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建筑之名，膜拜权力

　　高楼大厦纵然千篇一律，解读方式可以因人而异，《时代周刊》赞扬芝加哥螺旋塔(ChicagoSpire)的建筑师卡拉特拉瓦(Calatrava)“创造了一个提升人类精神的超验空间”。那么，号称全球最高建筑物的迪拜塔，又该获得怎么样的“高度”评价?直达天国的阶梯?这场永不厌足的高楼竞赛，以曼哈顿为始，以迪拜为峰巅，从美国感染到亚洲发展中国家，巴别塔倒下了还有更多复制的巴别塔。国力与民族主义，往往以人民之名，建筑在对建设图腾的狂热崇拜之上。

　　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建筑。

　　时尚杂志《CitizenK》主编，走遍了大半个地球，足迹来到格鲁吉亚，为其建筑之超现实感所震慑。创作意志，如何突破僵化体制权力的桎梏?来自西方的国民，16次探访，就是要为那建筑史上空白而吊诡的十年，补上了最后(也许是唯一)的注脚。

　　建筑史中最传奇的一页，也许是以年仅廿七的新城市，一跃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由一代老共产党员、巴西建筑大师奥斯卡·尼迈耶操刀，这个乌托邦式的城市规划，建成后顿成一片权力横流的平台。工整划一的建筑，最终没有出现一视同仁的待遇。愿景与现实的落差，让巴西利亚这个扫除万恶的模范城市，成为南美洲众兄弟成员国中最碍眼的洁癖者。

　　人造首都，有希特勒的“日耳曼尼亚”历史为鉴。60多年前，希特勒御用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通过史无前例的城市规划，打造1000万人口的“世界之都”。借“消除德意志民族的自卑感”之名，希特勒的野心和欲望获得无限放大。就在权欲达到沸点之际，“世界之都”却黯然“无论建筑师有没有意识到，他们都被卷入了权力建筑之中，”伦敦设计博物馆馆长迪耶·萨迪奇在其畅销书《权力与建筑》(TheEdificeComplex)里，能够“同情”地理解建筑师的身不由己，个中原因明白不过──“这就是建筑的本质”。

　　Dubai:Desire‘sDesign

　　建筑在酒池肉林中

　　既然金钱可以在沙漠上筑起绿洲，为什么不可以再来一个酒池肉林?

　　说迪拜是一个由欲望筑起的城市，相信没人反对。即使没有到过迪拜的人，亦不能避免地从种种渠道，日复一日地，得悉这城又刷新一个怎样的纪录。人们总是一脸不屑地接收这些暴发户消息，同时又暗暗留神着，当中的又有哪些闻所未闻的奇迹建设。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着，而且保证每一次都是高潮迭起。迪拜无论从社会、经济、建设，甚至地产角度，都可以是一个合适的研究对象，除了历史。然而小渔村的历史乏善可陈，因迪拜最振奋最骄人的事迹，发生在上世纪1966年，当第一滴石油被发现的时候。许多人认为石油对于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来说，是只生不完金蛋的鸡，然而事实是，迪拜的出口石油及天然气利润仅占少于国家整体利润的6%，而根据专家预测，以迪拜每天24万桶石油出口量计，其石油含量将会于20年内完全耗尽。

　　早在鸡不下蛋之前，迪拜一早已谋求其他出路。

　　三年前我出差到迪拜作城市专题报道，三年后的今天，我尝试整理及更新当时资料，看看当年亲历的、报道过的项目，在这个发展一日千里的NewMoney城市，究竟翻了几多番?2005年，在我们到访帆船酒店(BurjAlArab)。落成于1999年的帆船酒店，外形像鼓满了风的帆，屹立在迪拜朱美拉海滩外的人工岛上，傲然迎着浩瀚的阿拉伯海，象征迪拜正式步入另一个历史转折点——旅游导向，并且以大张旗鼓的姿态，宣示了：这个城市，将是要多奢华便有多奢华。整间酒店楼高321米，号称全球最高的酒店。引述在场公关所言，这里无论是雕塑、墙饰，甚至所有202间房间内的水龙头，均是镀金或铺贴了金箔。帆船酒店自评为七星级酒店，如果评级标准是以所用的黄金含量计算的话，我认为这是当之无愧。公关领我们参观了其中一间面积约180平方米的复式房间(酒店所有套房均为复式)，那种华丽装潢主旋律，让人立即联想到宝莱坞电影场景内的任何暴发户，我则敏感地瞥见当中的电视机还是厅中硕大的旧式电视座，顿时感到大煞风景。

