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涛：中国当代建筑的三个阶段

2011年6月26日，“超有机—CAFAM泛主题展2011”学术论坛第二场学术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热烈开场。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汪民安教授主持，请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专任教授兼所长夏铸九、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朱涛、慕尼黑城市设计国际公司创始人闻浩南(Roland Winkler)，同济大学副教授及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助理李翔宁，出席了论坛。

下为朱涛演讲实录：

时间：2011年6月26日
地点：中央美术学院学术报告厅

刚才汪民安老师在介绍我的时候提到，我正在和世界上二十多位学者合写一本《当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1960-2010》，当代建筑发展了40年，意义深远地影响当代人的生存环境和文化状况，到现在为止却没有一部关于建筑文化和城市发展的通史，这是很不可思议的状况。因此我们20多个青年学者联合起来写了一本，我本人负责写中国部分。我个人觉得，1960年对西方建筑界来说意味着转折：现代主义的危机全面爆发了，转向晚期现代主义或者说后现代主义等等。但是1960年对于中国来说却开始进入文化封闭的状态，似乎不能够构成一个急剧的转折点，所以我缩小了工作重点，把它写成1978到2010年改革开放30几年的历程。

初稿前天刚刚出炉，我想借这个机会把我的主要想法跟各位汇报一下，听听各位的意见。同时结合“超有机”论坛，我今天在这里强调其中一个线索：中国人、中国建筑师在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政治经济变化过程中，对现代性的空间文化想象的变化。我今天的发言有点像李翔宁和夏铸九老师的结合体，我开始会强调单体建筑文化激发对现代性的想象，再逐渐转向城市性（Urbanity），强调聚集和社会性的问题。

我简单分成三个阶段：

1、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

而在此之前，文革十年，中国建工部所属的三分之二的工程师和建筑师都下放到农村去了，设计院大部分被工农兵接管或关闭。文革十年中国大学系统基本上停滞，中国建筑教育彻底停滞了长达十年。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第一批应届毕业生毕业，在14到15年内中国没有建筑师教育，整整一代中国现代建筑师在这期间消失掉。1978年，邓小平突然意识到建筑工业不光是花钱的事业，建筑工业有可能带来收益，建筑工业应该成为一个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建筑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地复兴了。但最具体的比如没有建筑师、没有人懂设计、没人懂高层建筑等等一系列技术问题尚未解决，更不要说文化问题了。高考恢复后，在这些方面第一年只有几十个学位，第二年增加到几百个几千个学位，以这种速度来迅速地恢复建筑产业的人才需要。

此外，设计院原来是事业单位，建筑工业化之后，设计院变成市场单位，要自主经营，这是设计机构的变化。另外就是80年代的文化变化，即我们常说的“新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兴起的新文化项目被内战，被抗日战争和政治动乱打断了，80年代则重新开始考虑包括人道主义、民族性、现代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中国建筑界也是其中非常活跃的一员，举一个例子：勒柯布西耶的《走向新建筑》和查尔斯·詹克斯的《后现代建筑语言》在八十年代初几乎同时出版，囊括了西方建筑语言进程，从现代主义高歌猛进的欢呼到对现代主义运动的批评和后现代主义的拥抱，截然不同的信息爆炸式地传播进来，造成中国建筑师在认识论上的困惑。比如面对北京的大屋顶，到底该用柯布西耶的现代主义观点来攻击它，说这是前现代的折中主义怀旧的东西？还是用查尔斯·詹克斯的后现代主义来评判，将其看作是超越现代主义的一种文化传统的回归呢？这种文化上的话语，因为跟国际话语在不同的时空错节，造成心理上的焦灼，觉得被历史的进步快车给落下来了，想要拼命找捷径，跳跃一些必要的过程，跑到前面时代的第一节车厢上去，这种精神冲动一直延续到现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建筑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非常饥渴又开放的状态，要拼命的吸收最先进、最快的话语，迅速展示出一个设计策略来，这实际上是一种对落后的焦灼感。

在公众领域，80年代其实没有城市化的概念，80年代、甚至到90年代中国城市化都远远落后于工业化。中国积极地搞经济、搞工业，但对城市大规模的改造，对城市规划却没有概念。现代性的图像空降到中国的首先是一批涉外饭店，涉外饭店是一种魔幻之地，一般老百姓是进不去的。当时有一批，像1983年广州的白天鹅宾馆，南京的金陵饭店、北京的长城饭店、建国饭店等等以一种单体建筑空降下来，向老百姓展现出这是先进的文明，先进的生活方式，报纸上有人甚至说这是“第四世界”，它们脱离了城市，是另外一种世界。

