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普利兹克建筑奖颁奖典礼媒体见面会文字实录（完整版）

主题：2012普利兹克建筑奖颁奖典礼媒体见面会
时间：2012年5月25日
地点：柏悦酒店

主持人：谢谢各位媒体今天加入我们非常兴奋的一刻，今天是2012普利兹克建筑奖的颁奖典礼，在颁奖典礼之前希望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跟各位媒体有一个交流的时间，今天我们有非常多、非常出名的嘉宾，跟他们有一个近距离交流的话，可以给你们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来报道你们的故事。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普利兹克先生，他是凯悦基金会的主席，有2012年普利兹克奖建筑设计奖的获奖者王澍先生，同时有普利兹克建筑奖的评委帕伦博勋爵。主持人的工作就到此为止，现在让我们的嘉宾来发言吧。

汤姆士•普利兹克：各位媒体好，欢迎你们来参加今天的媒体发布会，我们每一年都会将我们的颁奖典礼搬到不同的地点，希望在全球各地来更好的传播建筑的重要性。我们的使命就是来传播建筑界的重要性，没有任何的地方比中国现在更重要。在中国过去几十年跟未来几十年来，中国一直会是建筑界最重要的地点。中国的发展不但对中国来说是万分的重要，同时也是全球各地人民都在关注的话题，所以今天我们把建筑奖的颁奖典礼能够在北京举行的话，是一个最完美的选择。
我个人早在1976年就已经来到中国，在过去30年中，我每一刻都在见证中国的成长，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旅程。在两年前，我们打算能够把建筑奖的颁奖典礼能够放在北京，当时我们这样一个期盼今天终于能够落实了。
我在准备颁奖典礼的同时，我们的评审委员会他们在一月多开会的时候最后决定将建筑奖颁发给了王澍，当时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巧合，能够让今年的获奖者和颁奖典礼地点是来自于同一个国家，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巧合，但是是非常的完美。
这两者的发生今年能够在北京颁发这个奖，同时我们的颁奖典礼获奖者来自于中国，这个能够更加提倡建筑界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同时也是给予中国建筑界一个很大的挑战，能够来面临社会对他们的需求。
最后想感谢大家能够来关注我们的故事，能够关注我们今天的新闻。谢谢。

主持人：接下来大家已经期待很久了，非常想跟王澍老师有一个近距离交流的机会。

王澍：很激动，因为获奖以后其实已经激动两个月，但是越到颁奖的时刻，气氛越浓烈，所以就更加激动了。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我获了这个奖产生的这个反映特别好，中国公众和媒体突然对建筑这件事情的关注成若干倍的扩大和增长，这个特别重要，在中国-现在全世界建设量最大的国家，对建筑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这次获奖获得这么大关注，建筑师们内部也有非常激烈的讨论，整个气氛发生了变化，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理解我这次获奖有几个点触动了大家的神经，一个是在中国快速现代化城市发展，这种建设跟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一直是很激烈的讨论。
再一个就是，中国30年来一直在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主要是对科技力量的相信和对经济发展的相信，主要是靠这两点支撑快速的发展。但是，在文化这方面是不是经济和科技发展起来之后，文化就自然跟着被发展起来，一直是一个问题，中国建筑师其实一直不太确认自己的水平到底如何，包括我这次获奖，刚获奖的时候，最多的疑问是这是不是真的，因为大家不敢相信这件事情。
第三点，因为我自己工作室也叫业余建筑工作室，大家朦胧的意识到，我所实践这样一个方向和道路和城市中心巨大的闪亮的现代化的标志性的、非常有力量的这种现代化表现的大型建筑和开发是不一样的，我们走的是更加底层的、更加贴近于普通民众权力的，跟中国人传统现实生活有关的，不那么闪亮的，甚至有点粗糙的这样一种独立探索方向，这和中国主流方向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大家热议关注的。所以尽管过去两个月已经被记者问了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今天仍然很高兴有机会再次跟媒体谈话。