　　据网上数据显示，现时酒店一晚最低消费是1000美元，并且与时并进地换上了42英寸等离子大电视。而据报于今年落成的RoseTower，将以333米的高度稍微超越帆船酒店，成为全球最高的酒店，然而地点刚好就在离帆船酒店不远处的SheikhZayedRoad大道上。

　　帆船酒店也许不再稳守奢华第一的宝座，然而它作为地标建筑，的确树立了迪拜的开拓现代化发展的里程碑。况且，迪拜还可以在各方面致力保持“第一”的纪录。

　　造访迪拜那年，刚好就是全球最高建筑的迪拜塔(BurjDubai)的动工第三年。找迪拜塔不容易，若以目视判断，它那时只有大概20层楼高，我们特意驱车经过时，却因为它并非以我们期待的高度出现而大感失望。事实上，现在翻看迪拜塔网上的建工日志，在空中俯视镜头下的迪拜塔，邻近的建筑都给比下去。可以想象，落成后站最高点倚窗，脚下的世界是微缩景区，是车水马龙的流动小人国，“一览众山小”之优越感完全得到满足。今年6月19日，迪拜塔已经建至636米，早已突破台北的101大楼508米高的纪录。

　　迪拜塔至今的目标高度仍是一个未能破解的谜团(有说约705米)，由于周遭中东地区仍密谋发展更高的大厦，这场高度竞赛，相信迪拜塔不到落成一天，亦是不能解破的。可以肯定的是，迪拜塔在迪拜皇储的指令下，必然不负众望。事实上，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建筑奇迹之称的棕榈叶形人工岛项目(ThePlam)，虽然官方说法是受迪拜的皇储穆罕默德·麦通(SheikhMohammedAlMaktoum)“启发”，然而负责执行的地产发展商Nakheel，根本就是听命于皇室令牌的庞大地产机构。

　　当年棕榈岛推出，一星期内即火速售罄，公关还对外宣称，球星贝克汉姆，也是众多名人买家之一。我去的那年，地产发展商Nakheel安排我参观另一个更奢华的项目：TheWorld，一个把“世界地图”移植到海上的地产项目，由300个人工小岛组成了五大洲诸国，只要你付出最少600万美元的“入场费”，便可以拥有“巴黎”或者“纽约”，与“世界”各地的岛民，共享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人工海上“世界”。我们当年参观的是“格陵兰区”。发展商Nakheel在岛上精心建设了一幢三层高的豪华示范屋，当时其他部分的岛屿还没成形。

　　Nakheel的网站上月公布了最新消息，“世界”已经建成了，尚有部分小岛可供出售。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公司的招牌项目“棕榈叶形人工岛”三部曲，三个里最小的一个(ThePalmJumeirah)原本2006年完工，迟至今年才能交付，最大的一个(ThePalmDeira)因为工程延误，一度要暂停对外销售。纵然如此，迪拜的发展步速从来没有停止下来，Nakheel总投资600亿美元的地产项目，还包括WaterfrontCity，一个参照曼哈顿规模、15亿平方米地产项目，将交由国际级建筑师库哈斯主理。

　　刚于今年年初，Nakheel又宣布了一个比以往更“青出于蓝”的开发计划，“TheUniverse”(宇宙)项目。“宇宙”跟“世界”项目相似，但岛屿不再囿于世界，而是“太阳”、“月亮”和“行星”。连宇宙也打主意了，迪拜还有什么不可能?HighriseSyndrome高楼症候群撰文_王思及作为摩天大楼的起源地，美国在20世纪初就拥有10幢超过200米的高楼，无论在高度还是数量上都居当时世界首位，到了30年代，高层建筑的建造更是进入全面鼎盛时期：1930年建成高319米的克莱斯勒大厦，1931年建成高381米的帝国大厦，1933年建成高259米的洛克菲勒中心大厦其中，帝国大厦甚至还保持世界最高建筑物的纪录长达41年。

