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冠方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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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它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借喻国之重器、鼎盛中华;有人说，它像古时论两称斤的斗，取意天下粮仓、富庶百姓;还有人说，它像古人头上的冠帽，故此得名“东方之冠”。而且，既有评论说它雄浑威仪，体现了国家气度，也有观点认为，它太过庄严，有损亲和。 但不管人们如何议论，这座层叠出挑的红色倒锥形建筑已然耸立在上海浦江东岸，古朴大气，静静地期待着绽放的一刻。 在设计者看来，它不仅仅是上海世博园里的中国馆，也不仅仅是一座能引来世人关注的建筑。它更像一个在国家重大建筑上发言、亮相的机会，是中国建筑界的一次集体展示。在西方建筑师独领风骚的今天，这样的机会尤为难得、尤为可贵。 中国建筑师的机会 站在上海浦东世博集团大楼(现为世博局办公楼)楼顶，朝黄浦江方向望去，何镜堂心里很不平静。 天气晴好，视野极佳，何镜堂能够清楚地看到浦江两岸、卢浦大桥和南浦大桥之间有两块空地，一大一小，隔江相望。根据国家已经批复的建设规划，那里将成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地。作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何镜堂对纵揽两岸的园区规划赞赏不已，他深信，这片总面积达到5.28平方公里的广阔空间足以让建筑设计师们大展拳脚。 不过，兴奋之余，何镜堂也有一丝忧虑。规划区内，平整土地才刚开始，大片的老厂房、居民楼尚未拆除，十几辆推土机在高低不平的荒头滩地上往来奔忙。当时已是2007年4月，距上海世博会召开仅剩下三年多的时间，规划面积如此之大，能否如期完工?跟建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何镜堂，确实有点犯嘀咕。而眼下，最要紧的是赶紧拿出中国馆的设计方案。年近七旬的何镜堂就是为此从广州赶到了上海，与近百位国内同行一起，参加由建设部、世博集团和中国建设学会三方举办的中国馆设计招标会。 时任世博集团世博项目部副总经理的施建培对那段忙忙碌碌的岁月记忆犹新。“我们花了两年时间进行前期规划，初步确定了一轴(世博轴)四馆(中国馆、主题馆、世博中心、世博文化中心)作为永久性建筑。到2006年底，中国馆的各项规划指标都已确定下来。”在规划书里，中国馆分成国家馆和地区馆两部分，国家馆承担国家层面的展示任务，将作为永久陈列;地区馆将为31个省市自治区提供展区，世博会后辟为商业展览中心。 与此同时，世博集团提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创意――向全球华人公开征集中国馆设计方案。直至今天，接受记者采访的建筑界人士依然对当初这个打破常规的做法称道不已。要知道，中国近几年兴建的标志性建筑大多由国外的建筑设计师主揽。中国人即便参与，也只能以联合设计者的身份出现。其中况味，建筑界内部感触最深。所以，中国馆设计征集方案一传开，中国建筑界立刻还以最积极而热忱的响应。发布会一下子来了一百多位，建筑界有影响的人物悉数到场。 发布会结束后，与会人员都被请上楼顶，世博园总规划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吴志强指着浦江两岸的园区预留地，向大家描绘了3年后的景象。何镜堂特意朝紧邻黄浦江、位于视觉中心位置的地方多看了几眼，按照吴志强的说法，那里正是中国馆的所在地。而在当时，那里还有一座4层高的楼房尚未拆完，是上钢三厂的老厂房。 