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岩奇：公共空间形态的自觉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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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岩奇，台湾建筑师，1966年出生于台南市，1990年毕业于中原建筑系，受启蒙于华裔建筑师李承宽教授来自于德国Hans Scharoun的有机建筑。1998年获得伦敦大学The Bartlett School建筑硕士。曾获2010年第二届中国建筑传媒奖组委会特别奖提名。 对于建筑，徐岩奇有着明确的认知，他强调不管地域如何变化，建筑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所有问题回到问题本质”；建筑不是城市类型或政治权利形态的代表，它只是一个简单、诚恳、温暖而又恰到好处的地方——让人们在安身立命的同时，也能体验到自然的丰富形态。 在中原大学以至后来伦敦大学的学习中，对有机建筑的思想由初识到有所研究，在2000年广英国小的设计说明中他坦言“有机建筑乃是在探讨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如何和谐共存的一种思想，表现出来的形态不受拘束”。在实际创作中，他一直秉承“有机建筑”的信念，在建筑领域形成一种自觉的形态。 纵观目前他的作品：博物馆、市场、码头、各类型的校园建筑等，可以看出他更多的以公共建筑作为实践的场域，同时也对公共生活给予了一定的关怀。不止于此，他还参与到这些公共建筑所牵涉到的体制问题的改革实践中。这一切，正是为了还原建筑的本质，抑或所有问题的本质。
有机建筑：讨论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如何和谐共存的一种思想，其表现出来的形态不受拘束。 《设计家》：我们从学生生涯谈起吧，谈谈您在学生时代所接受到有机建筑的影响。另外您比较推崇柯布西耶，除了他，还有哪些建筑师、建筑流派对你产生了影响? 徐岩奇：在讲有机建筑的时候，李承宽、夏隆（Hans Scharoun）、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等对我都有影响，他们的思想是一致的，关键精神是相通的，即回到建筑本质的东西，和环境的呼应综合，只是展现的方式不太一样。同时我受现代主义建筑的四个大师的影响都很大，除了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事实上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的学习是一个向大师学习的过程，跳过太浮华、太表面的东西，直接从根本上向大师学习。我在中原大学，受教于Pr. Dr. Arin时，他对有机建筑的介绍，尤其是他对李承宽先生和夏隆的推崇，使我有机会认识到了有机建筑的思想。而他在教学时，所谓的理论并不是他传授的重点，反而透过实际的操作，带领我们去领略建筑的本质，建筑在环境中角色扮演的问题，以及建筑的时代意义。 《设计家》：谈谈您在英国学习的情况吧，您是在台湾做了一段实际工作之后才去英国留学的，您谈到当时在现实当中不是很理想，所以申请去留学，那在英国的情况是怎样的？ 徐岩奇：在英国的学习生涯，对我的影响也是蛮大的。整个西方的教育，我觉得最精彩在于启发式教育那一面。你看英国有很多发明都获得了诺贝尔奖，像蒸汽机，像垂直升降战斗机的发明。所以，英国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很特殊的背景，也之所以它才能教育出许多天才，才能让很多人发挥他的能力。事实上，英国的建筑教育也具有这样的特质，比如英国建筑教育最经典的AA，那一块的教育基本上是不给答案的，要自己去摸索，当然，也开启了学生原始想象力的潜能。