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时龄：全球化影响下的中国建筑

一、 建筑的实验性与先锋性中国的城市正处于多、快、好、省的大跃进建设中，多而快，但是有些时候不见得好而且也不见得省。有些时候往往只注重过程的速度和求新求变，缺乏理想的城市目标，忽视终极目标的实现。中国的城市化的速度几乎是难以想像的，据美国时代周刊的统计，1999至2002年间，全国兴建了将近61亿平方米的新建筑，与以往相比几乎翻了一番。自1949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建造了大约4亿7千万平方米的住宅，另外还有大约2亿平方米的其他各类建筑。从统计数字上看，总的建设量相当于10或15个解放前的上海。尤其是从1985年至2001年期间，上海一共建造了4.68亿平方米的各类建筑，其中大约59.8%是住宅。然而，为什么如此大量的建筑理应出现的优秀建筑却相对较少，中国建筑师在当代世界建筑史上依然处于边缘状态，而建造量与中国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荷兰、西班牙等国的建筑师却令世人刮目相看呢？其核心是文化问题，而不是“创新”问题。 　　一位在上海仅仅住了两年的年轻美国建筑师惊叹中国的建设“有如野草萌发。我来这里的短短期间之内，就已经盖了四栋摩天大楼、设计了数百万平方英尺的都市景观。在纽约的话，我整个职业生涯能做到这么多就心满意足了”。尽管这位建筑师以张扬和夸张著称，花在攻关方面的时间可能与趴在绘图桌旁的时间大约差不多，然而即便撇除水分后，这个数字也是惊人的。 　　2004年5月，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巴黎机场候机楼2E的坍塌立即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除了关心他在中国的作品之外，甚至引申到中国是否应当成为国际建筑师的试验场这样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十年前，相信决不会在如此广泛而又深入的程度上牵动我们。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建筑和我们的城市已经深深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一座一万多公里以外的建筑倒塌才会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今天被认为是创新的许多建筑追求新颖，追求超乎现实的“完美”，有着激动人心的奇特，注重纪念性和标志性，崇扬宏大，愉悦等等。这股思潮已经由境外建筑师投一些人之所好而引入中国，中国已经成为他们设计思想的试验场,甚至奇特思想的试验场。 　　试验场往往与创新联系在一起，“创新”这个口号几乎已经成为全国各行各业的一面旗帜，其实科学与技术本身就是不断地创新，而且理性的建筑从来就应当是一种创新，只不过在变为口号以后，反而会很容易追求标新立异，将“新”作为目标。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参与建设的外国建筑师认为他们本土很可能无法兴建的东西，在中国似乎都能实现。2003年在介绍临港新城规划的标志塔时，有人问德国建筑师冯·格尔康这种设想有没有在德国实现。德国只在汉诺威2000年世博会建了一个小型的塔作为试验。当更进一步问起为什么在德国没有建造呢，回答是没有钱……言下之意，这里会有人买单。正如2004年普里兹克建筑奖获得者，伊拉克裔英国建筑师查哈·哈迪德所评价的那样，中国是“一张可供创新的神奇空白画布”。美国SOM事务所香港办事处的建筑师安东尼·费尔德曼认为，在中国“你可以看到别的国家脑筋清楚的人不可能会盖的东西”。 　　库尔哈斯承诺他所设计的耗资巨大的中央电视台新楼正是中国人所追求、所需要的建筑。我们真需要这样的违背建筑的基本原理挑战重力，挑战地震力的建筑吗？我们需要的是适宜于我们这个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和建筑。荷兰德尔夫特理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楚尼斯指出：“近年来在国际设计领域广为流传的两种倾向，即崇尚杂乱无章的非形式主义和推崇权力至上的形式主义。”所有这些倾向都可以在今天的中国找到市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建筑师的试验场。就一般而言，试验场并非坏事，可以说建筑史上的每一次创造都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都是一种试验。但是这些都是理性的实验，不是幻想，更不是空中楼阁。而且永远都有一个技术经济方面的问题，不仅仅是技术或艺术问题。近来展开的关于北京奥运会工程的讨论，涉及的也主要是技术经济问题。巴黎蓬皮杜中心是20世纪70年代的优秀作品，开创了高技术建筑的先河。