作为建筑学院士，何镜堂被大家推举出来，在会场上表了个态：“对中国建筑界而言，这是个机遇，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 何镜堂深知这份责任的重量。中国馆第一次出现在世博会上，是在1876年的费城。与其叫“馆”，不过是800多平方米的一处展区而已，展区前面设置有木质牌楼，上书“大清国”字样。此后，简化的传统建筑式样一直是世博会上中国馆的主流，直到近年才有所改变。但中国馆始终被当成一项展示工程，大多由展览设计师操刀主理。这一回则不同，中国馆真正被视作一座建筑，将由建筑设计师主持。历史上不乏超乎想象、影响深远的世博建筑，如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布鲁塞尔的原子球馆、西雅图的太空针塔等等。在中国本土举办的世博会上，中国馆将以何种姿态亮相?意义显然超出了建筑本身。 何镜堂也知道，上海方面的决定冒了不小的风险。这些年来，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接受乃至欣赏国外建筑设计师的作品，直接邀请知名国外建筑师来设计似乎把握大些、风险小些，但历史决定为中国建筑师留下机会。有鉴于此，何镜堂下决心搞出点名堂。 344件作品装了两卡车 广州，五山路附近一处别致的工作室里，灯光常常彻夜不息。何镜堂率领的团队正全力以赴。 碰头会每隔几天开一次，大家畅所欲言。人人都同意应当设计一座有中国味道的建筑，却从未达成任何统一的意见。中国文化悠久博大，可供选择的意向实在太多，戏剧、书法、绘画、器皿、园林、四合院……但拿出任何一件似乎也无法代表中国。一个月时间在不断的否定与争论中飞逝而过，眼瞅着离招标截止日期只剩了三个星期。何镜堂不得不将团队成员一分为三，人少了，争议自然少些，可以迅速着手。 “别的馆限高24米，而中国馆可以做到60米，拿到规划书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一定要利用这个高度。”倪阳说。所以，他让四根方形立柱架起一个平面空间，相邻的两根立柱之间仿佛一扇橱窗，契合“展示”之意，取名“四面橱窗”。倪阳至今保存着这一稿的设计草图，记者怎么看怎么觉着，它的造型很像家里常见的四腿小方凳。设计要求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一层平面空间显然达不到要求，倪阳又在顶部继续加了几层。展陈面积倒是上去了，可变成了“大脑袋”、“小短腿”的造型，显得头重脚轻，美感顿失。为了平衡，也不知谁出的主意，大伙把顶部“削”成倒锥形，使外沿出挑，后来又增加了具有层叠搭接感的木构架作为外立面装饰。颜色是一早就确定下来的红色，大家毫无异议。 倪阳左看右看，觉得挺满意。“架空升起，有种昂扬振奋的精神，层层出挑，显得强劲有力。”至于设计出来的造型到底像什么，倪阳倒没多想：“当时反倒是在追求一种不确定感，不想把它定义成某种东西。”为了强化这种含蓄、隐约的现代气质，倪阳又在建筑之外设计了一个水幕立面，仿佛一个半透明的盒子包裹 着一枚精巧的红色芯核。不过最后这一笔差点使这个设计与中国馆失之交臂。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大伙忙忙叨叨地建好三维模型、做好效果图和设计文本，赶在截稿之前，送到了上海世博集团负责招标的办公室。那阵子，招标办公室忙得不可开交，工作人员接听了近千个电话，接待了几百名访客，都是来咨询的。全球华人设计招标，尽管没有前人的经验可资借鉴，却换来无数热情的参与和支持。从年近九旬的老者到稚气未脱的学童都送来了自己的作品，有位上门送稿的老人，特意穿了一身唐装，以表心情。全国各大建筑设计学院、研究院、规模较大的设计公司当时几乎都在忙这一件事，热情颇高。 6月15日，截稿前最后一天。一大早，交稿队伍就在办公室外排起了长龙，有人捧着设计文本，有人搬着建筑模型。办公室的门直到夜里12点才关上，一天之内总共收到270多份设计方案，厚厚的文本堆了几十米高。办公室原先估计能有一两百件就很不错了，最后一共收了344份，分别来自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和欧美等国。