广州白天鹅宾馆在建筑形式上今天看起来没什么意义了，可能甚至不值得进入中国建筑史，但是在社会史上有意义，第一个五星级饭店向老百姓开放了，穿着拖鞋和短裤都可以进入。1983年的春节那天，白天鹅宾馆开放，要翻当时的报纸，老百姓第一次进去，大厅的地板是抛光的花岗石来镶嵌的，之前没有人有这种体验，大家走惯了柏油路、水泥路，而这种地板特别光滑，很多人怕滑倒，全家搀扶着，小心翼翼地迈进门厅，很有一种迎接现代性的兴奋。广州现代主义的传统在文革时候没有中断，在白天鹅宾馆里面放置了一个小亭子，是由港商投资，代表了华侨怀念祖国之情。

与之相对的是北京的长城饭店，几乎同期开业，长城饭店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全静电玻璃幕墙的建筑，大家看惯了砖砌的富于体量感的建筑，突然一个虚幻的乌托邦式的建筑出现，既有感官的冲击，也有一系列观念上体制上的冲击。当时因为中国没有管理涉外酒店的经验，请喜来登集团来帮助管理。《洛杉矶时报》的头条说是喜来登进军共产主义中国，长城饭店的服务员看了就很生气，说我们请来一个资本主义丫鬟怎么变成主人了？这个磨合很痛苦，但在今天看起来是很有意思的一些观念上的磨合。

因为建筑方案是全玻璃幕墙，很少有中国人见过，美国承建的商业公司做了模型拿到中央去审批，领导批了三句话“不伦不类，不土不洋，有伤风化”，本来是要修在长安街上，审批却批到了北京东郊，东郊当时是一片荒芜，刚修出来的时候，一片荒野，这么一个玻璃幕墙的建筑，多么的超现代，像凭空掉下来一个外星人的东西。与白天鹅的公众体验类似的是，也有人反映地面太光滑，不敢走，不锈钢圆柱太晃眼，还有人描绘红色的羊毛地毯太厚了，站在上面站不稳。

贝聿铭的香山饭店在中国建筑史里起到一个关键作用，它连接了两端：一端是涉外饭店的排他性和神秘性，另外一端是在文化上，不同于前面提到的两个饭店——很商业的一个建筑里加一个小亭子所传递的那种廉价的中国性，贝聿铭称当时中国建筑已经走到十字路口，他的形容是“死胡同”，不可能再去仿古，仿传统的宫殿、寺庙，他也不希望中国重复走新加坡、香港全面西化那条路，他想借设计香山饭店来探索现代建筑和民族形式结合的一条路，这也是80年代争论的中心的主题。大家对香山饭店比较熟悉，我就不仔细说。简单说三个形式的母体，也是中国建筑长期运用的：一是局部坡屋顶，相对于中国大屋顶传递的民族性；二是园林式的布局；第三，从中国传统建筑符号提炼出来一些装饰性的图案。贝聿铭的形式技巧比较高，做得很精心，摆脱了我们看中国传统建筑中大屋顶的沉重、保守对称的格局，给大家带来很多启发，这个项目我就先不细说。

我想稍微重点说的是，稍微更早一点的建筑——松江的方塔园，它是当时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的系主任冯纪忠先生设计的，北京的建筑在改革开放之初可以说是最保守的，手段最有限的。反而广州、上海即使在文革最严酷的时候某种程度上都有现代语言的延续，因此改革伊始，白天鹅宾馆、松江方塔园等等一批比较接近现代主义的建筑能在南方出现不是偶然的。

方塔园是一个露天博物馆，有一个宋代的塔和一段明代留下来的照壁，以及一系列原址上的古物和移植过来的古物，将这些元素组织起来，建成一个当代的公园。我想简单概括一下，冯纪忠作品的意义是把两种语言融合在一起，是一种中国古典园林与英国园林如画风景传统的结合，富于有机的曲线，比较倾向于贴近自然，模拟自然的语言。另外一点是几何语言的运用，比如法国、意大利的风景的传统更强调几何性、人工性，启发了现代主义、纯粹主义、几何学的锻造。两种语言非常有意思地形成一种张力，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一座宋代的塔，在白墙上加一条有当代性的下滑线，还有比较抽象的雕塑体的港口墙，保持直和曲的对比，这两段直墙，要故意把它拉开，留出一个开放的角落，这个墙的背后往下走有一个地形的变化，从这里走下来峰回路转看到一个开放的转角，中国园林的步移景别的空间变得非常舒展，从而纳入现代美学的形式审美体系中。

