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文化建设的策略

“城镇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般具有诗情画意的话自2013年12月出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后，便在全国城乡建设界、文化科技界广为影响，其意义在于，它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诠释了“以人为本”城镇化的真正内涵，是广大公众寻觅城乡文化记忆的期盼。高水准的乡愁观，绝不是只强调“文化的同情”，必须上升为“文化的责任感”。

2014年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上讲话，强调善于继承才能谋求创新。他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建筑是凝固的历史和文化，是国家形象和城市文脉的载体，建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要充分彰显文化自信，因为只有中国设计与中国风格，才能让中国城乡体现华夏民族的文化根脉，才可杜绝“千城一面”。在21世纪国学复兴的当代实践中，城市与建筑界要深度求索“何为建筑的国学”?中国建筑文化该如何复兴传统文化、又该怎样在传承中找到自信?如何让建筑文化研究与传播成为国家治理建筑现代化的思想动力?如何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瓶颈中弥补国民建筑文化素养的空缺?如何真正以华夏民族文化之力，在坚守中创新探觅中国建筑设计的全球视野。

策略一：解读中国建筑文化获得自信是根本

有哲人说，“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纪念碑”，即从建筑体现文化的必然性、可能性、有效性和深刻性上做出思考。对此，自然会问：中国建筑从哪里来?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体系中的地位?

中国建筑浩如烟海，建筑与文化无法分隔，古代中国的文化与建筑，一直是毗邻诸国的样板。中国古代建筑发展演变史证明，自隋唐以来，以中国建筑为中心，形成了包括日本、朝鲜、越南、缅甸、柬埔寨、泰国等国在内的亚洲建筑文化圈。明代建筑园林学家计成所著《园治》一书，是他毕生造园经验之总结，在国外有很大影响力，被日本宫廷评价为“开天工之作”。

再看20世纪建筑，北欧建筑师伍重设计的悉尼歌剧院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在其造型设计的多灵感中，他自己承认有来自中国宫殿对屋顶和台基处理方式的启发;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场“鸟巢”方案，源自瑞士赫尔佐格建筑师，其灵感取自中国古代建筑窗花的艺术造型;伊拉克建筑师扎哈的广州歌剧院“圆润双砾”的大、小石头设计，也是中国味十足的概念;尽管北京国家大剧院有众多非议，但法国建筑师安德鲁则表示，他使用了中国“明堂”即“上圆下方，四方环水”的理念，这些建筑无论是审美，还是情感的赏析，都给人以深刻印象，这里有对中国建筑文化的尊重，更有中国建筑文化面向世界的姿态。在英、法、德等欧洲发达国度，咖啡馆中聊天的人常议建筑的“美与丑”，细听才发现其中市民并非建筑师及专家，足以见得建筑文化在公众中的普及度，由此想到对中国传统建筑瑰宝为什么我们崇尚不够呢?是教育作祟，还是传播有误，还是国人始终未将建筑视作文化。

发人深省的是，既然中国园林早已享誉欧美，既然中国古建筑早已为外国人钟爱，为什么我们自己却无所谓?房地产的膨胀，泡沫化的房价越来越使国人只盯着住宅平面及价格，真正体味一个文化对城市发展及建筑美学价值贡献的人太少了。“城镇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般具有诗情画意的话自2013年12月出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后，便在全国城乡建设界、文化科技界广为影响，其意义在于，它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诠释了“以人为本”城镇化的真正内涵，是广大公众寻觅城乡文化记忆的期盼。高水准的乡愁观，绝不是只强调“文化的同情”，必须上升为“文化的责任感”。何为建筑文化传承，重在要看对建筑历程是如何梳理的，重在设计实践中体现出多少社会责任。

策略二：解读中国建筑文化必须反思“乱象”

资深建筑师布正伟在《建筑评论》总第七辑撰文强调：从新中国1950年代至今，建筑创作上的大偏差都出在如何让建筑承载文化这个问题上，建筑被文化扭曲，就必然使建筑失去品格。无论我们的设计意愿多么好，都要在大文化环境的气场中经受“建筑承载文化不离谱”的检验。