点一点，大陆有名望的建筑师设计团队差不多到齐了，单清华大学就送交了十几个方案。 第二天一早，两辆大卡车载着344件设计作品从浦东运往浦西的评审现场，当天是个周六，但全公司的人都跑来帮忙。344件作品被小心翼翼地卸下、摊开，热热闹闹地铺满了一间会议大厅。大家仔细拆封、登记，为每件作品编号，以保证盲选。不过，把这堆满一地的文本、模型都拿到评审会上显然不可行，工作人员于是想出个便捷的法子。大家对每件作品的设计图进行了翻拍，做成幻灯，这样就方便了评审。大厅一旁，上海市公证人员见证了整个过程。 即将展开的评审一共三轮。头一轮是从344件作品中选出20件，第二轮再从20件中选出8件，最后一轮再从8件中推举3件，供有关部门抉择。 落选设计捡回来 程泰宁老先生成为头一轮评委中唯一一位两院院士，其实很偶然。 出于回避的考虑，建筑界多位院士都无法担任首轮评审的评委。程泰宁原本也打算参与投标，却在召集团队开会的头两天突然病倒，住院两周，无奈错过了机会。“没准儿是老天准备把另外一项任务交给我。”老人半开玩笑地聊起了话题。 第一轮评审同样循序渐进，从344件选出100件，再选出50件，最后剩下20件。一件件设计作品在投影幕上依次闪现，风格迥异、各有千秋。评委们面前摆着选票，看到欣赏的作品，就在与之相应的编号下打钩。因为一时有事抽不开身，等程泰宁赶到评审现场时，作品已经被删掉了294件，老人只参与了前20名的投票。 说句实在话，票是投了，前20名也选出来了，但程泰宁总觉得欠点什么，他隐约觉着找不到一个特别鲜亮、特别有意思的设计来。带着心底的一丝遗憾，10天之后，程泰宁又参加了第二轮评审会。因为许多单位和个人的作品在首轮中被淘汰，评委选择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所以第二轮的评委换了一大半，其中好几位都有院士头衔。这一轮将从20件作品中选出8个。 由于作品数量大幅减少，第二轮的评审更加审慎、细致。20个候选方案的设计图被贴在靠墙展板上，一溜儿排开。这轮评审也给了评委们充分品评、讨论、交换意见的时间。每个人都明白这轮评选草率不得，选出来的8个方案将被进一步修改和深化，直接影响到最后的结果。更何况，8个方案各有所长、各有特色。有的简洁大方、功能布局合理;有的线条优美、现代感强;有的取材于中国山水，有的借鉴了传统的如意结，还有的从树叶漂浮于水面上获得了灵感，不认真看看、仔细想想还真难以决断和选择。讨论开始之前，评委们大多在翻看20件作品的设计文本，也有人在展板前面走过来、踱过去，每张图纸都得瞧上半天。心急的，已经三三两两地在小范围内议论起来。 程泰宁却有点特立独行。“因为我参加过上一轮的评审，对这些作品比较了解和熟悉，就没在上面花更多时间。”老人解释说。他一个人Q到会议室的一角，那里的桌子上摆着几厚摞设计文本。工作人员介绍说，那些是已经落选的设计，如有兴趣也可以翻翻。 文本按20名至50名、50名至100名、100名以后的顺序分门别类地码放着。程泰宁参与过50进20的评选，所以他一伸手，就从排在50名之后的设计看起。老人心里其实有个若隐若现的期待：没准儿能碰上个让自己眼前一亮的作品。 还真就让他碰上了。 “第一眼看见它，我就感觉跟其它设计明显不同。我一直觉得，世博园里的各个国家馆肯定是五光十色、光怪陆离，我们的中国馆恰恰应该反其道而行之，要大气、要庄重、要镇得住。”程泰宁看上的这个设计，大胆使用了鲜艳的红色，层叠挑高，倒椎体造型雄浑古朴，极富中国气息。唯一遗憾的是，外面罩了一层帘幕，仅从效果图上看，模模糊糊，特色不彰。老人估计，这便是它落选的重要原因。因为在首轮评审中，评委们只看到了做成幻灯片的效果图，绝没有时间和精力把两卡车的资料全看一过。 毕竟是对评审对象有所触动，程泰宁对自己的想法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他赶紧招呼了几位评委一起来把关，大家一致建议程泰宁在随后开始的讨论会上推荐一下。受到这个启发，又有评委从已经落选的方案里，挑了一些出来。当然，只有程泰宁的推荐获得了通过，足见第一轮的评审大体还是合理的。 