　　尽管到了70年代，世贸大厦、西尔斯大厦先后接领了世界第一高楼的美名，但如此长时间的纪录，恐怕很难再出现第二次。

　　这是因为——正有着越来越多的挑战者，跃跃欲试地加入到这场高度竞赛中来。

　　从美观的角度来说，鳞次栉比的高楼是改变城市面貌最方便的快捷方式。亚洲许多发展中的城市显然深谙此道，将高楼戏法运用得相当得心应手。1996年，吉隆坡的双子塔建成。这是世界最高的建筑第一次没有出现在西方。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有关方面不惜隐瞒各地潜在竞争对手，一直拒绝公布具体高度。直至完工。仅有2300万人口的马来西亚凭借着这座85层楼的双塔建筑一跃成为世界焦点，吉隆坡也因此忽然精神焕发起来，仿佛这城已具备国际大都市的发展潜质。

　　此后，高度竞赛正式于亚洲展开，城市开始以最快的速度修建高楼，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尽快迈入现代化社会。上海421米的金茂大厦和492米的环球金融中心、509米的台北101大厦、釜山560米的千年塔国际商务中心(MillenniumTower)，以及仍未公布终极目标但传闻是800米的迪拜塔(BurjDubai)遍地开花的摩天楼不仅令原本默默无闻的亚洲城市为世界所瞩目，甚至放射出过分刺目的光芒，显出刻意疏离市民的炫耀气味来。

　　迪拜选择用摩天大楼实现这座城市的超级现代化。两幢阿联酋大厦分别为世界第12与第24高的大楼;坐落在波斯湾岛屿上的阿拉伯塔则曾是世界最高的饭店;在建中的迪拜塔预计810米，但无论如何它必定也必须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迪拜塔旁还有迪拜购物中心，世界上最大的购物中心;更有甚者是迪拜的新商业中心，将有500多栋摩天大楼在此傲然矗立。在富豪们挥霍享乐尚未着陆之前，迪拜用令人目瞪口呆的高度竞赛，清楚无疑地炫耀出这座城市是如何一掷千金、穷尽奢华，建筑、客人、城市仿佛三位一体，相互濡染，同谋构建出这片建立在高度、权力和金钱基础上的乐土。相较而言，俄罗斯的水晶岛(CrystalIsland)，这座斗笠形、造价达40亿美元的莫斯科“城中城”在以457米的高度跻身世界著名摩天大楼之余，倒是独辟蹊径地另觅战场，大力宣扬其701米的底部直径，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

　　高度意味着更高的危险。随着建筑科技的发展，高层建筑在权力与威望方面的象征意味，较之其建筑本身的设计，往往更能惹起恐怖组织的注意。世贸大厦建于20世纪50年代，它的出现，俨如为当时衰败的经济打下一支强心针。那积木似的方形建筑一直是美国金融繁荣的标志，但是对于试图挑战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外国组织来说，世贸双塔无疑就是帝国主义恶魔的化身。

　　建筑学上的稳固、科技学上的安全，终究抵不过人心的欲望，建设和摧毁两股力量，交缠旋绕在高耸入云的大楼之上，只需一秒不慎，坚固的钢筋水泥片刻就能土崩瓦解。然而，这样的顾虑似乎并不影响摩天楼排行榜上的激烈竞争。事实上，建造者对待高度数字的正在变得更加敏感。只是，摩天楼成为各个城市衡量文明程度的主流标准、当权者们争相炫耀政权的利器，这是否也是全球一体化的另一种表现?即便它无趣、庸俗、独裁、抹杀个性、空洞、耗时耗力然而，却是身不由己，大势所趋。Brasilia:Fantasy巴西利亚的冷漠与狂想撰文_胡续冬“如果在这些神奇的建筑之间做日常性的穿梭的话，你就会发现几个要命的问题。它太像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描述的反乌托邦之地了。”

　　2003年至2005年间，我因在巴西利亚大学执教之故，居住在巴西利亚城。国内的朋友们大多对这个人口还没有中国很多县级城市多的“第三世界大国之小型首都”不甚了解，在MSN上聊天的时候，总会流露出几分艳羡：多好啊!满街的桑巴、足球和美女，随随便便、懒懒散散的生活。

　　要放在巴西任何一个其他城市，把这种艳羡放大十倍都不为过。可是在巴西利亚，我真是有苦难言，稍稍辩解几句就会被看成是“得了便宜又卖乖”。

　　事实上，巴西人民最了解我的郁闷。每当我去里约热内卢、圣保罗、萨尔瓦多等巴西其他城市旅行的时候，一跟人提起我居住在巴西利亚，人们都会用看着水深火热之中的苦孩子一般的饱含同情的眼光上下打量我，然后十个人中有八个会甩出同一句话：“住在巴西利亚哪儿算住在巴西啊!”