我在伦敦大学跟随的导师Archigram Pr.Peter Cook，是英国数一数二的教授，他是当时英国非常关键的，所谓现代主义革命运动的一个健将，他主导Archigram，即英国电讯学派，他们反传统、反专制、反对形式的束缚，提倡自由的思想对当时以至后来的建筑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英国教育的这些原创性、创意性，它的逻辑，给我一个从外地去的留学生很大很大的冲击，与此同时，也激励我对有机建筑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学习到用现象辩证的方法，来理清自己所定义的有机建筑概念。 《设计家》：那能结合您的实践谈谈有机建筑最主要体现哪些方面么？ 徐岩奇：有机建筑的几个关键问题是和现代主义的问题完全一致的。我在解释有机建筑的观点时，主要讲建筑和环境的“亲密关系”，讲在建筑里面，建筑本体怎么回应环境：有机建筑乃是在讨论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如何和谐共存的一种思想，其表现出来的形态不受拘束。其空间呈现的主要基础建立在对人心理行为细腻的了解上，因此自由形体伴随发生并非突然的，而是理性的，同时自由形体只是比几何形体更容易达到此目标，但并非一定要自由形体才能到达。 《设计家》：那有机建筑和中国传统园林之间是什么关系？ 徐岩奇：完全一致，建筑在本质上，在西方、东方，中国和日本是完全一致的，只是操作不一样。它有清楚的目的，就是所有问题回到本质问题。在自然环境里，你简单给我一个遮风避雨的环境，不需要太浮华，让我在那里安身立命，享受大自然里面所有的丰富就可以啦。我想这基本上就是所谓的本，其他事情太多都是彰显政治问题。目前很多建筑是在彰显权力，很多建筑样态是在代表是城市类型，这些事情离建筑本质太遥远。所有问题都回归环境，回归自然，这才是有机建筑的根本问题。你还可以扩充解释它，用有限资源创造极为丰富的环境。所谓生活态度也是简单的，不需要开暖气、冷气的居住形态，那就是低碳态度。
广英小学：有机建筑与公共工程的对话 《设计家》：回到台湾您第一个比较重要的项目是广英国小，谈谈这个项目中您希望实现的，结果实现了哪些您的关于建筑的思想吧。 徐岩奇：教育建筑这个领域里根本的问题是教育，我们要在建筑中得到一个突破，很本质的问题，就是回到教育中去探讨。当时我在新校园运动中提出的一些观点极具说服性，可以颠覆当时台湾建筑界的很多思想。我对本质问题的探讨，我的论述方式也使台湾当时的教育建筑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升级。我当时提出建筑教育的两个根本问题的依据是儿童心理学和行为学。简单的讲，教育和学习本身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所有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帮助学习的人有种探索的能力，这样才会有一些知识的新发现。那探索的本质是什么？所谓的社交过程英语当中称Socialization，即社会化的过程，而社会化的过程是同侪之间的学习过程，向同侪之间有经验的人学习，这个是最有效益的方式。我当时的观点是老师教学生的效率没有孩子和孩子之间学习的效率高，让孩子本身当小老师，让小老师当学生，是最有效率的。所以当时我提出同侪之间的学习，这个是所谓的学生的社交过程，是所有儿童学习的过程。这些事情导致我们在空间的设计里特别注重小的空间，这些小空间让小孩子们三五成群地在一起学习。这些观念对当时台湾传统的学校建筑做出了极大的颠覆。后来台湾校园建筑受广英小学的影响是极大的，设计多会向广英国小学学习，不管它要提出一种什么新的观点，有一些人不明讲，我们看一看还是会明白的。 《设计家》：这些是在“新校园运动”的特殊背景下诞生的，也给了您那么大的创作空间。 徐岩奇：是的，否则不可能。就像地震一样，带来了很多悲伤，刚好也是一种提醒。地震以后，很多人伤亡，也让他们开始回到比较诚恳的状态，反省“我”之前做的一些事情是不是不对的。这个也是新校园运动的一个氛围。 《设计家》：您今天再回过头来看这个项目，看新校园运动，您是怎么评价的？ 徐岩奇：很高，我也很敢讲，它总是一个所谓的第一步，你能不能说它没有缺点？还是有缺点的，它在摸索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缺点。