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城市攀枝花转型：矿未竭，人先忧

9月的一个午后，一幢高层住宅楼里，75岁的郭福惠凭窗而立，回忆起44年前初到攀枝花时的情境，恍如昨日。窗外阳光明亮，高楼林立，市声喧嚣，金沙江水奔腾不息；对岸钢铁厂巨炉高耸，管道纵横，机器轰鸣。

44年来，这座以“百里钢城”闻名于世的现代化工业城市，在川滇交界的这块蛮荒之地奇迹般地拔地而起，因钢铁而兴，以钢铁产业为傲。然而， 44岁的攀枝花正面临着转型的难题。

“如果不加快经济转型，攀枝花必将重蹈许多资源型城市走过的‘矿竭城衰’的老路。”郭福惠,这位攀枝花市建委前总建筑师对这座城市的未来不无担忧，“这是迫在眉睫的事。”

山里的宝藏

攀枝花市，隐藏在四川省西南部的群山峡谷之中，金沙江穿城而过后与雅砻江汇合。亿万年前的地壳运动，在这里造就了“攀西大裂谷”，蕴藏着丰富的铁矿和煤。

但这些矿藏的发现却要追溯到1936年，一位叫常隆庆的地质学家出现在金沙江畔，看到崎岖不平的地面上到处矗立着黑色的大石头。

凭着地质学家的敏感，他开始对这些石头进行取样分析，得出来的结论让他惊喜—这些石头竟是磁铁矿石，这说明地表之下可能蕴藏着巨大铁矿。

在当地向导的引领下，他随后陆续发现了51处矿点，包括倒马坎、兰家火山、尖包包等较大的矿脉。时值春季，山上到处盛开着火红的攀枝花，常隆庆在绘制的地图中，特地用“攀枝花”为这片区域标注了地名。

1954年6月，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许克勤带着师生在川滇交界找矿实习。他们以金沙江畔的兰家火山为中心，对包括尖包包、倒马坎以及一些外围地区进行勘察，再次发现了这个巨型宝藏，并评估认为这一带的钒钛磁铁矿储量在数亿吨。

这一考察报告震惊了世人。同年年底，西南地质局立即派专家对攀枝花矿区进行一次重点普查，确认了南京大学师生的考察结果，并建议中央对这一地区进行重点普查。1955年1月，中央在接到西南地质局的报告后，将这一矿区列入重点普查规划。

这一发现震动了时任地质部长李四光。他在1956年初将此事汇报给毛泽东。

1964年，中苏交恶，国际形势紧张，毛泽东亲自构想了大三线建设，并亲自拍板确定将这块蛮荒之地建成西南最大的钢铁基地。

1965年，攀枝花启动全面建设。国务院从10大部委抽调5万人，迅速汇集到攀枝花，去唤醒那个沉睡了亿万年的巨型宝藏。

郭福惠就是5万建设大军中的一员。他清楚地记得，从成都坐汽车经过5天的颠簸，于1966年3月1日下午到达攀枝花，开始了他新的人生旅途，时年32岁。此前，郭是重庆设计院一名建筑师，被调往攀枝花钢铁基地从事规划设计工作。

攀枝花的艰苦超出了郭福惠的想象。当时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座荒山，连树都没有几棵。没有路，他们就骑马和毛驴，而大部分情况下只能走路；没有住房，他们只能搭帐篷、席棚、“干打垒”。

更大的难题在于，弄弄坪是一面落差80多米的山坡，原本只有2.5平方公里平地，而年产建设150万吨的钢铁厂，至少需要5平方公里的平地，如何布局？设计人员创造性地提出了台阶式设计方案，将弄弄坪平整成4个大台阶、23个小台阶的各级台阶平地，将整个钢铁厂的布局巧妙安排在这些台阶上，设施却又“一个都不少”。因此，攀钢被人们称为世界史无前例的“象牙微雕钢城”。

1970年7月1日，攀枝花钢铁基地炼出了第一炉钢；到1975年，一个配套完整的钢铁基地最终屹立在中国西南深山之中。

远虑与近忧

40多年以来，攀枝花最终形成了年产生铁410万吨、钢360万吨、钢材260万吨的产能。这座城市也逐渐人烟稠密，目前全市人口达到110万，下辖三区两县，已成长为中国最大的铁路用钢、钒制品、钛原料和钛白粉生产基地和西部重要的重工业城市。

然而，攀枝花在今天现实的发展中却面临着危机。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市场经济的冲击，钢铁产业竞争力的削弱，生态环境的约束，城市建设的困惑，就已开始让攀枝花人感到了焦虑。