　　按照中国人民的理解，巴西人民应该以巴西利亚为荣才是。首先，这个启用于1960年的新都在1987年就以其极富现代主义精神的规划和设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相当于一个人年方27岁就被当成活神仙供了起来，何等的不易啊!再者说，整个巴西境内的城市几乎都有由极贫和极富阶层在空间分布上的并置与互嵌所导致的严重的社会暴力问题，像里约热内卢这样的城市，聚集在市中心几百个山头上、完全置身于政权管理和都市运营之外的贫民窟几乎成了“恶性城市化”的代名词。唯独巴西利亚，在飞机形的主城区里，除了国家机器、大学和少量商业机构，剩下的全是中产阶级小区，完全没有贫民窟的踪影，巴西利亚的房地产商在向其他城市招揽业主的时候打出的都是“巴西利亚：南美洲最安全的城市”的招牌。

　　但巴西人毕竟是巴西人，他们对一个城市最根本的需求是丰富的街头文化：驳杂的氛围、慵懒的亲昵、不期而遇的快乐巴西利亚则是南美街头文化的一个不折不扣的死角，所有的道路都是行人毫无地位的快车道(有数据显示，巴西利亚是世界上行人被飞车撞死的人数最多的城市之一)，所有的街区都长得四四方方、一模一样，连街区中为数不多的超市和小商店都分布在固定的位置。别说小摊、街心广场和流动的卖艺人，就是有门面的咖啡、酒吧和Pub都寥寥无几。一到夜间，所有的街道冷清无人，走在路上不但不会有传说中的艳遇，就是碰上另一个人科动物的几率也非常之小。更令像我这样的异乡人绝望的是，全部的街区和道路不但形状相似，它们连正常的、多多少少带点历史积淀的名字都没有，全是冷冰冰的数字编号，让人恍若置身于计算机游戏。这倒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刚去巴西利亚不久，在还不能完整地说出一句葡萄牙语之前，就能无比熟练地掌握葡萄牙语里各种基数词、序数词的说法。

　　如果不谈生活的感受，光看由奥斯卡·尼迈耶设计的那些名噪全球的建筑的话，最初肯定会兴奋无比，多么像来到了另一个星球啊：巴西国会大厦，象征着人(Humano)的H形主楼的前面是两个巨大的碗状曲面，向上的碗是众议院，象征民主，向下的碗是参议院，象征集中，而H形主楼中缝的“一线天”恰好可以看见其后的国旗塔，由镌刻着各个联邦州州名的立柱所撑起的全世界最大的一面国旗每到起风时分就会飘在H的空隙中;巴西利亚大天主堂，是由数根纯白的弯曲立柱支撑出的一个标准的皇冠形建筑，立柱之间是大片大片的彩绘玻璃，进入它的道路要经过晦暗的地下，但只要一走进教堂中，任何一个角落都蘸满了耀眼的阳光;巴西外交部伊达马拉奇，一幢纯粹的梦幻之楼，整个大厦的外壳全是玻璃结构，立身于四面湖水之中，又称“水晶宫”，“水晶宫”的正门前有一座由五块石头拼成的变形莲花雕塑，象征着五大洲的团结一心;总统官邸曙光宫，离奇的曲线外饰颇似一条条吊床相连，既可是，如果在这些神奇的建筑之间做日常的穿梭的话，你就会发现几个要命的问题。其一，它太像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描述的反乌托邦之地了。

　　整个城市的核心地带，也就是飞机形的主城区机身的位置，在庞大而毫无生气的埃斯普拉纳达广场两侧，愣头愣脑地矗立着十几幢外观完全雷同的国家部委大楼，这种对国家权力的呆板、绝望的可视化呈现所唤起的沮丧感、恐慌感要远远大于尊严感。