这座建筑曾经试图使外墙能够随意向外延伸或向内收缩，最后因为技术经济不合理而作罢。 　　我们应当促进思想上的实验，提倡实验性建筑的先锋性，努力创造具有世界性批判意义的优秀建筑。问题是建筑不像物理或化学实验室，可以为一个结果做无数次的试错性实验。建筑的实验包括理论的探讨和方案的探讨，应当先想明白了再做，意在笔先，进行的是理性的实验，是有目标的试验，是理论指导下的试验。在方案阶段反复探讨不同条件下的各种可能性，试验场也不只是为了生产今后拿到国际建筑展览会上去陈列的东西，不是一比一的儿童积木。大学建筑系和学术机构首先应当起到建筑实验室的作用，保持其先锋性。英国建筑师奇珀菲尔德认为：“一名具有创造性的建筑师就是能够通过建成的作品建议，促进并激励更好的世界观。”哈迪德认为：“创新意味着质疑已有的方法，创新需要提升建筑通常关注的事物和现状。创新需要理论，最终要求关注良好的生活和良好的社会。伟大的建筑和宏观的建筑理论依存于与社会进步有关的建筑进步。” 　　此外，建筑的涉及面十分广泛，不仅是建筑师，业主、管理部门、管理体制以及整个社会都在参与这种实验。从选择基地，选择项目，拟定任务书，选择建筑师，选择评委，调整方案，进行实施等，都是建筑实验过程的组成部分。如果要创新，需要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美国建筑师弗兰克·盖瑞在设计出蜚声海外的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之前，有过无数次的模型实验，奇珀菲尔德认为：“思想在任何实验室都应占主导，同时也应联系现实。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愈益具有试验性，一方面可以诞生奇妙的思考，偶尔，这种思想也会体现在建筑作品上，然而，我们不应忘记什么是正常的状态。” 　　我们还应当质疑当前建筑设计的决策管理机制。几乎所有重要的项目都举办设计竞赛或方案征集，都有若干方案供选择。看来似乎很合理，实际上，有时候只是徒然浪费精力和钱财。尤其是对于大面积区域的规划方案和大项目，更没有必要请建筑师广种薄收，在做法上完全可以先请有一定功力的建筑师进行策划，探讨各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拟出较完善的任务书后再选择合适的建筑师参加设计方案征集。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想要什么，在任务书十分原始的情况下，就举行国际招标。有时候，在不了解国外建筑师的情况下，就邀请数家甚至十家以上设计单位参加竞赛。其中，不乏优秀的建筑师，但是也必然会有不对路的设计师应邀参加。自2002年以来，上海的“外滩源”地区正在策划开发，人们都希望这个地区的保护与改造能够成为21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项历史地区保护与再生项目。可是开发商请的美国建筑师却毫无历史地区的设计经验，将意大利建筑师格利戈蒂和上海的建筑师经过多年辛苦研究基础上完成的城市设计抛在一边，再加上急于追逐利润，置城市规划于不顾。如此下去，不能不令人担忧。一旦按照开发商目前的思路对这一地区大动干戈的话，外滩再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就会永远没有指望。 　　经常会遇到设计竞赛的水平并不低，但是最终选择的方案却不佳。其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应当检讨评选委员会，是否应当提高评委的水平；二是我们应当深入认识建筑师，认识从事该设计的建筑师的设计思想和职业情操；三是从业主方面找原因。最近我去北方某城市参加一项该市将要建造的最高的大厦，业主已经请了三家世界一流的建筑师事务所为他们提交了方案，其实这些方案都比现在拿出的方案更为成熟。于是我问业主的代表，为什么不采用那些方案，回答是这些建筑师的服务有问题。原来是业主要建筑师多提几个比选方案，建筑师觉得奇怪：“我已经把经过筛选后最好的设计构思出来了，为什么还要我再提交自己也觉得不好的方案来比选呢？”这里面有着文化的差异，不同价值观念的建筑师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一些商业化的建筑师完全会投业主所好，你要圆的就给你圆的，你要方的就给你方的，你要“欧陆风”，就给你夸张的不伦不类的建筑，业主会认为这才是“好建筑师”。有些评审委员会的组成也可能不那么恰当，非专业人员的比例超过专业人员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的设计竞赛的13名评委中，有6名外籍建筑师作为评委，7名中方评委分别是3位院士、1名行政官员、1名奥运会专家和2名企业承建方专家，国际设计竞赛请外籍建筑师作为评委是十分必要的，问题是评委的组成，他们的专长和思想方法是否合适。 　　2004年7月，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年会的主题是：好业主=好建筑。