主持人：接下来有请评审委员会主席帕伦博勋爵跟大家来发言。

帕伦博勋爵：大家好，我今天非常兴奋能够在北京跟大家在一起，我兴奋得自己都不能相信，我甚至想捏一下自己的手才相信我来到了北京，同时我再想捏一下我自己，来确认这真的是一个现实，因为作为评审委员会会长的话，我的工作竟然能够如此的轻松，能够如此的美好，我这些话都要来赞扬，同时来感谢普利兹克家族他们无比大方的招待以及媒体朋友们的热情，让我今天非常的兴奋。
去年评审团11月来到中国密访了一个多星期，我们非常幸运能够看到王老师的作品，我们一看到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触动万分，我们全部都被他的作品所震撼了，因此从那次旅途之后，我们能够非常有信心的来说王澍将成为2012年普利兹克奖的获奖者。
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每年评审会会在一起一个多星期，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内我们可能去一个国家，可能是一个大的州，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在一起去看有古代的建筑，有现代的建筑，这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工作，我们在一起探讨，我们在一起欢笑，我们在一起激烈的讨论，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产生一个非常好的默契，然后我们从中得知我们工作的揭晓。非常荣幸能够代表我们的评审团，而且能够在这边告诉大家，我们中间的选择是非常和睦的，而且是非常一致性的。同时，我在过去25年之中，我也非常荣幸有机会像普利兹克先生一样能够多次来到中国，所以今天在中国做一个颁奖典礼我觉得是最完美的句点。
我今天的发言就保留得比较短，因为我希望给更多的媒体来提问。

主持人：再接下来媒体问答时间，我想请各位媒体举上你们的手，同时告诉我们你们的姓名和来自哪一家媒体，我们会一一来提问，请保留一位媒体一个问题，我们希望给更多媒体发问的机会。

记者：您好，我是凤凰卫视的记者。想问王澍老师一个问题，自从您获奖之后，您被推上风口浪尖，有很多争议，甚至有些评论认为您是异类，您怎样看待这个称呼，是否能够接受它。第二个问题，您一直在批判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呈现出来的欧美郊区化趋势，您认为怎样可以挽救这种趋势。谢谢。

王澍：其实我被称为异类我都已经习惯了，被称为异类已经20多年了，但是我觉得被称为异类是一件好事，因为中国快速发展当中有这么多的问题，如果只有一种主流在解决这些问题是不行的，需要有多种的意见、更加开放的意见，所以多一些异类对中国的发展有好处。
另外刚才提到城市化的问题，就像我们在看到北京就会有这种体会，比如北京这个城市还要扩大吗？它的人还不够多吗？它的汽车还不够多吗？它造的房子还不够多吗？其实中国现在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城市化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包括城市化过程当中对原有城市的保留，不只是传统文化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中国在30年当中没有搞清楚城市到底是什么东西，就开始在无准备的状态下过快的进行建设。我们今天碰到就是这个问题，整个城市结构我们称之为有城市感受的结构基本上消失。我们今天看到的不能叫做城市，而是一堆大房子的堆积，可以看到有大量的问题被制造出来、被产生出来，当然这个也是中国的现实，所以我觉得至少现在是一个契机，大家需要重新来探讨，到底什么是城市，基本上传统城市带有更多城市的感觉，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传统，所以中国现在应该到了需要做城市复兴的时代，我们进行了巨量的建设，把城市给破坏了，我们现在要重新讨论什么是城市，怎么能让城市在中国重新浮现。

记者：您好，我是建筑创造杂志社的记者。我们想知道一下评审委员会的构成，虽然评的是建筑奖，但是实际上评委都是有不同专业的，不光是建筑师，所以我们想知道评委的决定是由普利兹克家族来决定的，还是由谁来决定的？谢谢。