　　而整个城市最最关键的部位，也就是机头的位置，则是由总统府、国会、最高法院构成的“三权广场”，周围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从社会卫生学的角度来说“干净”得连个杂货铺都找不到，这无疑是把对最高权力的颂扬和膜拜直接空间化，让它以压倒一切的醒目凌驾于城市其他功能之上;其二，建筑之间的间距过于遥远，加之整个城市又坐落在原本是一片荒芜的热带高原之上，所以如果不是从高处俯瞰而是以正常人身高的视角在城市中任何一处放眼四望的话，都会感觉巴西利亚过于冷漠，甚至会有一些很荒诞的效果——限速100公里的市中心快速道往往和几堆一人来高的新鲜的白蚁窝并置在一起。

　　据统计，巴西利亚居民患“恐旷症”的比率居全球前列，无处不在的大比例的蓝天在北京可能会是一种奢侈的视觉效果，但在巴西利亚，却对人们构成了日常性的视觉压抑。

　　经常有学者诟病巴西利亚所谓的“没有贫民窟”是一种人为的、通过规划和设计而实现的社会阶层大清洗，实际上，这笔账并不应该算在一贯关注底层生活、曾经因为左翼情怀获得过前苏联的斯大林和平奖、和古巴共产党领袖卡斯特罗有着漫长友谊，并和委内瑞拉左翼总统查韦斯亦有深交的共产党员设计师奥斯卡·尼迈耶身上。

　　奥斯卡·尼迈耶有意地把主城区里的居民小区都设计成外观没有任何差别的、由立柱支撑的底层架空的楼房，作为一名资深的巴西共产党员，他坚持认为所有这些居民楼都应该是国有的，国家把它们租给在首都的工作人员，不管是部长还是清洁工，都应该平等地住在这些居民楼里，不能有穷人区、富人区之分。

　　但事与愿违的是，迁都4年之后，巴西进入了长达20多年的军政府时期，独裁者们摒弃了奥斯卡·尼迈耶的初衷，在巴西利亚市内那个巨大的人工湖帕拉诺阿湖南北分别开辟了南湖区和北湖区两个富豪别墅区，并把30万兴建巴西利亚的底层劳动者全都赶到了数十公里之外破败的卫星城去定居。

　　去年年底，精力依然旺盛无比的奥斯卡·尼迈耶度过了他的百岁生日。这位“巴西利亚之父”在回顾当年激进的设计初衷的时候依然激动得像个超龄热血青年。

　　即使在今天看来巴西利亚有着种种弊端，它仍散发着1950年代后期库比切克执政时期的巴西“盛世”辐射出的民族勃兴的余温。那时候的巴西是一个经济腾飞、文化繁荣、言论自由的黄金时代，文学领域的“具体诗歌”(现在的多媒体艺术的前身)、音乐领域的BossaNova、电影领域的“巴西新电影”都出现在这个时期;那时候的巴西人民在激进的工业现代化和激进的文艺现代主义两个维度上同时飞奔，梦想着巴西能够迅速成为一个各种意义上的世界大国，无论是作为总统的库比切克还是作为设计师的奥斯卡·尼迈耶，都被同一种热情所席卷。

　　库比切克邀请奥斯卡·尼迈耶全面负责带动中西部内陆的“新都计划”，后者欣然应允，因为这一计划高度符合他的准“恩师”勒·科布西耶在其《灿烂之城》一书中所表达的观念——现有的所有城市都是垃圾，混乱、丑陋、毫无功能性，必须从零开始按照严格的功能规划和非凡的美学诉求缔造全新的城市。

　　2004年，我曾亲眼见到过奥斯卡·尼迈耶一次。奥斯卡·尼迈耶曾经在我当时执教的巴西利亚大学建筑系任教过，2004年适逢他从业70周年，巴西利亚大学在位于三权广场附近的一个专为他开辟的纪念馆“奥斯卡·尼迈耶空间”举办了一次庆典，里面展出了很多他的设计草图。尼迈耶画设计草图的时候从来都是只画出几根极简主义的曲线，像毕加索的《牛》一样。

　　但是在图案旁边，他会为每一根曲线写出极为详尽的说明和论证，他经常说，如果一根设计图上的线条不能配上一整段论证的话，这根线条就必须作废。那天，在拥挤的人潮中，我远远地看到奥斯卡·尼迈耶很酷很拽很有杀伤力地走到了话筒前面，朗诵了一首他写的诗。