这个题目十分有意义，好的建筑是好的城市的标志，是城市的品质。城市塑造建筑，建筑也反过来塑造城市。优秀的作品需要土壤培植，需要有让建筑师脱颖而出的环境。有的国家以建筑师作为民族的光荣，国家最高领导人出席颁发建筑奖的典礼，将建筑师的肖像镌刻在象征国家的钞票上，为建筑师举行国葬等等。而目前中国对待建筑师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沿袭了封建社会对待匠人的传统，视建筑师为纯粹的从事服务性行业的工匠。业主可以对建筑师颐指气使，或者就像古代西方贵族对待被他们保护的艺术家那样，对建筑师和建筑的形式“指点江山”。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筑只是业主的橡皮泥，是业主的附庸，业主通过建筑师的手来捏造形象。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业主有什么样的水平，建筑也就只能有什么样的水平，建筑师的作用变成加入一些调料，掺加一些色彩而已。社会的分工被资本的权势所取代，建筑话语被业主或代表资本或权力的威势性话语所取代。建筑师从建筑的中心地位被排斥到边缘的地位，其后果当然是大量水平不高的建筑充斥了城市的空间。 　　建筑构成城市的形态环境和功能结构，有什么样的城市，就会有什么样的建筑。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作为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建设优质的城市环境，优化地方环境，是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一场后工业化城市的更新运动，可以称之为再城市化：调整城市布局，完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保护并激活历史城区，改造工业区或滨水地区，建立城市绿地系统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和活动场所等。例如近年来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在1992年奥运会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城市公共空间的品质，按城市地区成片整治城市空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二、 建筑文化和建筑师的边缘化2003年在罗马大学开会之余，再次造访古罗马城三大圣迹之一的万神殿时，不经意之间，偶然发现万神殿前面的广场上有一个不起眼的麦当劳标记M，只是一盏小小的灯箱，一抹淡淡的黄色。在巴黎的繁华街市，尽管麦当劳的店招比罗马要张扬得多，但总体上依然比较节制。2004年6月在西班牙塞维利亚的一条大街上，刚下车猛然见到一家肯德基店，完全没有那种夸张的色彩和图形，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汽车就停在它面前的话，很可能就不会发现它。这就引发了一个思考，为什么在北京、上海，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麦当劳、肯德基的广告和店招要比在欧洲，比在美国本土要张扬得多呢？因为在欧洲它是弱势文化，被人们看作垃圾食品，而在中国却变成强势文化，可以张扬，乃至霸道。文化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核心问题，当我们笼统地将一切商业化的东西都贴上文化标签，诸如酒文化、食文化等等时，在潜移默化之间文化已经渐渐成为弱势领域，成为经济的陪衬，文化要在经济的指挥棒下“唱戏”。我们的手工艺传统已经濒临消失，精益求精在速度优先的状况下几乎不复存在。 　　在经历了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的恐怖主义事件之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未来的世界发展，反思有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城市等问题，然而，更重要的是反思人类社会的价值观。人们正在考虑如何应对全球化，人们更有理由重视文化传统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 　　日本建筑在20世纪60年代有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培育了一代日本建筑师，寻求日本文化在现代建筑中的表现，将民族性与时代性结合在一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日本建筑师已经在国际建筑界占有重要地位。当代中国建筑正向着现代化的目标快速前进，我们要质疑这真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现代化吗？