汤姆士•普利兹克：你的问题非常好，的确您问的是非常核心的问题，这个奖全身的价值以及为什么能够在建筑领域有这么高的荣誉，是因为我们的评审委员会他们的选择是被公众所认同的，而且是年复一年，经过了30多年。我们在选择评审委员的时候，最主要的是他们必须对建筑有一种激情、有一种热爱，不管他们是从哪一个领域或者在哪一个层面，或者是他们职业背景是什么样，我们觉得最主要的核心点就是对建筑一种极度的热爱。我们在选择评委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给这个评委来自不同的声音、来自各方面的注意，所以我们是选择来自全球各地的人，他们的生活领域不一样，他们的职业领域不一样、他们接受到的层次不一样，可以有更多的思想方面的激荡。
在过去十年以来，我们也开始了我们每年秋季世界各地的密访，密访是非常好，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很多美丽的建筑物，不管是新的还是老的，还是去看这些未来获奖者的一些作品等等，这是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评委在一起探讨什么是建筑的未来，因为他们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只是说得奖的获奖者是谁，他们也需要定义建筑界的未来是什么，这是两个环环相扣的问题。在过去30几年来，我们非常荣幸和非常幸运能够有如此高质量和如此卓越，而且大家能够和睦相处、意见纷纷，但是能够得到出类拔萃探讨的整体的评论。

记者：我来自纽约时报的记者，请把我的问题给王老师，您这边探讨很多城市化的发展，您觉得城市化发展除了往城市这个方向走，还有没有别的方向，您这边提到在您的作品或者在您的言论当中来自于三线城市或者是来自于农民的工人或者是人民他们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在您的四合院楼层作品之中，您觉得这是其中的一个方向吗？

王澍：这个事情很复杂，刚才提到几个点都是面对这里一些复杂问题不同的解决方案，第一个关系是关于城市和乡村的问题，现在都在提城市化，大家还在说中国城市化只达到的50%，按照欧洲的标准不够，要达到70%，我就不赞同这种观点，因为要知道中国人口基数的话，50%的人们要比欧洲多了一倍半，所以在中国至少我认为50%的城市化率已经够了。更大的问题是，中国更加生态的或者是更加平民化的、更加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仍然大量存在于中国的乡村，而中国乡村发展现在是更加重要的一个话题，如果城乡的发展平衡或者是乡村被建设好，是对中国现代城市化最大的贡献，所以我这两年注意力在转移，转移到乡村建设。
当然这里有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因为中国现代化过程当中大家都认为城市比乡村好，村里的人都往城里跑。所以我的另外一个工作就是，通过我的创作，其实我从乡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我把这些建筑做在了城市中。我记得我们学校曾经有一个学生说我恨死了这个校园，说我废了很大劲通过考试逃离了乡村进了城，后来发现又回到了了村里。
最后说一句话，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就是建筑师通过自己的创作怎么样来帮助人们跨越城乡之间对立价值观的鸿沟，这是建筑师有可能做到的事情。

记者：我来自中国经济网。以前中国有一些很好的传统建筑，但是现在中国一些比较有名的建筑，比如像T3航站楼、鸟巢，央视新的办公楼很多都是外国人在做设计，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王澍：这个问题我已经反复的被媒体问过，但是我想大家反复的问就是因为这始终是一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其实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非常开放的结构，我认为有这些建筑都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它不应该是一种排他性的体现，是这一类的建筑使我们传统包括乡村文化都在消失，不能产生这样的后果。所以我一直觉得中国的文化需要有一个足够的自信，自信自己在世界潮流当中是有独立价值的，至少是有独立价值的一支，它应该能够和这些东西并存，如果这些建筑的建成是以北京大量传统建筑消失为代价，我是坚决反对的。如果它能够是并存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相信这样一种多条文化线索并存的价值观，那么这个对城市文化发展是有好处的。

记者：刚才您提到在中国的过去30年以来，已经有许多大城市进行了巨大的变化，然后成为一些非常大型的所谓城市，您刚才也提到我们需要重新来定义城市本身的价值结构和运行的过程，但是在过去30年来所建造的一些楼即使是非常古典新的建筑，他们都能够共存下来，是因为他们有非常商业性的模式，您觉得我们怎么样得到一种比较好的平衡能够来保留中国以前古老的建筑风格和保持现代的，同时还没有保持过去30年来乱七八糟改造的楼。

