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众说纷纭库哈斯

　　一说：天才大师

　　 库哈斯是一位天生具有大师素质和大师魅力的大师。他的激进，他的轻狂，他的偏执，他的叛逆，他的诡辩，他的孤傲....所有这一切为他铺砌了作为大师的平坦道路，说白了这种人想不成为大师都难。

　　作为这种旗帜鲜明的人物，在他的身上必然拥有闪光的思想，但也不乏极端之处。有人把他比为当代的柯布，但我觉得他只能算半个柯布。上个世纪的柯布推翻了旧的学说，建立了现代主义风格的基础理论，而库哈斯只是不断地把旧的，以及不太旧的东西打碎，而其新的思想却总是让人有一种云山雾罩的感觉。其“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性格也导致了他的理论的模糊性，感觉到有时好像是为了惊人而做“惊人”之言。

　　除了他在普利兹克领奖会上做的惊人“预言”外，最近的例子是他对所谓的“垃圾空间”(JUNK SPACE)的论述，在似是而非的论述中以极尽跳跃的口号式论点将一种人们熟知的、默认的理念打得粉碎。

　　库哈斯的论点具有鼓动性和煽动性，但人们对其将这一切轰倒之后到底要做什么，又颇为困惑，而他自己也不会马上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也可能这答案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正如Gary Wolf 在其文章“Exploring the Unmaterial World”中对库哈斯的评价：当一位建筑师得到了国际声誉的时候，意味着他已经走到了自己职业的尽头。垃圾空间诅咒了任何东西，就像一部恐怖电影中的男主角将和剧中的所有人物最后一同死去。

　　二说：有序出无序

　　我觉得库哈斯却是真正“有序”的尊从者，而他的“有序”表现在他对每一个设计案例从根本上的分析，他的见解往往能跳出建筑本身而从环境、文化、社会的角度高屋建瓴地从“无序”的表象中把握“有序”。他的“有序”不仅与“无序”相对应，而且更与“虚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库哈斯所提到的“虚拟”并非就是我们所说的跟网络或跟计算机图形相关的“虚拟”。而他认为的是：“对我来说，虚拟建筑意味着设计或重新设计人类环境而不依靠建筑工业提供的任何工具。我所追求的是以我们在非建构意义上的专长来重新创造这个职业并使其现代化。”

　　库哈斯以其沉重的使命感担负起改造环境、改造建筑师职业的任务。而导致其做出如此努力背后的原因却是多年来的怀才不遇。由于他的事务所OMA(Office of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设计风格的非常规性和超前意识，它的大多数的设计并没有实施，尽管他们的想法得到了不少认同。为此，他将他的OMA一分为二，前一部分的OMA仍然以常规的设计为主，而另外被库哈斯称之为AMO的部分将专注于其所谓的“虚拟建筑”的设计。“对于AMO有兴趣的地方不在于它只做一些非建筑的东西，而是它将继续以建筑学的方式工作。”

　　三说：不能改变就适应

　　不少建筑学人现在对库哈斯的理论很感兴趣。库哈斯确实给我们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角度和全新的思维来重新框定建筑学，尤其是城市建筑学的框架。库哈斯的思想，阐述并不是那么玄奥，但却让我们这些东方人十分不解。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库哈斯来自于荷兰这样一个欧洲最西北的小国，这里，人们几乎完全自然、天命地生活，没有太多的规矩条文，法律是宽容的。你自认为犯了大逆不道的错误，惶惶然看四周，却根本没有人在乎你。 对于传统文化，荷兰人会说：“为何我的设计必须屈从于传统呢？不要忘记，这里没有DOMINATION的事物。”荷兰建筑师也在把自己的逆向思维身体力行地变成现实，荷兰千奇百怪的现代建筑占据了城市和乡村。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库哈斯思想的出现就没有什么奇怪了。感到奇怪的反而是库哈斯本人，“在全球化的大浪潮面前，你们为何苦苦挣扎抵抗呢？为何不顺从于它，获得自身的解放呢？为什么不承认新老替代、优胜劣汰呢？或者说，这有什么不好吗？”

