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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川512地震已经过去一年多了，这场灾难对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形态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车飞领导的超城建筑在2008年512震后，积极参与震后重建工作，并参与到北京大学朱青生教授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所副所长王明贤先生发起的“震后造家行动”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组织的四川德阳土门镇民乐村的震后重建的规划与建筑设计工作中。
实地调查时间：2009年12月
评估报告完成时间：2010年6月
评估报告主持及撰稿人：车飞（超城建筑/ CU office）
评估报告编制团队成员：罗海强，闫一荻，赵超，崔敬宜 （超城建筑/ CU office）
512地震使中国社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个人与各种社会组织都积极参与到捐献，志愿救援，和各种灾后服务之中。这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与中产阶层的发展，中国的市民社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中国的市民社会已经从改革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央集权与单位负责制中部分释放出来。如何再震后重建的行动中，将市民社会的能量与国家公共权利机构的行政手段有效的整合在一起，成为了这次行动的关键。车飞领导的超城建筑积极参与到这次社会行动之中：由“震后造家”组织的艺术家捐献资金，10多家私营建筑设计单位的志愿建筑师与规划师；由中国扶贫基金会提供的灾后重建资金，并负责项目选定与地方政府联系。
我们希望依靠社会力量组成一个由社会资本包括震后造家和功过扶贫基金会等；专业技术专家包括建筑师，规划师，经济学家等；地方政府包括镇政府与村委会等；村民和村民自治组织等服务于项目发展的多方协商的平台。通过前期的调查，在方案设计阶段，车飞和超城建筑提出的更加关注震后乡村地区的社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方案，最终通过全体村民投票被选为执行方案。在与扶贫基金会，震后造家，村委会，部分村民的讨论后，超城建筑在此后提出了深化方案，和几个居住组团的用地规划。大部分重建工程在2008年12月开始，至2009年12月，大部分重建工程基本完工。在此期间，美国的建筑设计公司BUILD CHANGE在施工现场提供部分施工技术顾问工作，以帮助设计方案顺利实施。
“震后造家行动”在短时间内集中了各种社会资源，包括资金，志愿参与的专家，社团组织，志愿者等，试图在当地村民参与的前提下，与当地政府合作，组织和发展一个重灾村庄的重建工作。这种项目发展模式实际形成了PPP 的项目发展模式。也就是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公共与私人联合关系）。在这个模式下，参与各方本着共同的目标：灾后重建，组成一个包括各方成员的项目发展委员会。在政府主导的重建项目中，类似的委员会是最为项目发展与资金的管理机构而在政府公共权力机构的监督下运作。而在PPP 的项目发展模式中，项目发展委员会不再作为管理机构而是服务机构独立运行。因此，在“震后造家行动”中组成的类似项目发展委员会的讨论与会议机制，赋予每个参与者平等而独立的权利。
这个运行机制是按水平的网状结构组织起来的，这与政府主导的项目管理机制形成的权利分级的垂直结构组织完全不同。整个项目是通过专业技术协作和多方利益整合的对话机制组织起来。这种方式是当前欧美国家，特别是公共项目中最新的空间发展与规划的工作方法。在整个512震后重建中，“震后造家行动”是唯一一个尝试采用并实施类似方式的重建计划。在1976年唐山地震之后，中国政府采取政府统一管理的集中重建计划，一座新城很快被重建出来。在计划经济时代，在国家统一财政支持的情况下，通过地方政府主导与统一的项目管理，重建计划得以顺利完成。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城市地区推行单位负责制，将社会成员纳入各种社会生产单位中统一管理，并进一步通过户籍制度加以强化单位与地方的空间关系，从而构成分配社会的结构基础。由于人口流动被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单位构成了社会结构的主要单元。这保证了唐山震后集中重建的社会基础。灾民按照以前的社会生产单位或新组成的社会生产单位被迅速集中和组织前来。其中，每个生产单位，既可以为灾民提供工作，也提供分配住房，以及各种社会福利与保障，甚至包括子女教育等。这样的一个乌托邦性质的超级社会单元――单位，在国家计划经济的权利垂直管理组织中，将每个社会成员个体甚至家庭包裹其中，统一管理，权利代替了财富，社会成员之间呈现匀质化。单位负责制保证了唐山震后重建的资源集中，社会成员迁移，社会结构重建，资源分配等许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消费社会中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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