还有很朴实的观竹亭的转角的设计，中国传统是不由自主地倾向于封闭与围合，它的轮廓线和屋顶的围合是重合的，设计师非常有力地把它拉出来，形成交织的空间。这就回到20世纪现代运动美学的传统了——荷兰风格派对密斯·凡德罗的影响，莱特反过来对荷兰派的影响，形成一系列的无限、流动的、开放的空间——抽象的墙段、线条的组织，三维的构筑，冯纪忠很有意把这两个传统融合在一起。莱特在20年代发表了自己一系列的作品，很有力地启发了荷兰风格派，他们长期专注于对绘画的探讨，莱特从来不发展到纯粹的抽象形，而是直接跟自然的元素考虑在一起，他们之间有互动的影响。现在很难说冯纪忠当时具体是受到谁的启发，冯纪忠处理抽象语言的时候，也是没有进入到荷兰风格派绝对的去除材料性，去除地方文脉传统，而是跟景观、跟传统一直保持紧密联系的。

在方塔园一系列的作品里面，属于二期工程的何陋轩形式非常自由。它的造价极低，利用了从当地传统民居对竹子的构造和茅草屋顶的构造，空间的畅通和结构的独立性有着非常强的现代性，它的现代性体现在每一个空间围合的元素、弧墙、通道、柱子、网格等等每一个元素都是独立自成一体，然后叠加在一起，这使得结构也非常丰富。

这个项目也有一定的政治含义，在1978年开始设计，一期开始修建的时候，就有人写信控告冯纪忠，说这是精神污染，说他整个设计都是资产阶级精神，是崇洋媚外。铺地竟然用石块，而不用混凝土，这就是资产阶级情调等等。冯纪忠是顶着压力做何陋轩的，事后他才解释为什么用了三个分别旋转成30度、60度、120度的基座，这代表了时代的彷徨感，这个时代在开放，寻找方向，这个时代同样诚惶诚恐。

上面的亭子再一次找回它的传统，坐南朝北，把传统的东西很专注地放到上面。特别强调每一段弧墙都有独立中心和高度。冯纪忠先生有一些很脍炙人口的理念，比如“以古为新”，要有古意但是不全盘模仿它，他所说的古具体是什么？在方塔园的设计中，他希望有宋朝的韵味在流动，这有三层含义：在方塔园里面，主体文物塔是宋朝的，相对于明清比较精致的园林，宋朝的美学更舒展更大方，借助于宋朝的美学轮廓，得以把西方现代形式特点如流动、开放等等放在里面，因此可以把大片草地、广场这种开阔的空间具有了可能性。第三，他也说宋代的精神比较追求个性表达，也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我觉得冯纪忠的作品是80年代非常重要的作品，它以极低的造价实现了对传统的尊重，对现代性的追求和对他那个时代的愤慨。即使经过了文革十年对中国文化全方位的破坏以后，现代主义和传统文化的结合还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非常可惜的是这个作品在80年代没有激起任何影响，80年代的知识分子热衷于宏大叙事，要么是现代主义，要么是当前的改革开放，传统对前卫的人来说就是专制，就是保守，80年代崇尚西化，商业化，喜欢大项目，喜欢酒店等等，这样一个低调的建筑反而没有引起重视。

冯纪忠设计的何陋轩，体现了中国80年代语境的变形，建筑细节处处都地方化了，精髓却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下来作为独立的元素，那些已经地方化的屋顶，平台的扭转等等全部都变形，从而与当地的景观发生关系。

2，1990年代：高速发展，文化分裂。

1989年是一个转折点，80年代的文化热打断，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启动了新的经济发展，对中国深刻的影响到现在都很明显。从那时起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减少，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用邓小平的话说“发展就是硬道理”，用老百姓的话说“一切向前看”。80年代形成了一些建筑语言的张力，表现在两个宏大叙事上：现代主义与民族形式，前者代表改革，后者代表文化深刻认同，这种张力在90年代被迅速瓦解掉。最重要是商业化和折中主义，90年代的时候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有一句口号“夺回古都风貌”，怎么夺呢？他有一个助手，参加北京所有重要项目投标，拎一个小皮箱过去，项目专家评委评完中标方案以后，他会走上去，他说这个方案很好，不过加上这个东西更好，他就打开皮箱，拎一个小亭子往上面一放。在90年代可以看到一批很现代的玻璃幕墙建筑上面会有一串琉璃瓦小顶子。同时建筑如住宅等开始大规模的商业化，居住环境的变化也是民主化的反映。