　　这首诗我后来找到了原文，大致可以译为：“吸引我的并不是直角。也不是坚硬的、顽固的、人为的直线条。吸引我的是自由、性感的曲线。那是我在祖国的群山中，在河流的蜿蜒流淌里，在大海的波浪顶端，在天空的云彩边沿，在完美的女人的身体上，看见的曲线。曲线构成了全部的宇宙。一个弯曲的、爱因斯坦的宇宙。”

　　FormerSovietNations:TheHideAway前苏联：隐没的历史2003年，摄影师兼法国著名时装杂志《CitizenK》主编FredericChaubin，前往前苏维埃联盟的格鲁吉亚采访该国总统，偶然在一间二手书店找到一本旧书，书中一幢幢造型奇异的建筑，使这位西方记者心头一震。最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何在外界一致认为极权封闭的领土上建造的房子，能够在线条与造型上，疯狂到几乎不可思议的地步?书里的建筑，操刀的不是星级建筑师，有些连建筑师的名字也无从考究。

　　从乌克兰到立陶宛，从白俄罗斯到格鲁吉亚，无论外形，还是内部设计，所有的建筑物均弥漫着一片荒诞而古怪的气息。

　　这些宛如空降而来的异型建筑，到底是为谁而建，又是为何而建?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里，建筑师为什么拥有这么大的创作自由?他们摇笔杆子的时候，究竟在想什么?是前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那震撼人心的一幕，还是大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科幻电影《索拉力星》(Solaris)?Chaubin立刻爱上了这种混合着幻想和权力的建筑。它们一方面在造型上非常复古，另一方面在结构上极度超前，既不是俄式新古典主义，也不是现代主义建筑，它们往往建于1970至1980年代，却一直乏人记载。对于这一段短短十年的建筑迷思，Chaubin认为自己有必要记录下来。

　　之后五年，他带着小徕卡相机，进出这些国家16次，每次经过莫斯科、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共和国，Chaubin便偷偷向人打听，查探类似建筑物的位置。最后，一共60幢前苏联国家的建筑物，成为珍贵的摄影纪实系列，记载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建筑年代。

　　“每一个当权者，都有不同的审美追求，这种权力意志往往表现在当时的建筑风格上。例如，列宁执政时代，他本人偏爱喜欢前卫风格(AvantGrade)，建造了大量造型大胆的建筑。后来斯大林上台，则酷爱新古典主义，自然积极推翻了之前一切风格，并且盖起一幢幢层级式的高楼大厦。”Chaubin在电话里说。

　　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式建筑毫不陌生，北京火车站、人民大会堂，甚至散布在长安街附近的众多公共建筑，都可以看到不少斯大林式建筑的影响。在上海，也有斯大林当年赠与中国的礼物──中苏友好大厦(现为上海展览中心)。

　　“说白了，就是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建筑。”

　　斯大林式建筑的全盛时期在斯大林逝世后不久告一段落。后继者赫鲁晓夫决意用更经济实惠的建造方式，来取代那些充满“多余装饰”的建筑。“由于经费有限，物料都用最便宜的，并且严禁任何个人创作。在那个专政的时代，所有建筑物必须为国家兴建及拥有。建筑师是为国家服务。由于一切只是纯粹地从功能主义出发，建筑师主要的职责，仅仅是大量建设房屋而已。”

　　为什么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建筑，在外观形式上跟呆板的主流建筑大相径庭，Chaubin有这样的解读：“那时前苏联政府已近强弩之末，建筑师开始在执政者的审美与个人审美之间寻找更大的创作空间。不过由于当时前苏联仍旧对外封锁，信息不发达，建筑师并不能完全掌握西方人的思考方式，导致他们的作品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风格如此不同。我认为，当中的设计灵感，也许基于印象主义，也许来自科幻小说，更可能是受当时太空热潮所鼓动。”

　　1970年代至1980年代，前苏联国家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唯独航天业依旧火热。前苏联的民族主义激情，在美国和前苏联的太空争霸战中，得到大量助燃剂。“这解释了为什么当时那么多建筑，看起来都像科幻小说或电影里的场景。”

　　“这样说吧，逃避现实的唯一方法，就是跳进另一个幻想国度里。”