讨论时，程泰宁道出这样一番见解：“中国建筑界有种被西方文化裹挟的倾向，西方的建筑艺术注重形式，以怪异、新奇的陌生感为美，这与中国传统审美倾向并不一致。”而他所推举的这个设计与西方的新奇、怪异很不一样，一看就是中国的东西。 结果，从落选纸堆里淘出来的方案获得评委全票赞成，以最高得票数进入最后一轮的角逐。这样的峰回路转，不禁使人联想起悉尼歌剧院的诞生。1957年，233份设计参与了“悉尼歌剧院”的设计竞标。美国建筑大师沙里宁对业已选出的10个方案无一满意，却在遭淘汰的方案中找出了丹麦建筑师约恩伍重那份只有寥寥几笔的设计方案，结果正如沙里宁的预言，悉尼歌剧院成了“伟大非凡的超群创作”。程泰宁很希望这个失而复得的方案也能蟾宫折桂并被世人认可。 评审结束，设计者名单也随之公布出来。程泰宁一看，自己所推举的方案上设计者署名：倪阳。 难以取舍的两个方案 尽管该设计的基本品质获得肯定，评委仍对华南理工大学的方案提了不少意见，如国家馆入口空间过于局促，斜坡式的展室空间不符合展览要求，馆内垂直交通的布置也欠合理;特别是建筑造型的形式感虽强，但意向稍弱，提炼仍觉不够;建筑里面的构件尺寸过大，缺乏对比，肌理显得过于简单……第三轮投票在8月中旬，此前的一个月时间里，所有入选方案都将进行修改与深化设计。 对于设计师而言，修改的难度也许并不亚于最初设计。后者可以随意挥洒，前者却常常得根据大众审美、功能需要与专家、领导意见而做出妥协，这其中并没有是非对错，只是观念和思考角度不同而已。 倪阳说，他们取消了罩在外面的幕帘，以使作品看上去更加清晰、震撼，但原本想要的隐约、含蓄的气质便没有了;入口处由原来的缓坡式设计改成了大步级，75级大台阶烘托出国家馆的气势与庄严，可达性、亲民性或许就差了一些;顶部实体部分原本是中空的，造型更轻巧，但考虑到展陈的需要和便捷，也不得不改为一体。 8个方案修改、深化的过程中，招标组织者之一、世博集团的相关人员也没闲着。他们在上海、广州、深圳、北京等地来回奔波，与8个方案的设计者一家家沟通。施建培印象最深的一次，他们一早由上海飞到广州，与华南理工大学的设计师见面，之后驱车3个钟头，去会深圳设计院的人，下午五六点钟直飞北京，那里还有清华大学和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人正等着他们。 前8名里，清华有两个方案入选，建筑系教授张利率队设计的作品是其中之一。施建培解释说：“最初设计只有框架，我们需要将更细致的要求尽快告诉设计人员，对于中国馆，我们做了大量的前期规划和论证，我们了解得更多，也知道到底想要什么，到底需要什么。” 这话一点没错。在跟张利会面的过程中，施建培一针见血地告诉张利：“你的设计好是好，但中国味没出来，我们需要一个有中国特质的东西，一看就得是中国的。”果然，此番修改之后，张利等人的设计方案气象一新。 张利也对施建培等人的到访印象很深。对于他提出的困难，施建培的回答毫不客气：“不困难找你们干嘛?如果给你们带来困难，我们也不道歉。”在不懈努力下，8个方案一点点脱胎换骨。当程泰宁作为第三轮评委再次见到这些方案时，他眼前一亮，立马知道一场激烈的角逐不可避免。 第三轮、也就是最后一轮评审在8月17日、18日两天进行。头一天由设计者陈述，第二天是评委们闭门讨论、投票。何镜堂带着华南理工大学的设计团队提前一天赶到了上海，为了做好几分钟的陈述，白发苍苍的老人对着宾馆房间的镜子演练了一下午，整个晚上都没睡好。老人自己都说，这么一大把年纪，可真是不容易。 评委们同样不容易，8个方案各美其美，却要从中排出个一二三，闭门讨论的热度可想而知。有人觉得华南理工大的方案展陈不方便，造型太过中国，略显压抑，却也有人认为它好，好就好在中国味道浓;有人说清华张利等人的设计形象一般，冲击力不够，缺乏力度，但也有人就是看中它的平和，认为结构简单，展览方便。 大家都明白，这座建筑不仅代表着国家形象，也代表着中国建筑界的理念和水平，所以人人坚持己见，不愿妥协。吵到白热化的时候，有位老院士大动肝火：“我就喜欢这个，你们不选，我可就走了。”弄得组织者哭笑不得，各位评委的责任意识和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投票结果充分印证了讨论时的态势。