己文化背景之上。那么,一个中国企业所可能依托的文化背景是什么,我们希望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研究尽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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