“我们不但有远虑，也有近忧。”在攀枝花前市长孙平看来，攀枝花的发展目前已走到了十字路口—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攀枝花旧有的发展模式，“造成了输出资源、留下污染，输出财富、留下贫困的被动局面”，如果继续加速粗放地消耗资源，继续采用以卖资源、卖初级产品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必将矿竭城衰，积重难返。

据孙平2005年的估算，攀枝花市矿产资源现价超过20万亿，相当于中国两年的GDP，但攀枝花一年产出才200亿，大量的财富都通过外运初级资源密集型产品而“流失”了。

“留下来的是什么呢？攀枝花如果以2004年开采出总计2000万吨矿产品计算，每吨产品的价格不过1000元，单位产品价值非常低。”孙平一脸沉重，同时透露了一组数字—据不完全统计，生产2000万吨初级产品，同时要产生5000万吨固体废弃物，800万吨液体废弃物， 950亿立方米气体废弃物等。

攀枝花市长刘晓华亦认为，对于攀枝花这座资源型城市来说，目前资源虽未枯竭，但未雨绸缪很关键，必须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从废渣、尾矿里要效益，实现资源可持续发展。 “当初，大量矿产资源的发现才产生了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是为资源而生的。矿产资源是攀枝花的生命线，这条线断了，这朵花也就凋谢了。”他说。

“可用100年的资源，我们绝不能50年浪费完。靠大量消耗资源换来的经济发展，是不健康的发展，我们要对子孙后代负责。”攀枝花市委书记赵爱明说。

而另一个现实是，攀枝花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于资源产业，面临着钢铁工业“一枝独秀”，对大企业、矿产资源的依存度过高，一、二、三产业结构严重不平衡等现实问题。“攀钢一打喷嚏，攀枝花就感冒。”这个形象比喻的背后，是攀钢经济总量占该市经济总量的60%以上。

“攀枝花是依靠‘一矿一城’的模式发展起来的，即依托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建立了一个城市。”攀枝花常务副市长王川红表示，但一个城市的经济结构，完全是一企独大，很容易导致经济自我调节能力不强。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是这个产业单一的资源型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王川红说：“现在不转型，明天就是死路一条。”

再造攀枝花

攀枝花的经济转型应瞄向何方？

在攀枝花学院经管学院副院长彭方志看来，攀枝花的转型并不是单纯从资源型城市转为非资源型城市，而是将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摆在首位：“在资源产业内部进行升级，延长产业链条，加快钒钛产业的发展。”

攀枝花市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迈步。去年4月20日，“中国钒钛之都”花落攀枝花。从“百里钢城”到“钒钛之都”，变化的不仅仅是名称，它标志着这座工业城市从资源配置向效益最大化配置“华丽转身”—以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

“资源就地转化，产业链就地延伸”是攀枝花市提出的转型理念，钒钛将是其转型的兴奋点，“钢铁，成就了攀枝花；钒钛，将再造一个攀枝花。”

钒被誉为“万能合金”，85%被用于碳钢合金元素；钛则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化工等领域。我国知名钒钛专家、攀枝花市政协原副主席陈厚生称，钒钛产业效益可观，每吨市场价格可以是钢的近100倍。攀钢的钒产业以不到5%的资产，不到1万吨的产量，创造出了可与600万吨钢的利润相媲美的效益。

陈厚生说，攀枝花市每年300多万吨废渣只能堆积在山谷之中，累计已上亿吨，而国家却需大量进口钛制品。

攀枝花市正在集中力量突破技术“瓶颈”，鼓励企业发展钒钛产业，全市有钒钛产业企业40多家。目前该市已掌握了氮化钒产业化技术等一批世界领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初步打通了煤基直接还原、电炉熔分等资源综合利用新工艺，2007年10月成功生产出第一炉海绵钛，今年1月又成功生产出第一炉钛锭，实现了从钛原料到钛金属的突破。

攀枝花市政府提供的资料透露了该市打造“钒钛之都”的具体目标：到2010年，钒资源回收利用率达55%以上，年销售收入突破50亿元；钛资源回收利用率20%以上，年销售收入突破100亿元。

除了钒钛产业，攀枝花市还提出，依靠南亚热带立体气候资源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和阳光生态旅游产业。在攀枝花市的蓝图里，2025年至2030年将完成经济转型，那时钢铁比重仅占整个工业产值比重的25%，剩余75%产值将由其他产业替代。

当然，要实现这一蓝图显然还有巨量的工作要做。但郭福惠坚信，这座拥有44年艰苦创业史的城市，一定会延续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