现代性不仅是硬件设施，更重要的是思想和社会行为方式的现代性，是文化而不是速度是现代性的核心。 　　就建筑而言，全球化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文化商品化，迎合了当代中国一些文化商人的品味，在市场经济的幌子下，将文化投入市场。在这种情形下，用市场运作和炒作的方式处理本应严肃对待的建筑。试图将一切事物变成商品，形式成为作为商品的建筑的包装，建筑成为商业广告，使建筑异化，非建筑化。要求世界一流的建筑在实质上只是要求形式的奇特和广告化， 　　如果不从全民文化上提高层次，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中国的建筑和城市规划成为世界的中心，中国经济的发展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建筑师却处于国际建筑界的边缘地位，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学术界的失语和建筑院校实验性和先锋性的落后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社会学研究和建筑理论研究应当超前并预示建筑界的问题。吴良镛先生指出：“面临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处于‘劣势’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内在的活力，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自强意识，不自觉地保护与发展，就会显得被动，有可能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淹没在世界‘文化趋同’的大潮中。” 　　就中国建筑师的边缘化而言，一方面应当反思中国建筑师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应当反思一下中国的高考制度和建筑教育问题，其本质是价值体系的偏移和文化中心地位的丧失。回顾中国建筑师在近55年间的创作，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建筑师正在不断成长，中国建筑师在探索建筑的现代性和建筑文化方面已经作出了相当大的成绩，正在创造出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作品，其中有许多足以载入世界建筑史册的作品。自20世纪以来，在建立中国建筑的话语系统，探索并实现中国建筑的生命精神方面，一代又一代中国建筑宗师为之奋斗了终生，作出了伟大而又卓绝的贡献，他们以自己的建筑思想、建筑教育和建筑设计实践奠定了现代中国建筑之路。然而，建筑是一个永远在持续发展的领域，我们仍然必须寻找一条在全球化条件下适合中国社会与中国城市发展的建筑之路。 　　然而，当今社会上流行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引发了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而且这一现象已经深入影响到各个领域。几乎一切项目都求快，大跃进的思维方式依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主宰着我们的城市建设和建筑领域，这个思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建筑师的建筑思想。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是中国的建筑师与发达国家在人均数量上相比，几乎只是他们的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建筑师的担子十分沉重。另一方面，建筑师本身的素质难以担当如此重要的任务，大量粗制滥造的设计本身也渐渐腐蚀了建筑师。 　　另一方面，作为培养未来大学生的中学，人才培养上的实用主义已经严重影响了基础教育。为了适应高考制度，中学阶段忽视科学教育和审美教育，实行文理分科，培养能考入大学的人才，而不是社会需要的人才，学校渐渐失去了文化的核心功能。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大学学习建筑学之前的基础先天不足。另一方面，中学教育的功利化又将本应作为工具的外语和计算机转变成为教学的核心。 　　在大学建筑学教育过程中，广种薄收成为普遍现象，学生和教师的精力都比较分散。一是高等院校培养体制市场化的导向方式，注重硬件而忽视教师、教学传统以及积累的重要性，在缺乏师资和基本条件的情况下广泛设立建筑系，今天，全国已经有125所高等院校设立了建筑学专业，其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学校通过评估,滥竽充数的情况时有所闻。