华南理工大学的设计与清华张利等人的设计得票最高，但票数相同，不分伯仲。这或许是组织者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却也没有别的办法。于是，两个方案以及仅以一票之差屈居其后的北京建筑设计院的方案被一并提交上去，请有关部门来决断。 合起来，行不行? 对投票结果最感意外的，或许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张利本人。因为他觉着，在8个方案的原设计中，就属他们的方案最干巴、最中性、最缺乏动人的形象。他们原本只设计了一个“L”形的建筑，简简单单。不过，简单亦有简单的道理。 “决定参赛之后，大家分头琢磨，一周之后开会，每人提出一个方案。”张利记得，交上来的方案里以圆形建筑居多，“说明多数人都会选择具有中心感的圆形”。张利却想反其道而行之，“能不能不做这种中心化、雕塑化的建筑，摆脱纪念性的形象思维，转而从城市和功能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他很想试一试，就算不能中标，好歹也表达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想法和思维。 张利把想法一说，团队里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反对的人意见很明确，这是兵行险招、脱离实际，既然不打算中标，何苦费这个心力?只好靠集体投票来决定，结果，赞成的人数略高，反对者不说话了。张利就势提出“三个转变”：中心式转向发散式，圆形转向方形，纪念性转向功能性。两周以后，方案上交，文本中这样介绍它的优点：方案设计以方正规则的几何单元创作出简洁美观的建筑造型艺术，同时实现展览建筑空间利用率最优化的功能需求。 方案的点睛之笔其实出现在方案闯进八强后的深化修改阶段。听了上海方面的建议，张利一下子想到了九叠篆。“这是一种特殊的篆字，源起于隋，兴盛于宋，多用于印章镌刻。”张利说，九叠篆的字体折叠堆曲、布局匀称、端庄且不失华美，古韵悠悠。它还有一个特点令设计师欢喜不已。九叠篆可以有五叠、六叠，也可多达九叠、十叠，每个字的笔画折叠多少并无一定之规。这便留下足够的设计空间，设计师既可以尽情施展，摇曳生出最美的纹样，又可以随需应变，将各种建筑构件置于曲曲弯弯的笔画之间，相安无事。既满足了功能需要，又无损美感，可谓一举两得。张利创造性地将九叠篆用在“L”形建筑外表面，作为装饰纹样，变成了方案胜出的关键。施建培后来用了两个字来形容这一改动：惊艳。 但麻烦来了，两套方案各有千秋，得票又是一样，该如何取舍?倪阳他们先是听说，上海方面比较倾向清华的设计，因为功能性强，便于会后利用，且施工难度较小。离世博会开幕只剩下900天了，施工难易程度显然已成为有关部门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后来又听说，两套方案可能都被放弃，而采用紧随其后的北京 建筑设计院的方案。种种传闻其实并未得到证实，但足以说明最终决断时的纠结。 僵持不下之时，有关方面提了个建议，能否将华南理工大与清华大学的两套方案合二为一，成立联合设计团队?组织试一试的任务，还是落在了世博集团的头上。有关人员一听，立马犯了愁。施建培说，搞建筑设计的人大多个性较强，重视个人想法，一般难于合作。更何况，两套方案均已完全成型，但理念与风格迥异，很多方面甚至截然对立。在建筑历史上，也绝少听说不同理念合作成功的范例，合作者还属一南一北。再者，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设计再拿不出来，势将影响开工建设。这个责任，恐怕谁也担待不起。 试一试，能成功吗? 合 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倪阳和张利都还记得。 当晚，张利抵达上海已是夜里11点钟，但心里放不下，他还是硬着头皮敲开了倪阳的房门。