这是今天的图片，90年代商业化开始发生影响，所有不同的风格最后不过是自由市场里的自由选择而已，从民族形式到现代主义，到后现代，90年代发明了欧陆风情，似乎拼几个罗马柱子就可以提升文化地位，到现在更细化了，有西班牙式的，有新古典的。80年代建筑语言跟现代性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都被商业化很有力地瓦解掉了。与此同时产生出来粗俗化的倾向，建筑成为具像的象征，建筑还延续出来政治象征主义，以及商业招牌式的表面化与形象化。

1995年之后出现一种抵制理念，一批青年建筑师出现了，一方面利用设计院体制的松动，可以以某种方式开独立事务所，文化上开始有一种强烈的需求，呼吁把建筑语言缩减，把它还原到最简单，最本质的元素里面，尽可能的抵制具像的象征，不管政治的，还是现代性的，而回溯到建筑语言最简单的一些基本元素，比如空间融合，抽象的形式等等。这是一个例子，张维画的图解，他发现古往今来空间的围合可以缩减到只有六种，这代表了一种冲动，我们找到最本质最根本的东西，我们重建建筑本体知识。回到夏铸九先生的论述，他认为建筑的意义在于就是形成一个平台，促进社会关系，成为城市社区的一种。这是90年代具有强烈的抵制趋势，重建民族式的语言。探讨建造，木结构等等基本的一些手段，这便是实验建筑对80年代意识形态语言的抵制。

这时国际建筑师也开始进入中国。其端倪从80年代的时候开始已经有了，有西方建筑师、香港建筑师开始进入，他们更多地依托国际资本投资的外资酒店，类型还比较单一。到9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特别积极进入全球化浪潮，外国建筑师的项目开始变多，体现在一大批中国公共建筑出来。一开始都是商业化投资项目，现在中国政府赚钱了，一线二线城市通过改革开放积攒了很多财富，开始修巨型公共建筑。1999年保罗安东里（音）中标是一个暂时的高潮，预示着以后的10年世界建筑师开始大军进入。

态度也在转变，刚才提到的香山饭店，本来北京市旅游局是请贝聿铭在长安街上建造20—30米层高的饭店，但是贝聿铭坚决反对，他说这会破坏古老的城市，你让我做实验，我就选择偏远山区里面，但现在这种情况看不见了。每个建筑师要抢占每个城市最心脏的地方，修一个最大的震撼的地标性建筑。在现代中国，全国上下就是一张令人难以置信的白纸，没有积淀，没有遗产，没有负担，可以随便来创新。

3、2000年，中国模式众象。

到了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扫清了国际之间的障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中重要一员，甚至成了世界经济的救星。相比1978年“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纠错式的、没有策略、没有经验的踌躇心态的时候，中国现在心态不一样了，西方学者的诠释也不一样了。从2004年开始有人提到“北京共识”，如“华盛顿共识”那一套西方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体系过时了，北京出现新的一个共识，这个词在这几年转化成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什么模式？就是资本经济和专制政治的结合，是好是坏，大家可以探讨。这个模式有很强的独特性，通过资本运作，通过权力操纵，它的效率很高，可以做很多大事情，这是很多西方学者的观点。

有一个媒体人在2008年开年时写了一个文章，预示着08年是中国模式年，为什么？中国奥运会肯定会办的很成功，举国之力，集权的政治。我给大家现场翻译一下其中一段：商人、媒体的大腕和建筑师会全部进入中国，难道还有一个比这里更好的地方来做生意，修体育馆，修摩天楼，出售信息技术和媒体网络吗？这个国家没有独立的贸易工会或者联盟，没有任何组织来迫使资本家降低利润，这里是资本家的乐园。同时关于人权、公民权的关切关怀被认定为是西方帝国主义过时傲慢的表达。刚才提到实验建筑在90年代末更多通过展览出现等等，2002年左右建筑师们则修建了一批作品建立他们的文化身份，比较优秀的，全面展现的是刘家琨的成都鹿野苑石刻博物馆，80年代我们追求的现代建筑对抽象几何体，雕塑体块的追求更进了一步，有了更深、更材料性的深入，1995年以后建筑话语——材料、建筑师、空间组合——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看北京国际展览中心2—5号馆是纯粹的方盒子刷白，是抽象体量的空格而已，而在今天则已经深入到建造和空间功能的重新秩序的组织构图，是多层次的深入。