有一所全国一流的理工类大学，在一无师资，二无学生的条件下，准备建立城市规划专业的硕士点，请专家评审。本人建议暂缓设立该硕士点，于是主其事者，另找一些专家同意立即建立该硕士点，我们不敢想像如此培养出来的“人才”会创造出什么样的结果。二是扩大招收学生数和研究生数，由于建筑学专业十分热门，几乎普遍要求建筑系大量扩招，这种大跃进的培养方式基本上要靠学生的悟性和自身的努力。三是教师的精力过于分散，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学生，大多数教师也缺乏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基础，理应站在学术前沿，作为建筑批判中坚的建筑院校渐渐丧失了先锋性和实验性。建筑系的学生缺乏文学修养，历史、地理知识贫瘠，大学又不可能去补中学的课。造成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因而对理想和信仰的追求也几乎成为空话。大学建筑学教育应当提倡教学相长，提倡建筑师的全面发展。但是，由于只注重工具理性，而忽视终极理性，长此以往很难培养出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师。 　　有一些工程技术问题，实质上也是文化问题。最近在讨论外滩的改造时，原来的构想是将车道放入地下，地面只留3至4条为外滩地区服务的车道。主其事的技术人员提出了一个特别的想法，为了节省投资，设想将外滩的地面抬高，建造一个大平台，地面仍为原来的车道。如此一来，外滩所有那些历史建筑看上去都仿佛在膝盖以下截了肢。这些技术人员又想出了一招，将外滩所有的建筑加以顶升。真是可怕的技术措施，按此方案实施的话，工程师是完成了一项划时代的“创举”，可是却会毁了作为文物的外滩，毁了世界上最好的滨水区之一。我不得不惊叹怎么亏他们想得出这种主意，仔细冥想，是我们的工程技术教育有缺陷，只是培养有用的人才，而没有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获得过普里茨克建筑奖的荷兰建筑师库尔哈斯调侃中国建筑师说：“世界上最重要、最有影响力、最强大的中国建筑师，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仅仅在住宅设计一项就相当于36幢30层的高层建筑。中国建筑师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低的设计费，设计了最大数量的建筑。中国建筑师的数量是美国建筑师的1/10，在1/5的时间内设计了5倍数量的建筑，而他们的设计费只有美国建筑师的1/10。这就是说，中国建筑师的效率是美国同行的2500倍。”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刻薄，但也并非空穴来风。正是这位建筑奖的建筑大师承诺他所设计的耗资巨大的中央电视台新楼是中国人所追求、所需要的建筑。我们真需要这样的违背建筑的基本原理挑战重力，挑战地震力的建筑吗？我们需要的是适宜于我们这个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和建筑。 　　建筑师必须要从自身领域以外的哲学、文学、语言学、符号学等非建筑学的领域寻求精神支柱。建筑的重要性质决定了建筑是社会的建筑，理性的建筑。建筑也是全民的参与，没有哪一个领域能够牵动那么多的人心和物质资源，这是一个影响十分广阔的领域。建筑师和创造建筑的人们担负着十分重大的社会责任、历史责任、环境责任和教育责任。 　　三、 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念念不忘的口号，实质上，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是全社会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浮躁和急功近利必然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大相径庭。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指出：“就全球环境观而言，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就是真正的创造性。环境保护的概念似乎很保守，与创造性似乎有些冲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现代国家成功地实现一种人类与其他物种共生的社会，每个社会都对环境施加了负面的影响。要不了多久，我们的以消费为主导的现代文明就会走向末日。我们必须懂得，如果我们不提高自觉性，人类就会处于灭绝的边缘。” 　　无论全球化存在何种程度的负面影响，我们应当肯定的是，全球化会给各国的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动力。全球化对城市的冲击是城市化以及产业结构的重组。