　　讽刺的是，根据摄影师亲身体验，大部分建筑物均属可远观不可近望之类，其建筑物料之差劣、工艺之草率，用今天的说法就是“豆腐渣工程”。

　　“因此不少建筑已被拆卸，或经改建后用作他途。”如今只留下Chaubin的摄影记录了一切。

　　Chaubin的摄影作品里，有一个建筑最被频繁地使用，那就是乌克兰小城雅尔塔(Yalta)的度假胜地DruzhbaHolidayCenterHall。建筑坐落在黑海北岸，当地温暖宜人的地中海气候，使之在19世纪成为俄罗斯上流社会及贵族们的夏日行宫。1920年列宁将该地用途定为“为工人阶级服务的疗养胜地”，随即雅尔塔便成为无产阶级的休闲场所。

　　DruzhbaHolidayCenterHall极富装饰的环形建筑物也是当地工人疗养所之一，Chaubin曾在一次访问中表示，这是苏联人与捷克人的合营机构。碰巧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确拥有一个人造卫星发射站，亦是唯一把航天员送进苏联的宇宙飞船的国家。所以建筑物设计的灵感极有可能来自这次太空合作。连美国国防部也一度怀疑，这个地方是否为火箭发射站。“当时的特工机关视之为洪水猛兽，事实上它不过是一个夏日度假营而已。”

　　除了少数国家级机关，Chaubin镜头下的建筑，更多的是休闲场所，如结婚礼堂、疗养中心、游泳池等等。在越洋电话访问里，Chaubin如是解读：“这意味着苏维埃政权最后的高度集中操控。”

　　“前苏联强调集体制，集体生活。个人主义被彻底摈弃。即使是属于个人活动的休闲作息，也被政府通过建筑物的功能运用，强制性地限制，甚至人们的思想也被左右。”

　　Chaubin接着以他拍摄的建筑作品说明，这个像极科幻片“星球大战”场景的，是一幢非宗教类的大教堂，位于格鲁吉亚(Georgia)的首府第比利斯(Tbilisi)，是当时用作集体结婚的唯一场地。“每次总有十对新人集中在这里同时行礼。连结婚也是有组织地集合在一起，这个时代，根本不充许存在个人空间。”

　　Chaubin认为那是一种规范行为的管理方式，其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利用建筑空间，加强人民的集体意识。由于禁止出国旅游，国内度假几乎成了唯一的娱乐途径。“我曾到访过一个类似水疗场所的游泳池，那里的建筑结构像极了一个蜂巢，无论你走到哪一个角落，都不能享受独处空间。你就是不能逃出来。我觉得这与困在监狱无异。”

　　权力使人腐化同时也是叫人迷惑，显然Chaubin是不能自拔地追访这种即将隐没于历史的一代权力图腾。“那些国家再也不想面对过去那个生活艰苦、经济低迷、政治备受压抑的年代，所以，纵然那些建筑物的历史仅仅20多年，人们却宁可将其夷为平地，再找库哈斯、扎克·哈迪德兴建崭新的华厦。”

　　Berlin:MYTHGERMANIA 希特勒的泡沫工程

　　“我们的人民必须知道：我们的新建筑是为了巩固我们的新政权!”——希特勒城市中央笔直的光辉大街，长达五英里，比巴黎香榭丽舍大街还要宽一倍;在大街的南端，还矗立着一座凯旋门，高达386英尺，是巴黎拿破伦凯没错，阿道夫·希特勒广场。这座光辉壮丽的城市，就是纳粹头目阿道夫·希特勒(AdolfHitler)计划中的“日耳曼尼亚(Germania)”，一座在柏林基础上建设的、最终将拥有1000万人口的“世界之都”.这将会是统治欧洲的首都，甚至是全世界军事力量和工业最密集的地方。

　　不只是之前提到的这些超越巴黎——一直以来的世界级都会——地标性建筑物，日耳曼尼亚的建筑大都拥有惊人的体量。元首宫的占地面积将是菲利普二世在马德里北面修建的埃斯科略修道院的7倍，其规模甚至要比传说中的尼禄王金殿至少大一倍。而另外一座以罗马万神殿为模型的圆顶大会堂，高达310多米，直径达260多米，规模相当于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7倍、华盛顿国会大厦的32倍，可以容纳的人数达16万人，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会堂。为此施勃利河必须改道，绕圆顶大厦的三面流过，最后流入一个巨大的人工湖和一个倒影池。该项目的基084085础工程于1940年7月破土动工，圆顶大厦计划于1950年4月19日，即希特勒61岁生日的前一天全部竣工。