为了把成都鹿野苑石刻博物馆造成一块石头的形式，刘家琨坚持要用竖形图，可以某种程度呼应冯纪忠80年代旋转的平台，是对开放年代彷徨的表达。刘家琨说，在90年代或者世纪末习惯于建筑涂脂抹粉的年代用这种图不光是技术和手法的问题，更是一种精神品质和美学品质的表达，他认为材料是精神和文化品格的展现。更有意思的是，因为足够的造价，实际上用了非常低技术的建造手法，刘家琨用12公分的砖墙在里面砌起来，外面搭木头板，在中间夹缝浇十公分的混凝土的外皮把它裹起来，很便宜，又可以保证施工，里面的砖墙刷白了，形成了一个博物馆、画廊式的白空间，外面给人的印象则是纯的混凝土浇铸的房子。纯混凝土的浇铸确实代表美学品质的表现，一方面达到美学品质，另一方面因为工艺和造价的限制，不得不发明另外一种方法来做，做完以后给人印象还是整体混凝土线雕的房子。我本人当时写了一篇批评文章，认为对美学纯粹性的过于追求，牺牲了一个机会，因为复杂的构造是有文化矛盾的，是追寻美国跟中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如果某种程度上展示出构造，不光房子看起来美，更有文化的含义。这一批房子不光是刺激了中国新青年建筑，来探求新的语言，新的想法，也激发了真正独立意义上的建筑批评的开始，它是独立建筑师立场的批评的发展。

第二个作品是王澍中国美院象山校园，在一期二期他的策略很明确，把中间的山、农田保留，把所有的建筑集中在周边布置，某种程度上建筑是散落在风景里面，尽可能寻求从中间开放的景观，王澍本人一直是热衷中国古典传统和民居传统的。

具体操作里，实际上校园每一个建筑的尺度都不小，我认为这里面出现一个矛盾，本质上处理一个城市形式，比较大的建筑如何组织起来形成一系列的有序的公共空间或者是此外的空间，然后跟风景建立起有机的关系，这个尺度跟冯纪忠先生的方塔园完全不一样，英国式的如画风景，亭台楼榭散落在风景里面，图景关系与小城镇的构筑已经很不一样。王澍面临的形式和操作挑战性非常大，这个本质上可以说是欧洲城市的周边的街区，要把室外空间塑造成中国传统园林式的风景，很有挑战性。

二期更是这样，二期要保证每个单体的独立性，逼迫他不得不每一个房子都追求独立的表达，这个时候产生一个问题，高品质形式的演练不可否认地，暴露出中国建筑师诠释角度的问题，当你已经在操作城市的时候，你的美学，你的文化定位依然定位在古典园林上面，依然有内在的文化矛盾。

很有意思的是贝聿铭先生设计香山饭店的时候，主动选了香山，把他的房子建在古代人山水画背景中来解释他的文化理想。王澍则不光是把房子移到郊区中来探讨中国古典传统，他同时还改造了主体——让现代人成为古代人，才能理解房子本身成为人造风景，需要一系列的概念的转换，才能进入它整个的诠释系统里面。

2000年，第二个趋势，我认为是一种新的民族形式的出现——国家资本主义风格，它是红色的共同主义，修大个房子的革命传统，加上1990年之后全球资本流动吹动了对都市奇观的热衷，形成了中国这种现象，集中搞三峡，中央电视台大楼都是这样的案例。这种集中资源，集中人力操作的方式，加上明星建筑师对都市奇观的热衷，形成中国当代的精品。它的形式语言可以很不同，可以是民族的，可以是前卫的，它的共同点就是宏大、铺张、浪费。因为没有必要的监督资金使用的程序，突破极限和权力过渡集中的政府结合起来，经常造成一些惊人的不合理的现象。

举一个例子，比如鸟巢大家都喜欢，都很好看，尤其里面的空间很令人振奋。但如果把所有的柱子全拆掉，体育场还会在那，因为整个体育场是混凝土修起来的，与外面的钢柱完全脱离。这些钢柱一开始是要支撑两片移动的屋盖，后来奥运会委员会说这个造价太高。要么取消屋盖，要么减化钢架草案，建筑师说我可以取消屋盖，但得保留整个立面效果，整个巨大的体育场，沉降、伸缩都有问题，不得不切成四块，中间有沉降缝，因为这两个体系不同，钢结构必须脱离，最后变成钢柱不支撑整个体育场，为什么需要1米2这么大柱子，因为想利用斜度把里面的防火楼梯挡住，在电脑一画都是1.2米，但它只支撑了它自己，所有的决策不是为了省钱，而是效果，这些都形成国家资本主义的风格。