随着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各主要城市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以及城市结构必将面临全面的调整。全球化的影响意味着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体制、建筑设计体制、建筑管理体制等也应遵循一定的国际范式，改变“没有规划就是规划”的状态。 　　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趋势，一是城市化，二是数字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尤其是生态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问题，急于实现城市化，而没有注重城市化的品质以及所带来的诸如交通和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现代化大都市是环境和生态问题的中心，这些问题影响着个人和整个地球。 　　建筑是与文化密切相关的领域，建筑与城市，建筑与使用者，与环境，与生活方式有关。建筑具有非常城市化的场所特征，建筑与城市及文脉、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可持续性。境外建筑师如果参与中国的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就必须认识并熟悉中国文化和城市的空间关系。2001年，上海国际客运中心的设计竞赛有5家中国的和国际的建筑师事务所参加，评委选择了日本的日建设计公司与加拿大卡洛斯·奥特建筑师事务所的方案。最后，业主决定选用卡洛斯·奥特建筑师事务所的方案。这个方案确有一定的创意，然而又是一个完全无视特定城市环境的设计，与城市文脉相互冲突，这样的建筑比较适合于布置在一片开阔的基地上，而不是建筑物密集的历史地区。2002年落成的上海外滩中心是波特曼事务所的作品，这座建筑的顶部应用了上海80年代末以来流行的非建筑语言，使这座建筑看上去就像是赌场。1999年以来关于北京国家大剧院的论争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触及了与文化及城市环境文脉相关的问题。这方面的论争并不是针对某个项目是否应当由国外或境外建筑师承担的问题，而是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怎么样的建筑师才能创造出优秀的中国建筑的问题。全球化对建筑的冲击是在新思潮的推动下，新国际式建筑的流行和建筑文化的多样性对所在地区的影响。 　　在全球化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的许多城市逐渐失落了个性，彼此之间越来越相象，在国际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冲击下，城市空间也越来越向纽约的曼哈顿看齐，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向高处延伸，而不考虑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城市基础设施和人口的承受能力以及城市内爆的潜在因素。想把北京建设成为“世界建筑博览会”的原因也是片面地认为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就是高楼大厦，以纽约的曼哈顿、东京的银座、香港的中环作为现代城市的模式。今天，在上海的天际线上已经出现了7000多栋高层建筑，无论是否合适，许多建筑都以标志性作为设计的目标，并且在一些地区呈现出一种无序，甚至相互冲突的状况。在大规模推进新建设的同时，忽视对历史建筑和历史城市风貌的保护，反映了一种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缺乏整体意识的社会价值观，同时也反映了过分追求变化，而忽视变化的终极理想目标的状况。 　　在当代中国城市化快速而又大规模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将宏观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理想通过城市建设予以实现，是城市的领导、管理人员、建筑师和规划师所面临的新的挑战。中国的城市建设形势是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都未曾遇见的问题。一方面，长期沉睡的城市终于有了变化发展的动因和契机，但另一方面，思想尚未经过清晰的沉思，在缺乏理论武装的状况下，就要迅速投入急遽的变革洪流之中。一方面令人为之振奋，另一方面也令人深思，甚至担忧。应当作为手段的“变”与“新”成为城市建设的目的，速度和形象优先，理性和理想退居末位。