我们平心而论，什么事情没有缺点，只有没有做的事情才没有缺点。新校园运动当时是有很多缺点的，后来的人或站在它肩膀上去进步，或去复制它的缺点。我一直说新校园运动运动它真正的影响是在精神层面。 《设计家》：您在台湾除了广英国小以外，还有哪些比较重要的项目属于公共工程范畴？ 徐岩奇：广英国小以外，我们早期的工作是最精彩的，后期工作开始被制度所僵化，有些操作趋向于保守。早期，921之后，很多制度被瓦解掉，大家重新开始摸索，这之后到2004年，短短五年，我认为是我们办公室作品最精彩的时候。当时我们被挑战的设计项目蛮多的，比如我们会去做游艇码头，或做小型博物馆，纪念某一个特别的人。到后来，我们对台湾政府这种保守、偏狭的操作方式很厌烦，我们在做公共工程时，也变得越来越疲惫。 徐岩奇：是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基本上当时公共工程的类型非常多，可以是博物馆、美术馆，可能是办公楼，可能是校园建筑，它们都特别有各自的特征。台湾当时把非常僵化的公共空间思维做了一个所谓的解放，这个解放大概是从新校园运动开始的，就是说校园建筑都可以有这样的解放，难道其它的不可以么？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回到本质上来。新校园运动实际上带来一种所谓的启发，是台湾的一种文艺复兴，它代表一种启蒙：所有问题我们必须要去颠覆它、解构它，回到本质，或辩论，或争吵都不要紧，追根究底探讨所有的本质，不要说别人做的结论就是我的结论。校园建筑不过是众多建筑中一种，但是它开放了一种机会，带来了一种精神，认为以前做的事情不一定对，要重新思考和定位。所以新校园运动对台湾的影响是巨大的。 《设计家》：那能谈谈您的“建筑改革社”对现实起到了哪些作用么？ 徐岩奇：这件事情对台湾的建筑界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它极大地挑战了台湾当时的保守制度。所有建筑现代化的过程，都具有很强的冲击性的，基本上我们也是有目标的，比如以国际现代建筑协CIAM(International Congresses of Modern Architecture)等为学习的对象，CIAM是以柯布西耶等人为首，1928年在瑞士成立的，其目的是反抗当时的学院派教育体制，为现代建筑确定方向等。我感觉柯布西耶在《迈向新建筑》一书中表现出来的是蛮痛苦的，书中他写到“我”的敌人是布杂（Beaux-Arts，法国当时保守的学院派教育体制），他被这些布杂教育体制中的第八大学、第七大学所困扰。不过他是一个革命性蛮强的人，也不断地在挑战这些传统教育，因为它们在根本上是有问题的。我们台湾当代的建筑师也从柯布西耶的精神里面在学习。台湾的建筑改革社很像CIAM，不过它的建筑改革慢了欧洲的将近70年，这是每个社会必然的过程。我后来和美国的有些建筑师，和日本的建筑师聊，得知他们在当地都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建筑改革。你也可以预测，有一天，在大陆，有些人会提出建筑改革。因为这些建筑从业者，他是知道方向的，只是他会不会成为气候还是未知的。基本上台湾这次建筑改革形成了极大的气候，它现在把建筑教育，建筑师考试制度做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可是目前遇到瓶颈，这个瓶颈不仅仅牵涉建筑职业，它牵涉到太多利益，世世辈辈的利益。 《设计家》：您认为改革之后台湾的公共工程领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徐岩奇：事实上，建筑在台湾的进步是一个极为缓慢的状态。我读柯布西耶的《迈向新建筑》时，发现原文里面并没有所谓“新”的意思，只是回到建筑的本质，并没有新旧的概念，只是说以前这些僵化的思维是应该除掉的。他讲这些的时候，是一种语重心长和抱着希望的状态。书上讲到建筑是所有领域里面进步缓慢的一种学问，所有其他产业的领域，机械也好，航空工业、汽车工业也好，速度是快的，建筑是很缓慢的，从根本上讲是建筑人的思维是蛮僵化的。 那大陆呢，大陆到底是是缓慢还是快速？事实上又快又慢。