08年，大家都有一种震撼的体验，奥运会这样宏大的项目显示出这个国家已经是大国崛起了，四川地震却突然暴露出它还有那么脆弱的软肋，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基本的教学、生活设施还那么脆弱。这种戏剧性的矛盾似乎唤醒了一些社会意识。刘家琨进入废墟闻到死亡的气息，他碰到一个死去小女孩的父母，他自己设计了19平米的小纪念馆，不是弘扬爱国主义，纪念伟人的，可能是中国最小的一个纪念个人的纪念馆——地震的帐篷，直接固定变成永久性小孩遗物的庇护所。刘家琨这个项目的力量更多在象征意义和社会批判性上面。台湾的建筑师谢英俊来到地震灾区带来更有建设性的启发，震区的老百姓由于高度的专业化、工业化的建筑体系的发展，让他们自己修房子，其实很困难，谢英俊的想法是要把建造权还给老百姓，要把所有的节点减化，要培训当地居民就能学会自己形成社团一起把房子修出来，造价只要市场价的1/4，建筑师不能仅局限于形式问题，好多建筑师在城市的星巴克中一起讨论如何进行震后重建，却没有任何跟当地居民交流的技巧。

2008年，《南方都市报》提出一个口号：“走向公民的建筑”，是对走向新建筑的一个回应，他们认为中国在走向公民社会的进程里，建筑应该成为社会空间的一部分，应该能做出一些贡献，其中一个终身成就奖就奖给冯纪忠先生，以表彰他推动中国城市规划现代教育的贡献。

差不多过了这三十年，为什么我说前途未卜，公民建筑很难说是一个大势所趋，现在只是一个苗头而已。公民社会这个词现在都不建议使用，要称为公共社会，而要“走向公共建筑”这个含义就不一样了。

我想说这30年中，思想之源还是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往前走。80年代的开放社会是现代性和文化象征性的追求，90年代建筑自主语言，建筑学科本身的知识体系的建立，和2000年里以来公民社会追求的一些觉醒，这已经成为一些可贵的思想。但是我觉得还远远不够。

知识分子有可能还生活在自己塑造的巨大文化幻想中，80年代还可以理解，贝聿铭做实验到山林里面去做，王澍把一个城市体量诠释为园林的体量等等。有我们在文化上老是讨论天人合一，自然和谐。包括现在说的乡村建设，其实是一帮知识分子跑到乡村去，寄情山水。一方面乡村山林的资源很少，另一方面规划师建筑师们面临着黑压压的指标。我们往未来看，我有一组很具体的指标，2010年年底中国的城市化的比例是49.6%，中国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经常说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其实从这个临界点开始它正在从农业国家转向城市国家。中国正是这样，80年代没有城市化的概念，90年代萌芽，2000年开始意识到城市化是推动GDP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中国政府制定非常高端的项目，2030年中国将实现70%城市化，意味着中国将有10亿人口是城市人口，只有30%的人口留在农村。2025年将有3.5亿人将从农村涌入城市，要么是新修出来的城市，要么就是已有的城市。3.5亿是什么概念？比全美国的人口还要多，就是说从今年开始到2025年我们要把全美的人口都移到城市中去。

城市是人们聚集在一起，但其社会政治性的含义是什么？很少有人探讨，我给大家念一下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在《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中的一句话：

“生成力量的唯一不可缺少的物质因素是人们生活在一起。只有当人们紧密地生活在一起，行动的潜力才会一直呈现，力量也才属于他们。所以城市的基础，即城邦聚在一起，它曾一直是所有西方政治组织的基本立场”，城邦就是城市，的确是力量的最重要的物质前提。回到“超有机”这个主题上来，我看到诠释中说它表现在中国城市乡村的有机和无机的渗透，我觉得不然，更深刻的意义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本身就是一种金融危机紧密互动的过程。在阿伦特眼里这一群人在一起是一种重要的物质，只有紧密住在一起，他们联系方便，他们交流思想会越来越容易，他们通信动员能力越来越强，他们会有越来越多的知识，越来越独立的思想，他们会形成最先进的政治。从这种角度来说，我认为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其实就是公民社会的进程。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