面对积弊甚深的建筑“乱象”，必须剖析制约中国建筑设计健康发展的“病源”之所在。“价值判断失衡”、“跨文化对话失语”、“体制和制度建设失范”，都是应遏制的关键。也就是说，我们感受深刻的是如何能够杜绝“反建筑”的非理性倾向，如何遵循并回归建筑基本原理，从上至下警惕并反对那些求高、求大、求洋、求怪、求奢侈气度的行业坏风气。尤其要意识到，建筑“乱象”影响的是文化传承，“乱象”加剧着城市病，它启示我们中国高速化的城市化要作出检讨;“乱象”不仅使山寨建筑频现，还“传染”到城市公共艺术及建筑景观作品，不仅到处可见迎合“个人兴趣”的粗制滥造的雕塑小品，更有品味堪忧“不锈钢球”，缺少创意设计可以弥补并再学习，而缺少了文化根基将后患无穷。

思想有什么用?评论有什么用?古往今来许多诤言、警语之所以功效甚微，就是因为唤得醒的不曾入梦，而梦中之人多半难于唤醒。评论与透析是具有行动及反思沟通能力的，是具有开放与辩论的公共领域的、更是反映沟通理性并提供舆论话语权的场所。无论是何种评论传播“利器”，重在是否被听见、被多少人听见，是否可引起各类人士的共鸣。用此观念去审建筑“乱象”，重在要反思城市建设中弃公共审美于不顾、甚至弃公共安全于不顾的所谓标新立异的追求。如全国至少十多个城市竞相比高的超高层建筑“热”其要点已不在它是采用什么风格而是在追求不科学的另类，在于它靠财富建构起的“反力学建筑”既没有充分考虑安全设计与应急疏散之难，也没有考虑如此建筑难度要增加多大的投资，这种标新立异不仅有悖于中国建筑文化，甚至完全违背了建筑的本原，是城市新的“永久危险源”。

有人说，“用建筑塑造国家精神”是值得商榷的，建筑师与建筑作品本身无法承受太多的社会责任。但应申辩的是，建筑项目的成功与建设方案是相关的，但设计的灵魂作用不可小视，“雷人”的建筑背后建筑师也是推手之一。为此，我们要批评建筑创作中的“堆积”形式、反对材料的杂凑、改变积尘共处不避外观的“旧习”，用建筑价值是感情触动之思去构建中国建筑文化的设计新品。

策略三：解读中国建筑文化普及教育为先

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人是向公众普及建筑文化教育的集大成者，如“梁林”在20世纪50年代便在研究之余撰写了大量赞美中国建筑文化的文稿，如1950年梁思成(1901年-1972年)在《关于北京城墙废存问题的讨论》一文中，他以赞美诗般的语言表达了对古老且又魅力无穷的北京城的认知，他也曾向周恩来总理表达对可能会消失的北京古都风貌的认识。对于中国建筑文化的普及传承，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在人民日报副刊连载数篇文章;同样作为建筑学家及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杰出女性的林徽因(1904-1955年)也撰写过大量普及版的建筑文化佳作，如1952年在《新观察》杂志第1-11期上刊出“我们的首都”共计11篇文章，从建筑传承上赞美了中国建筑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对“故宫”描述上，她写道“北京的故宫现在是首都的故宫博物院。故宫建筑的本身就是这故宫博物院中最重要的历史文物。它综合形体上的壮丽、工程上的完美和布局上的庄严秩序，成为世界上一组最优异、最辉煌的建筑纪念物。”1952年《新观察》第16期梁思成、林徽因合著“祖国的建筑传统与当前的建设问题”，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他们揭示了普及中国建筑文化符合毛泽东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政策。他们表示新中国建筑也“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尽管，梁思成、林徽因普及中国建筑文化的实践已过去六十多年，但从它建筑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视点看，从建筑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当代使命看，它们的观念并没有过时，仍是我们认知中国建筑文化的指南。