在思想尚未现代化的同时，追求超越精神和物质水平的过度现代化，追求物化环境的过度现代化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方向。在这样的情况下，境外建筑师和规划师全面介入了中国各城市的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甚至成为中国城市现代化的主力军。 　　在全球化的国际建筑市场，越来越多的大规模建设项目由远离项目所在环境和背景的建筑师来设计。建筑师对城市和文脉的缺乏理解。开发商对利润的追求，导致了一种在一张白纸上抽象地规划历史城市，改造城市的自由。这种不受约束的自由摧毁了城市的文化认同，以西方“他者”的文化认同代替我们社会和城市的文化认同。请合适的建筑师做适合的项目，做适合城市环境和建筑师特长的建筑，而且做符合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建筑，这是保证建筑成功的关键。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境外建筑师发挥了十分活跃而又积极的作用，设计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另一方面，国际建筑师的参与也由早期的建筑单体设计，扩大到城市规划、城市设计、景观设计，甚至产品设计。范围也由早期的酒店设计，延伸到大型公共建筑、住宅设计、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保护，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在再城市化的过程中，脱离环境的英雄建筑的时代已经过去，建筑与城市空间的关系，建筑与人的关系成为建筑的主导因素。优秀的建筑并不是排斥城市空间的明星建筑，建筑有一个创造场所，又融入场所的关系。一座优秀的建筑必定与所处的城市空间有着共生的关系，不虚张声势，不肆张扬，不霸道，不摆出一副帝国纪念碑式的架势去统率城市空间，不去破坏城市空间的和谐。优秀的建筑应当考虑使用者的需要，以城市的公众利益为追求的目标。 　　上海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一方面是上海建筑的兼收并蓄，另一方面也是上海采用宽容的拿来主义态度，对世界各国建筑的拷贝能力十分强盛。20世纪初的上海发展了一种商业化的所谓巴罗克折衷主义，我们暂且不必去批评当时的建筑师如何缺乏原创力和时代精神，尽管今天仍然把这些建筑看作是一个时代的象征。重要的是创造当代建筑的辉煌，而今天的上海建筑被人们戏称为帽子展览会、建筑动物园，这是因为几乎每一幢建筑都想要成为标志，突出自己，而没有考虑城市空间形象和公众的利益。最近的一项设计竟然想将帽子戴成西方15世纪的瓜皮帽，直接放在象征上海改革开放的东方明珠电视塔旁的某金融公司总部的高层建筑屋顶上。这个项目的设计任务书写明：“本建筑位于陆家嘴金融贸易中心区核心地段，在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和金茂大厦之间，需与它们形成完美的建筑天际线：本建筑又与中银大厦、交银大厦处于同一区域，须以自身独特而完整的建筑布局与它们形成融汇一体的空间环境，并通过建筑形象的强烈对比--以‘欧式古典’与‘现代’的风格反差--突出个性、强调自我；本建筑又同外滩保护建筑群遥相呼应，通过欧洲传统风格与外滩优秀保护建筑群所体现的文化气息相互协调，相互衬托，进而展现本建筑经久不衰的传统文脉所形成的视觉效果。”一旦这样强调自我的建筑变成现实，整个上海的城市形象将倒退两个世纪，外滩建筑群的历史建筑也会受其影响。值得思考的是，两轮评审会上所有的专家都认为这个方案不可取，一致反对在如此重要的地段采用所谓的“欧式古典”，而这个方案在开发商的坚持下竟然通过各种审批手续准备兴建。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中心区是上海改革开放的形象，是上海的形象，也是中国的形象之一，怎么可以如此糟蹋呢？浦东陆家嘴已经有了若干城市的形象败笔，应当是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了，我们应当想一想今天上海的建筑何去何从。 　　90年代初，人们对北京建筑的帽子颇有微词。而今天我们应当看到，北京的建筑已经走出了这个误区，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建筑，注重整体的开发，注重地下空间和立体空间的开发，崇尚简约的风格。而上海的建筑仍然还在小型地块开发上做文章，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崇尚“极繁主义”。 　　一方面我们在建设过程中建造了一些建筑垃圾，另一方面又在摧毁许多优秀的历史建筑。城市的发展与建筑是一个整体，如果失去了城市赖以自豪的历史建筑，我们对城市发展的认识就缺乏形态的佐证。如果没有陆家嘴那些高层建筑，改革开放的纪录也许就会不那么完整。一座城市建造或者将要建造什么样的建筑，选择什么样的建筑师，什么样的建筑风格和形式，甚至建筑的高度和密度，建筑与城市空间的关系，建筑与人的关系等等，都是城市和社会的缩影。 　　