　　库哈斯的想法几乎完全正确！但这只是在荷兰。在亚洲，他的理论却注定要受到强烈的阻击。

　　我们知道，客体对象的价值取决于主体的价值赋予，如同一把普通的小刀在土著眼里，胜过一块价值连城的钻石。在亚洲（其实远不止亚洲），自身的传统文化被赋予很高的地位，传统文化受到珍视的原因在于：首先，它顽强的延续是我们适合生存延续的表现；其次，它是我们父辈传下来的，（这一点也很重要，东方人对自身价值的评定不同于西方人对个体的关注，对于东方人来说，个体只是集体或者世代延续的一个环节。）自身的传统文化占据着如此重要的统治地位，以至于任何外来事物都被视作一种挑衅，即使在无可抵挡的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也依然顽强地寻求一席共生之地。

　　因此在顽强的传统价值观的铁壁面前，不难想象代表全球化趋势的库哈斯思想于传统价值观之间的对抗和冲突。这一点倒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很贴切。荷兰式思维的库哈斯想知道为什么要抵挡全球化这只饿狼呢？但实际是狼在淘汰慢兔子，强壮的兔子也在淘汰弱狼。只要传统价值观这只兔子还有点力气，那就不只是狼的天下。

　　四说：实践“大跃进”

　　库哈斯和中国的相遇，是“大”和“大跃进”的相遇（或者说是癫狂和亢奋的相遇）。在西方成熟的现代化社会被虚拟经济解构的“大”，在东方的发展中国家却仍属于“现代进行时”和“未来时”。不仅迅速积累的原始资本趋向于形成密集的体量，颠扑不破的国家政府也需要集中和震慑性的形象。东方已成为全球摩天楼密度最高的地方，上海浦东和北京 CBD 正成为这样的高密度摩天楼群，世博会和奥运会则极大地加速了它们的形成，“大”可以在这里找到实验的温床，形成更加密集而高效的临界体量。建造 CCTV 新总部变成为这一系列变化中的标志性事件。

　　在中国， CCTV事实上是一种通过电波传播的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国家媒体，它的虚拟辐射范围远比其实际尺度要大得多：从地面上各城市纪念碑式的电视塔，到太空中密布而无形的卫星，最后是接连到千家万户的电视画面，从而形成一个无微不至的权力体系。

　　CCTV 总部大楼（相关专题： 中央电视台新台址工程）是国家的喉舌，而中央政府则是它的大脑。

　　CCTV 被迁移到 CBD的心脏地带，就这个姿态而言，它意欲在这个外资云集的商圈中心，对内能够疏导和控制开放的市场经济，对外则能够宣传和展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因此，无论在国家形象，还是在内部运作上，新总部大楼必须是一个表率。

　　OMA-AMO首次来北京作基地考察时他们就发现：符号化是中国当代建筑的“中国特色”之一。立体L形既具有极多的可能，同时又具有极强而不平庸的视觉识别性（这个符号在 CCTV 的方案书中被形容成是“中国了解世界的窗口”），可谓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折衷策略。

　　库哈斯借这个方案向北京的业主们展现了他的摩天楼理论：一组“单性”的垂直摩天楼和“雌雄同体”的环形 CCTV 的对峙。“单性”摩天楼对高度的膜拜使之成为与地面脱离的空中孤岛，而在这个高度之中却容纳着重复而平庸的活动，成为了无生气的“国际风格”。 CCTV 回避了高度上的竞争，而在类型和生存方式上脱离而出。库哈斯并不反对人类脱离地面，但他要做的是使空中的生活更加生生不息，或者说更加接近天堂。

　　在钓鱼台的合同签署仪式上，库哈斯在致辞结束时用蹩脚的中文再度引用大跃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和“大跃进”的完美联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