两人一直谈到深夜3点，谈到后来，倪阳的嗓子都哑了。对于合作方案，两人没有得出明确结论，倒都发现对方是那种可以合作的人。张利评价倪阳，坦率、直接、有一说一。“倪阳跟我说，我们不该回避纪念性。因为中国馆本身绝不仅仅是个会展中心，它的特殊，不容忽视。”张利后来想想，觉着对方的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张利没提的，倪阳记得。“头回见面，多多少少有点抵触，话里话外有点拧巴，其实都是怕失去自我。再说，谁也不是代表个人，背后都站着一个团队。”倪阳说。刚开始的合作亦是如此，抵触情绪，就连施建培这样的“局外人”都感觉得到，“饭都是各吃各的”。 事后回过头来看，何镜堂提出的“现场设计”在两支队伍融合之初起了重要作用。正是他建议，京粤两地的设计人员在上海集合，一起工作。既便于沟通交易，又便于产生合作的土壤。果不其然，一两周磨合下来，大家亲近了许多，吃饭时彼此招呼，讨论时的火药味儿自然也少了许多。第一稿出来之后，两个团队基本合二为一。施建培他们一看，有门!立刻成立了以何镜堂为总设计师，张利、倪阳以及上海设计建筑研究院一位负责人为副总设计师的联合设计团队。 施建培一再感慨，多亏双方领头的建筑师为人随和，处事低调。张利说，何镜堂资历深、名望高，又有院士身份，如果何老拒绝合作，完全可以。“我当时接到了清华大学吴良镛先生的电话，和我商量，希望由我牵头成立联合设计团队。”何镜堂说，他们搞过很多建筑，但这个不同。中国馆 建得怎么样，是全社会关注的事情，若能联合起来，群策群力，当然是好事。所以他一口答应下来，半点没犹豫。 做好了南边的工作，吴良镛、李道增等清华建筑系的元老又在张利离京赴沪之前好一通嘱咐：这是国家使命，既不是为个人，也不是为清华，年轻人要珍惜机会，谦虚一点，肯定有发挥作用的地方。这就是中国建筑界的老前辈，他们深知中国馆对中国和中国建筑界的意义，虽然没有亲自参与设计，但依然以自己的经验和影响力为中国馆的诞生倾尽心力。 合作已不成问题，接下来就是设计方案的融合了。大体思路是有的，以华南理工大的设计为国家馆，地方馆以清华方面的设计为主。设计人员很自然地想到，国家馆居中，“L”形的地方馆围在底部。效果图一出来，怎么看都别扭，好像两座并不融合的建筑被生生捏在了一起。第二稿时，地方馆被设计成平台的形制，国家馆居于平台之上，显得有主有次，融合效果更好，也顺眼多了。后来又有意见提出，国家馆朝向不合理，入口朝西，最好“转”一下，改成正南正北，也与近旁的世博轴平行。这样一来，又有许多新的改动，尤其是对地方馆的造型影响更大，原有的“L”形不得不被放弃。 建筑上的事儿，说起来三言两语，但牵一发动全身，实际操作起来都是海量工程。这还只是两次较大改动，其它细节上的变化更是难于计数。一面修改，一面制作材料、向有关方面汇报，之后再继续修改，设计人员夜以继日，足足忙乎了一个月。2007年9月24日，上海世博会组委会议上，中国馆的设计方案终于获得通过。因为中国位于亚洲东部，上海位于中国东部，型似斗冠的中国馆由此得名“东方之冠”。 当年12月18日，中国馆破土动工。此前，设计方案又经过了一系列的深化与优化。盯着建筑工人打下第一根钢桩，何镜堂轻轻舒了一口气，觉着建筑设计上的主要问题应该都解决了。 寻找“中国红” 转眼，一年过去。2008年12月31日，一根长9米、重1.5吨的封顶钢梁被高高吊起，稳稳地安装在69.9米的最高位置上，中国馆主体结构顺利封顶。现场的建筑工人个个喜笑颜开，但中国馆总设计师何镜堂却乐不起来。他知道，在建筑的外表面，他们遇上了相当棘手的问题。 “中国馆的外立面采用红色，我们叫它‘中国红’。真到施工时，我们才发现，红色有很多种，究竟哪种才是‘中国红’，没人说得清。一小块红色很好看，但在这么大体量的建筑上通体使用红色，谁也没做过。”何镜堂说，他们希 望不论白天、黑夜、晴天、阴天、远看、近看，外立面的红色都要看着舒坦、看着顺眼。这里其实牵涉两个问题，一是材料，二是颜色。设计人员最初提出了4种备选材料，金属、玻璃、块材以及其它新型材料。结果，块材太碎，玻璃反光，新材料也没有好的，便选定了金属铝材。 事情却还没完，材料只能保证颜色不走样，到底使用什么颜色，才是关键。