看上海世博，看北京奥运，太多前卫的东西，它们的发展速度很快，但是你看大小设计院做的事情，都没有跟上那个频率。我最近有机会和不同设计院交流或合作，我常常是摇头的，这些设计院都还没有跟上常态，更不要说跟上改革或者革命，事实上离那个距离还太遥远。我看到这些设计院把自己定义为流水线，这是和建筑本质相违背的。这些跟台湾的问题是很像的，台湾早先有一些大大小小事务所很赚钱，做房地产、做楼盘，它们把它当做生产线。今天台湾进入到不景气状态，机会只剩下一点点，这些当初把自己当做生产线概念来运作的大大小小事务所都被淘汰掉。只有你在建筑本质上、在艺术创作中具备不可被替代的能力，你才有机会在建筑环境中生存。你也可以预测未来中国大陆也可能发生这种行为，不管是2020年还是 2030 年，一种先进思维发展到一种状态下，所有的GDP成长率会趋于一种缓和的状态，这个问题就发生了，这些设计院你怎么存在？
公共空间：以有机建筑思想为原则，起到教育作用 《设计家》：谈谈您对公共空间的理解吧？ 徐岩奇：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公共空间扮演一种教育老百姓的角色，如美学观点，生活态度等。我们对所有物质的想象基本上都是靠公共空间来表现的。像私人财产，它怎么能做到对大众的建筑教育？不可能。所以我们所有期待都在公共建筑上面，因为老百姓都进得去，他一进去体验这个空间，会突然明白什么叫建筑，所以公共空间事实上很重要。 它还有机会反过来影响私人建筑。这个问题在台湾跟大陆遇到问题是一样的。政府必须足够专业，它才能理解建筑师所有的理想，如果它只是关注公共空间的表面形态，是非常不尊重建筑师的，实际上对建筑师是非常刻薄的。就像所谓采购，“我”在盖房子时，“你们”省一点钱，地板省一点钱 ，这是“我”所有成本。他往往不理解，建筑师是这些所有统筹的灵魂，你可以虐待其它的事情，但是绝对不能虐待建筑师。台湾的建筑师和大陆建筑师，他们的生活都非常艰苦。并不像外界理解的——建筑师好像是非常风光的，非常体面的。在建筑改革社里面，我常常需要代表建筑师的角色和政府做一种辩论，告诉它这个是错的。我也可以预测未来中国大陆也面临这个问题。 《设计家》：您认为公共空间在设计上遵循哪些原则？ 《设计家》：您谈到公共建筑的设计其实是有助于推动一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徐岩奇：的确，所以建筑师的作用你说大很大，说小也小。空间是很特殊的，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台湾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每个人去国外旅游，回来都会发出疑问，为什么外国的环境可以这么好，台湾的环境为什么不能比较好。基本上这件事开启了一种领悟，一种环境美学，一种对艺术的观赏能力。如果你尊重环境，尊重邻居，那你和你邻居的这种状态，一种礼貌，一种为对方着想的态度，基本上就是未来世界大同的状态。
未来：“我们必须要作出具体贡献，或者找出一些觉得满意的成就感。” 徐岩奇：512 地震，像刚才我提到的地震，它有时候是一种悲痛的经历，但往往也会成为一种化废墟为力量的机会。512地震，对我们设计公司来讲它开启了一种机会，也奠定了我们后来在成都设立办公室的基础。 徐岩奇：我们大部分的业务还是在雅安，我们的基础在雅安，它有将近台湾二分之一的面积，基本上我们的事情是做不完的。雅安是一个风景秀丽，有山有水，生态极为丰富的地方。我们操作有机建筑和自然、和生态结合的紧密条件，我们在雅安都找得到。我们现在做熊猫的故乡——雅安市宝兴县这个项目，很多的生态、设施，对我们来讲是享受得不得了，它们和有机建筑结合得非常细腻。 《设计家》：那您今后有什么样打算？会一直呆在雅安么？ 徐岩奇：我对我在台湾关心我的朋友说，你们放心好了，我起码要在四川奋斗个十几年，十年之后走一步算一步。我们必须要作出具体贡献，或者找出一些觉得满意的成就感。
《设计家》杂志采访徐岩奇，刊登于2011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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