　　然而，就像我们所熟知的那样，希特勒统治世界的狂妄野心在1945年被剿灭。他的日耳曼尼亚计划，也在纳粹德国显出颓势的时候就已停滞。盟军在1945年对柏林发起总攻时，更是摧毁了柏林超过90%的建筑物。日耳曼尼亚，成为了一个泡影。

　　现在，在正于柏林举办的《日耳曼尼亚神话——帝国之都的幻影与遗迹》(MythGermaniaShadowsandtracesoftheImperialCapital)展中，我们能直观地看到这个并未建成的疯狂都市蓝图。

　　对于希特勒来说，建筑是一种宣传工具。他在1937年纳粹党纪念日的讲话中这样说：“我们的敌人也许猜到，但我们的人民必须知道：我们的新建筑是为了巩固我们的新政权!”

　　在“日耳曼尼亚”计划全盘托出前，一系列宏大的建筑已在建设中。那座傲视柏林的巨大圆顶大会堂，早在1925年就有草图。

　　宏大的建筑既可以激励国民，“消除德意志民族的自卑感”;也可以打击敌人。想象一下，当你穿过空旷的广场，爬上台阶，在两尊赤裸强壮的日耳曼男性青铜雕像和抓着纳粹标志的展翅雄鹰注视下，走进一个又高又窄的入口，进入一个没有窗户的空旷大厅，然后经过一个圆厅，接下来是另一个空旷的、长达450英尺的大理石大厅漫长的走廊尽头，推开一扇高达17英尺的双开门，此次旅程的终点——哦，不，还没有到。这是一个4000平方英尺的巨大空间，从门口走到办公桌前——希特勒坐在那儿——还需要一分钟。

　　恐惧、崇敬，恐怕是这段旅程给人的最大感受。这便是希特勒的新总理府，能给前来觐见的外国来访者几乎致命的心理打击，让他们无不陷入对新德国权力的敬畏之中。

　　建设新总理府的目的不仅仅是用来威慑小国元首，它大尺度和背后的神话也是感染德国普通民众的有力武器——希特勒需要人民来顶礼膜拜。

　　日耳曼尼亚规划中，一系列拥有让人毛骨悚然威力的大体量建筑，从每个细节，都在加强“帝国的尊严”和“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权力通过建筑表达的范例。

　　御用建筑师施佩尔

　　尽管希特勒不止一次地想成为一名建筑师，早年曾不断试图进入维也纳艺术学院学习或者建筑学校做建筑学徒，但他显然更想成为“设计第三帝国的首席建筑师”。希特勒的建筑构想，主要由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Speer)实现。

　　阿尔伯特·施佩尔1905年出生在曼海姆的一个建筑世家。1930年12月，施佩尔听了希特勒的演讲后，被纳粹的魔力征服。1931年1月，他决定加入纳粹党。1933年在藤伯尔霍夫机场举行的五月大会上，他设计的会场方案大放异彩，使得他在纳粹建筑师的职业道路上崭露头角。

　　之后，在希特勒先前器重的建筑师特鲁斯特身体恶化后，施佩尔被指定为执行建筑师来完成重修旧总理府的工程。

　　1936年，当施佩尔设计的纽伦堡工程以宏大的观礼台和气派的会场布置博得希特勒的欢心，施佩尔便一步登天，成为了帝国建筑总监，享受了比柏林市长还高的工资待遇和众多特权。宏伟的“日耳曼尼亚”也在施佩尔的规划下逐渐成形。短短五年，凭借和希特勒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这位31岁的年轻人已经成为“世界之都”的总设计师。

　　可惜，盛名之下的施佩尔却没有利用独一无二的资源，使自己成为一个建筑创新者。他只是将建筑变成实现某种意图——不单是诠释纳粹帝国的功能，也扩大了自己的权力——的手段。他只是对希特勒言听计从，阐释希特勒的意愿，建造希特勒的建筑。

　　那么，希特勒的建筑又是什么?不过是针对民主、建设纳粹未来的文化武器。是希特勒世界观的现实载体和符号表达。它们代表了希特勒对现代城市中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坚决反对，以及他试图通过国家社会主义的塑造效应，利用集体主义来取代它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