王澍：发生这些事情在中国除了大家对中国现代化的想象，现在中国人经常说一出去走就发现上当，以为全世界都像中国这样盖满了高楼，出去一看真不是一回事，这个现代化完全是我们想像出来的现代化，全世界都不是这样，只有中国这样。但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过于注重经济的力量，这种发展往往是以经济为背景，就像刚刚说的老建筑保护，为什么它往往会变成一种商业或者旅游为主题的，所以这种地方都在闹市中心，我觉得特别有个问题就是，大家已经忘记那些传统的老的建筑街区里面的那种生活是多么的美好，好像那些生活是没有价值的，他们要变得更商业更旅游才叫有价值。这个问题不是经济力量可以解决，因为它已经超出经济力量，它必须是城市的管理者从更大的文化发展保护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不能让纯商业的东西到处乱窜，这是需要有所控制的。
按道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特别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我经常说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想如何做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做的事情，这个特别重要。
另外的一个其实也是我刚刚才说过的，现在的这个混合的文化的发展的观念，城里很多老区都是穷人，穷人就应该还住在里面，不能因为他们是穷人就应该搬到到郊区去，那是完全资本主义的观念，我不赞同。我们在杭州做过一个中山路改造，当时我就是坚持这个观念，我跟市政府说，如果搞拆迁我就拒绝这个项目，如果让我做这个项目就不能搞拆迁，这是一个前提，这是这个街区能够活的下去的前提，最后我们建筑师取胜，他们同意了。24米的街道要我认为要改到12米，要让街道变窄，要让它重新恢复步行的气氛。最后我们也局部做成了。
在中国这种大的结构其实已经非常糟糕了，但是局部的解决还是可能的，接下来应该是局部的一块一块的收拾中国城市里的问题。

记者：您好，我是新华社的记者。我的问题是，王澍的作品里掺杂了很多哲学的思想，你们认为王澍的作品是哲学理念多于建筑理念，还是建筑理念为主么？

帕伦博勋爵：第一，我们不能够拆分王澍的作品跟他的哲学理念，两者是合二为一的，我们看过他的作品，我们也非常认可他的哲学理念，所以才会把2012年的奖颁给他，不是因为其中之一，而是因为两者都是共存的。

记者：您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我要问王老师一个问题，在您的设计师生涯中，在金融界有没有给您影响比较大的人，您曾经说过中国18世纪明朝李渔与您有很多共同之处，他算不算其中之一呢？

王澍：这个触及到我创作的核心观念，对于时间的讨论，我是相信人和他的创作有可能超越时间的，我这个人生在70年代，现在在21世纪工作，就是这样一个背景，李渔就是17世纪，他代表典型的中国的文人，他跟社会主流的保持着距离，同时他的生活和他的创作是丰富多彩的，涉及很多的领域：他连西湖游船上的窗花格子应该怎么设计，都画了很多草图，他不仅是一个写诗作画的人。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他把一些看上去不可言传，不可继承的东西他认为是可以的。比如他为芥子园画传写的序，就说山水绘画都认为是要秘传的，是不可以大规模教授的，但是从芥子园出来，就会有很多的中国人可以学习中国的绘画，这对文化的继承特别重要，所以他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人。

记者：我是新京报的记者。我这个问题提给帕伦博勋爵先生，普利兹克奖在中国城市化建设对决策者层面来说是非常有名的，我们看到中国城市化建设有很多地标性的建筑都倾向于找国际上曾经获得普利兹克奖的这些建筑大师来设计，类似于包括库哈斯的CCTV新址，您是怎么看待库哈斯，扎哈这些建筑大师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帕伦博勋爵：其实我非常赞同北京现在很多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地许多大城市里都会有许多大师们的作品，尤其在欧洲大家可以看得见。我认同的是城市非常的大，世界非常的广，每一种不同文化或者是建筑方式都有它自己共存的地方，而且我非常认同王澍老师所赞成的，就是一定要得取一种平衡，我们这个平衡是任何一面得到胜出，比如我们现在在英国发现如何去维持平衡才是真正的核心问题，如果什么的东西都不拆，什么东西都保留，没有任何的城市化，没有任何的改变，没有任何的现代，我的立场是我们应该站在非常中心的角度，两者都要保留，或者是我们是一个完全当然最极端的就是把所有古老都拆除全新重盖，这也是不对的，真正比较好的应该是让建筑界有自然规划，有一个非常自然的有机的发展，然后从中能够找到我们自己的方向，从中我们才能够得取比较宝贵的学习。