优秀的建筑需要全民的扶植和培育，需要全民的呵护，善待城市，爱护我们这座经历了近千年发展演变的城市，爱护建筑，尊重建筑师，尊重文化，尊重艺术。而不是将我们的城市，将历史街区，将城市中的建筑看作是积累资本的掠夺对象。历史告诉我们，城市和城市文化的积淀与资本的积累是同时形成并完善的。任何城市的演变都是城市的历史引入新元素，新精神的作用。城市的历史和历史建筑应当是我们的资源，城市的特色，而不应当看作是城市建设的障碍。 　　目前国内有一种趋势，凡重要项目，都邀请国际上的明星建筑师来担纲设计。相对于以往不分良莠，唯外国建筑师独尊，大量二三流建筑师一统天下的状况而言，这是一个进步。但是也还是有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首先，外国建筑师，即使是优秀的建筑师并不是万能的，每个人都有擅长的专业领域。有一些建筑师，他们只有过较小规模设计的经验，习惯按平方米考虑问题，我们却要求他们按平方公里考虑问题，有一些建筑师，他们只有过建筑设计的经验，擅长考虑建筑单体，我们却聘请他们做大范围的城市规划。就大多数外国建筑师而言，他们今天在中国所做的设计是在本土一辈子也不见得有可能实现的梦想。 　　其次，要善待并扶植中国自己的建筑师，中国建筑师曾历经磨难，在20世纪30年代终于争得了中国建筑话语权。今天，曾经历过劫难的中国建筑师又要在不平等的条件下，与我们的外国同行争夺话语权。国际建筑师能否代替我们找到中国当代建筑的发展方向，能否创造出具有批评意义的优秀建筑，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思的问题。我们应当与参与中国城市建设、建筑设计、城市设计的境外建筑师共同努力，共同探索中国建筑的发展道路； 　　第三，外国建筑师能否善待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文化。全球化不能代替地域化，文化不可能全球化。相当多的境外建筑师在处理中国的旧城改造问题时，往往将城市看作是一张白纸，在上面随心所欲地勾画蓝图，气势雄伟，图面效果夸张，但是与现实相差甚远。2002年北外滩国际设计方案征集中，有一位国际建筑界十分著名的美国建筑师，在北外滩这个城市历史地区进行规划时，试图在上海实现他最近关于生态建筑的新理念，提出了建设生态城市的构思，仿佛这个地区是在一片原生态的郊野，可以挖出许多河渠和湖泊。如果采纳这个方案并实施的话，我们的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将很快消失。 　　第四，建筑有自身的规律，好的形式不一定是好的建筑。库尔哈斯的中央电视台设计换在其他城市，换作其他用途也许会是一座优秀的建筑，但是，用在北京这个地震区和如此复杂要求的技术性和功能性的电视台建筑上是否合适是值得讨论的。赫尔佐格的鸟巢从空中俯瞰结构清晰，充满结构理性和丰富的肌理，但是从凡人的地面视角来看，也许就不那么壮观，甚至有点凌乱，这座建筑的技术经济性也值得我们反思。 　　2010年世博会将在上海举办，这将是上海城市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这将是对城市，对建筑与建筑师的一个挑战。这届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上海作为以城市为主题的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城市，有着特殊的意义。上海是现代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城市，是世界大都市之一，在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发展史上都具有典型性。无论是在历史上或是现实中，上海都是城市发展的一个极好的展示场所。探讨城市的有关问题，推广先进的理念，创造城市未来发展的模式。上海在筹备世博会的过程中，必然会建造更多的优秀建筑，创建面向未来的住宅区，丰富城市发展的新理念，完善并提升城市功能，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2010年中国上海世界博览会对中国、长江三角洲、长江经济带及上海的经济总量和结构，对上海的产业结构、城市结构以及城市规划，城市交通，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等，必将带来长远而又深层次的影响。上海的生活方式、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也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使上海尽快列入世界城市的行列。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美好的建筑，则让城市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