兜了一圈，问题又回到起点：不同明度、不同艳度、不同色相的红色能有上千种，哪种颜色才是“中国红”?何镜堂他们想到了故宫的红、想到了天安门的红、想到了国旗的红，但往上一刷，似乎都不对味儿，看上去既单调又死板。大家有点急眼了，有人甚至拍出一包中华牌香烟说，实在不行就用它吧。事实上，烟盒上的红色偏紫，依然不是大家想要的。 主体结构封顶已经两个多月了，颜色方案却迟迟定不下来。一堆钢筋铁骨纵横交错，光秃秃地立在工地上，仿佛一处遭到破坏的建筑，绝望而悲凉，冷冰冰地横亘在每个人的心头。谁成想，以前最不受重视的颜色问题，眼下居然成了最大的拦路虎。无奈之下，设计团队开始向外界求助，有人推荐了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宋建明，说他是中国首个色彩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何镜堂这才知道，国内还有专门针对色彩的研究机构。建筑与美术同属艺术范畴，虽有共通之处，但毕竟隔行如隔山。 那天开会之前，宋建明没有着急进去，而是在中国馆的外面站了许久，电话中他已得知自己即将面对的挑战。作为旁边城市生命馆的艺术总监，宋建明其实不止一次地从中国馆工地上经过，不止一次打量过中国馆的丰姿，但他从没想过，这座庞然大物的未来将掌握在他的手里。世博局局长丁浩在会上询问需要多长时间?宋建明回答：两个月吧。丁浩说：“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我给你一个星期。” 任务的难度，宋建明比任何人都清楚。红色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颜色，但也是最难于把握的颜色。红色对人眼的压迫和刺激最大，大面积红色会对人的视生理、视心理形成强烈干预，极易产生不舒服的感觉。宋建明与颜色打交道多年，他知道，将几种红色混合使用便有望解决这个问题。事后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中国馆内外一共使用了7种红，外四、内三，内外有别，和而不同。当然，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必须找到一种合适的红色作为主色调，其它的红色以之为准调一下深浅即可。在宋建明心中，作为主色调的红应该“沉着而不失艳丽，温暖又带着正气”。但红色种类那么多，明艳度哪怕只相差一毫厘，在大体量建筑上便会相去千里。怎么找? 宋建明调头赶回杭州，当晚就把任务布置下去。一组人在电脑上建模，生成模拟色;一组人拿泡沫塑料做出模型，谁有兴趣都可以刷几笔，试试感觉;剩下的一组人四处购买红色颜料和实物，他们跑遍了杭州城所有的文具店，扛回的红颜料、红纸卷装了好几大箱。但大家所找出或调出的红色不是太冷、就是太热，不是太飘、就是太艳，不是太偏、就是太板。 最后关头，宋建明在画板前坐了下来，把朱红、大红、深红、赭红、土红、桔红、桔黄、中黄、白等八九种颜色全挤到调色板上。他拿起画刀，以刀代笔，静静地、慢慢地调了起来，朱红多了再加点深红，颜色发黑就再加点大红。画布上的色块一点点接近他心中的感觉。终于，多年的经验告诉他：成了!就是这种红!千挑万选也找不到的红色，却靠最基本的油画功底捕捉到了。 2010年2月8日，中国馆正式竣工，何镜堂作为总设计师被请上了主席台。老人感慨万千，做了一辈子建筑，这个是最难的。设计方案刚出来时，各方争议很大，年轻人觉得太保守，上岁数的人又觉得不够传统。幸运的是，随着建筑一点点露出真容，质疑声反倒一点点小下去。上海市一位主要领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馆真是越看越爱看，越看越觉得好。 今天，上海世博园开始投入试运营。当世博园的大门徐徐开启，入园者第一眼所见，定是那一抹亮丽的“中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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