记者：我们是中华建筑报的记者，我的问题是问王澍先生，大家都知道王澍先生工作室是业余建筑工作室，在过去几十年王先生一直在坚持从自己的心仪出发，不为利益驱动的这样一个道路，在另类的路上走的义无反顾。在获得普利兹克如此重大奖之后，您受到的关注度以及受到各方面的影响会是空前的，您以后的路会走的很难，您觉得您还能坚持业余创作的态度吗？如果有一个体制内的建筑，甚至像鸟巢或者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能够让您的声名达到空前的高度的设计邀请您来做，但是甲方提出很多跟您心仪向左的建议和要求，您会拒绝吗？

王澍：我倒过来答，刚才提到的那些大的标志性建筑有很多很强势的要求，我从来不做这样的项目，那么一般发生的情况是，因为有的项目不是完全按大小来论的，因为中国现在很多项目确实都很大，我的看法是，过大尺度的建筑往往会使人失去尺度的感觉，人们会失去正常的人在城市里与建筑之间正常的关系，所以我一般都会把大的建筑想办法消减成小的，这是我一贯的作风，这叫用弱小的东西消减权力大的东西，这是基本的哲学态度。如果甲方能够接受我这个态度的话，这个项目我就可能来做，这是我的原则。所以我的工作方式不会变，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我就是这样活着，也许这个奖来了之后确实是有很多人很诚恳的请求我，其实又是很有意思的项目，我稍微改变一点点，原来一年我们只接一个项目，现在决定每年接两个，翻一倍。这是我现在一个基本的想法。

记者：我是来自筑龙网的记者，从王澍老师的作品当中，我能够感受到很深的中国传统人精神，这种精神让我感受到英雄和隐士之间的关系区别就是能不能被民众所接受，这时候让我联想到建筑师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可能建筑师的好心会不会被使用者接受，会不会让我们这些被城市化洪流冲昏头的使用者能够认识到建筑师的好心。在建筑设计当中，如何解决这种建筑师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引导民众？

王澍：我认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努力的沟通和交流肯定是必要的。像我们做校园，一期建成以后就有很多议论，为了能够和大家沟通，我记得光跟这些教授们各种各样正式的讨论会已经开了八个，但是最后建成时候仍然有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但是这个因为经过了交流就不会有激烈的影响，因为它总是有一个过程。我们的中山路改造，施工图画好之后，在施工过程当中，有大量的意见产生，很多居民意见是很小的，比如这个柱子挡住了我们家30公分，这根柱子必须向左移三十公分，对他来说都是很大的事情。当时我经常下县城，最后实在讨论不通，政府部门也问我们，我们的设计取消，这块不做了，只有这个办法，挑能够讨论通的来做，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就是需要跟大家沟通和交流，因为现在的制度是有问题的，它剥夺了使用者和设计者之间的关系，使用者没有机会参与建设过程，设计者也没有时间来倾听使用者的意见，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的需要。我们宁波博物馆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脚手架拆下了三米，他们就不敢拆了，因为市民反映这个东西太奇怪了，后来我们去市政府大讲堂做了1000多人的两个小时报告，反映非常好，拆下来以后大家就欢欣鼓舞，每天一万人参观，每天只能3000人参观的博物馆每天1万人参观，连续三个月一百万人去参观，每个人都去了六七次，反复的，所以特别有意思，这就是和使用者的交流。

主持人：今天媒体见面会就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