中国建筑几千年来一直以木构架为主体，在世界古建史上独树一帜，并堪与欧洲古希腊基督教建筑、伊斯兰教建筑并列为三大建筑体系。建筑史学家王贵祥教授在对比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维“坚固、实用、美观”三原则后，提出古代中国人即《尚书》中也有大禹提出的建筑三原则即“正德、利用、厚生”。他强调，中国建筑不是很高耸、室内空间不是很宏大，唯有如此，才能使在每一房屋中生活的人，都有独享一片湛蓝的天空、拥有丈院尺土的扶疏花木、可以与星月相随，感受四季的真正不同。中国建筑有一套成熟的形态美法则，从表象看有四大方面即：对称与均衡、序列与节奏、对比与微差、比例与尺度，仅地方建筑风格就有开朗大度的北方风格;典雅细致的江南风格;轻盈细腻的岭南风格;厚重华丽的蒙古族风格;外部朴素、内设精致的维族风格等。若从时代演变看，无论是秦汉风格、隋唐风格，还是明清建筑风格都远远超出建筑艺术本身的价值，都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在中国无数载有乡愁的建筑瑰宝中，从体味建筑的故事入手，讲述那天人合一、历久弥新的文化奥秘，贵在让公众理解并走进建筑文化之中。

策略四：解读中国建筑文化要解决体制机制问题

城市与建筑设计的失误对整个社会都要承担无法逆转的灾难。对此2014年2月末习近平主席在考察北京城市规划展览馆时强调“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这就是对规划设计作用的最高评介，反过来也警示行业管理是否真正履责到位。北京乃至全国城市规划设计中出现的问题，不仅表现在理念方面，更有管理及公共政策问题，住建部行使全国建设统一管理，应有一个城市设计导则将《城市规划法》、《建筑法》、《行政许可法》等融为一体，在鼓励创新设计、尊重文脉前提下，制定管理目标、管理方法及综合应用细则。2013年5月在杭州举办的“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会议上，通过了《杭州宣言》，它强调富于活力的文化生活及城市历史环境的质量是构建可持续城市的关键。地方政府应保护和改善这些环境，并与自然环境相协调。为此有如下建言：

其一，要研究在文化与文脉下的城市设计新手段对确保建筑品质的作用。要承认，当下已进行了城市设计的建筑作品除表现出建筑设计要素得体、公共空间要素得当、城市设施顺畅运行安全等外，更彰显城市总体的环境与建筑美感，对杜绝“城市病”及设计僵化的“千城一面”是有效的良方。现实是中国近二十年成为了国外设计师的“试验场”，某些著名大师竟能实现在中国某大城市将同样的建筑设计“怪像”演绎两次，这不单单是开发商与“洋设计”之错，更暴露了中国城市规划管理上的失当。根子在于管理者未充分就新建筑方案问计于民，是缺失“城市设计”之惑，是未考虑公众审美感受的后果。

其二，为什么迄今以向国外学习为名，总难以摆脱用国外的评价体系为中国建筑设计评分?为什么中国可“提质”的设计标准难以落到实处?中国建筑师有必要认真研究新型城镇化建设所衍生出的新问题。不仅要构建起属于中国建筑的理论体系，还要从设计管理上强化体制与机制建设，管理上的好传统应努力回归。如建设部早有的设计局及后来的勘察设计司都在建筑设计管理上起到重要作用。近十年来由于建筑设计在国家的主管体系中削弱，致使中国建筑师的文化自信大打折扣，建筑设计的好思想乃至具有国家智库型好建言，越来越难以变成现实。为此希望从中国建筑文化的体制与机制管理出发，住建部要恢复主管勘察设计的司局机构。

其三，中国建筑文化的发展呼唤《建筑师法》。我国自1998年生效的《建筑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建筑活动是指各类房屋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配套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通篇未有关于“建筑设计”的条文。值得庆幸的是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越来越受到关注，相信在此背景下关乎国计民生的现代建筑制度体系建设的《建筑师法》会有进入法治化轨道的希望。为此要传播建筑师在工程设计中的主导作用;应组织相关部门(学会或协会)编研《建筑师法》的专家建议稿;设计研究单位及高校要加大对建筑师作用地位的国内外专题比较研究;学会及协会应广泛开展建筑师的社会人文教育，使公众及社会在较短时间内提升对建筑文化的总体认知水平。所有这些都是确保建筑师的良知与智慧在法律的框架下得到贯彻，都要给中国建筑师提供创作自由与共生、互动的发展环境。

(作者系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减灾协会副会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防灾与安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