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标改变 惊喜与惊异间
近日,又一场世界级的城市建筑设计论坛峰会在北京召开,来的都是包括瑞士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福斯特、荷兰大都会设计事务在内的当今城市地标设计领域中的领军人物,往前十年,这种盛况是难以想见的。与会的每个人在摩拳擦掌的同时,都对2008年的北京充满期待。英国《泰晤士报》最近评出目前正在建设的十个最大、最重要的建筑工程,北京就占到了三个:鸟巢、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和CCTV新址。这三个新地标有两个共同点:其一,都会在2008年之前完工;其二,都是中西合璧的高科技作品,完全符合“新北京,新奥运”的宗旨。无可非议,北京这座城市越来越现代,越来越国际化了,这一点,在国贸Ⅱ期里上班的马永刚深有感触,每天目睹CCTV新址的进展,马永刚都是异常兴奋,但在惊喜之余,他也有一些惊异,“北京的楼盖成什么样,难道非要让外国人喜欢吗?北京缺地标吗?” 美国《探索·发现》不久前为2008年的北京奥运制作了一期节目叫《建筑奇观》,关注的内容就是那些由西方设计师参与设计的北京新地标,不过相对于带有浓重体育色彩的鸟巢,西方人的目光显然更愿意集中在库哈斯设计的CCTV新址上。“CCTV新址的设计绝对是超前的,整个建筑由一个看似‘折叠奶酪’的主楼,和一个类似‘蚁巢’的电视文化中心组成。但无论是主楼的中空和看不到直角的构思,还是‘蚁巢’的至顶挑空和500间无规则客房的设计,其根本在于整体结构的反重力上,两个建筑的重心都是偏离的,从理论上说,这种建筑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了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们做了大量的计算和模拟工作,现在我们至少已经可以保证在遇到地震时两座楼只会摇摆而不会轰然倒下了。但我们依旧不会知道未来当这座建筑建成时究竟会发生什么,毕竟8亿美金的投资中蕴藏了太多的高科技和不可预知因素。”按照库哈斯的说法,像CCTV新址这样的北京新地标应该是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的,“他一定会成为城市宣传中必不可少的标志,就像东京塔或是凯旋门一样,每个到北京旅游的人都会和‘奶酪’或者‘蚁巢’合影,然后在回家时指着照片大喊‘北京,北京’。” 库哈斯的自信是有理由的,据说类似CCTV新址、鸟巢之类的未完工建筑早已登上了西方人的北京《旅游手册》,“但这些新地标实在是太西方了,走在东三环国贸一带,抬眼望去,总觉得倘若面前有片水就跟到了香港的维多利亚湾似的,说是上海的浦东也成,总之这一切很难让我想起北京。”不到60岁的邓允在法国干了快30年的建筑设计,在他眼里,近20年来北京的单体建筑无论从设计角度还是施工角度都已经做到了与国际接轨,“但这轨道衔接得有些太紧密了,让人反而觉得有些茫然。”邓允不太能理解加在北京之前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定语,“谁提过国际化巴黎,或是大都市京都?贝聿铭在卢浮宫前面修了一座玻璃金字塔,结果争议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因为法国人认为自己的形象被所谓设计或是科技改变了。其实法国人并不排斥新建筑,比如找个偏僻的地方建个‘新凯旋门’,但在公众意识里,这种新奇的东西应该只存在于它该在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法国人也喜欢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但只要不在巴黎就好,至于出现在天安门对面,谁都很难说明白究竟是谁的幸运,或是谁的不幸。” 与北京乃至全国的设计师对于北京系列新地标的高度认同有所区别,来自市民阶层的感觉有相当部分是惊过于喜的。“抛开所谓地标设计的水平不谈,单就这些大容量建筑的扎堆儿而言,北京不经风雨的交通能承受吗?”张林每天上班在路上的时间往返超过2小时,在他看来,能解决安华桥堵车的建筑设计才是地标式设计,“对于北京人来说,鸟巢是面子,安华桥是日子。从北京定位于把古典和现代杂糅到一起的时刻开始,无论是居住区规划的‘四菜一汤’,还是中心广场的‘中轴放射加摊煎饼’,无论是‘荷兰式’的写字楼,还是‘英国式’的公园……在这些城市构建或是地标建设中,作为北京人的我们,其中有相当部分都竟然失语了,有很多数字都可以切实地证明北京的建筑成就,但我们的城市或是我们的地标究竟是为谁而建的呢?听说上海民间有一个说法,‘内环线内讲外语,内外环之间讲国语,外环线外讲上海话’,其实北京的现状和上海相似。” 其实张林也明白,其实所谓地标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标示给外来人看的,“对于北京人来说,北京的什么地标就是四合院或是大杂院、胡同或是大槐树。对于天安门、颐和园之类的公认地标,我们见识的次数并不比外来人多多少。上世纪80年代北京刚评选出‘新十大建筑’的时候,绝大多数北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北京地标更替的开始,我也喜欢长城饭店,但我心里明白,那是美国人的,这种感觉就像看到了如今的CCTV新址,我也觉得够刺激的,但不自觉的就会把它归入荷兰人一边。”张林的这种感觉这些年越来越强烈,各种新地标的频繁出现,让张林感觉有些迷失,“北京简直成了世界建筑设计师的竞技场,每个外来的人都在用地标的形式表现着自身存在的价值,但结果却把北京搞成了一个世界公园,好像每个人都能在各类地标的徜徉间找到些什么,但却很难感受到蕴藏在这个城市中间的真实味道。” 拥有一种风格是风格,拥有数种风格便是没有风格了。 上世纪60年代,北京开始造地铁,这在中国是标志性的大事件,但到了今天倘若提起地铁,世界范围内的多数人会想到日本,会想到英国,反正不可能是北京;上世纪70年代,北京有了立交桥,之后陆续有了好多,但能作为地标留在人们心里的,恐怕也只剩下西直门立交桥了,三层环岛,绝对的百年大计,据说有个出租车司机把西直门桥地图给画出来了,结果马上被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请走了,专门给学生们画七元方程的图解;上世纪80年代,北京有了十大建筑,有了国际饭店,有了旋转餐厅,但时至今日,倘若提起旋转餐厅,人们想起的多是科威特、瑞士、加拿大……几乎也没有北京;上世纪90年代,北京又评出了新十大建筑,新世界、恒基中心、新东安等系列商业建筑能让人想起的除了打折就是香港……而今这些曾经的城市地标即将要被后浪取代了,只是这些满身玻璃的建筑如何能让北京人记起北京? 于是有人回想起上世纪50年代旧城改建之前的北京。一声叹息。 与鸟巢、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和中央电视台新址一同入选“十大建筑工程”的还有一处来自伦敦的“主教门大厦”,这是一座遭到英国媒体广泛批评的建筑,《泰晤士报》对它给出的评价是:“一种建筑形制,在一个人手里是宝贝,在另一个人的手里就是废物。虽然主教门大厦可能在伦敦有一定的冲击力,但在世界摩天大楼中它实在算不了什么。唯一入选的理由是,这座大楼实在太符合伦敦这座城市的身份了——世界金融中心。”一句评语说出考量新生城市地标的标准——既然不能承载这座城市的历史,那便要凸显这座城市的定位。 伦敦如是,北京如是。 相关专题: 中央电视台新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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