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谱
马岩松，生于北京，长于北京。自称从小是个特别淘气的孩子，曾经上过初中班级学习成绩后十名的“黑名单”。自学生时代起兴趣广泛，学过音乐，做过电影梦，但最终还是与建筑结下不解之缘。
1999年毕业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后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亚利桑那大学与耶鲁大学。现在耶鲁大学建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2000年10月参加“NET+BAR”学生建筑设计竞赛，获一等奖。近日，美国方面传来消息，他所设计的纽约新世界贸易中心获得了建筑界专家高度评价，其方案打动了许多美国人。马岩松给自己绘出的新世贸中心命名为“浮游之岛”。
原声
“这并不是代表了我一个人，这代表了一个在国外学习的团体。”
——马岩松在谈及自己获得承认的设计时说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设计。”
——纽约世贸重建计划负责人迦文
“小时候，我是一个特淘的孩子。”
——马岩松谈及自己小时候时说
“我看过你的作品了，你应该去学建筑。”
——北京电影学院广告系一位招生老师对马岩松说
“你们还有希望，当年咱学校曾经有一个马岩松也考上大学了。”
——马岩松高中老师曾对后来的学生说
直到今天，世界仍然会为“9 11”那天世贸中心的坍塌与灰飞烟灭而扼腕叹息。曼哈顿岛上双子座的废墟上，依然空空如也。然而，人们知道，谁也不会让那个寸土寸金、记载过人类社会与经济辉煌的地方永远如此这般地空旷下去。于是，在无数世界顶级建筑大师的大脑里，在多少全球闻名建筑事务所的电脑上，一座又一座新的世贸中心拔地而起。尽管如此，当一份写着一位26岁中国年轻人名字的设计方案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们还是被它深深吸引了。在这位还没有走出校门的中国建筑师的作品上，大家惊讶地看到，曼哈顿岛上竟然超乎人们想象地又出现了一座极其前卫与美丽的新的“浮游之岛”。
■建筑师对于我来说是最好的职业
马岩松，北京人。一口流利的京腔，留学已近两年，谈话之中却不夹杂半句英语。“我的父母都不是搞建筑的。我母亲是从事环保工作的，我父亲是个工程师。我从建工学院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先在亚利桑那大学学习一个学期，后来就转学到耶鲁大学。我现在主修建筑设计，两年里我要学四个设计课，都是一些很好的教授教我们，还有一些大师来给我们讲课。”
“我和建筑结缘其实很晚。一开始我连建筑是什么都不太清楚。上高中时我对拍电影很感兴趣，于是到了高三就兴冲冲地跑去考北京电影学院的广告系。那是一个提前招生的考试，有专业考试。我第一轮美术考试的成绩就没有达到要求。我有一点沮丧，但这时有一位招生老师走到我的面前，拍拍我，对我说：“我看过你的作品了，你应该去学建筑。”从那一刻起，我才开始注意到自己应该干什么。
“今天，建筑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今后的谋生手段还是真正的兴趣所在？”于是，记者问他。“我觉得这二者绝对不能分。首先我认为建筑师一定是一种职业。因为做这项工作必须承担极大的责任，可是做任何的职业如果没有乐趣我是无法想象可以把它给做好的。建筑师对于我来说是最好的职业，因为做这个东西我会很有乐趣。”
■我是一到关键时刻就能“醒来”的那种
“我从小就不是好学生。”说到这里，马岩松自己乐了起来，“你们这栏目还有这内容啊？”记者听着这类似于赵本山小品里的问话，也被他逗乐了。“小时候，我是一个特淘的孩子。整天惹事。初中那会儿就没闲过。我爸我妈去学校开家长会，老是挨老师批评，可把他们气坏了。初中入学时我的成绩是前几名，但到了后来就成了后十名了。但一到中考我就又能考好了，高中也是这样。我是一到关键时刻就能‘醒来’的那种。那会儿，我父母可没少操我心，老师们一谈起我就说‘有搞好学习的能力’，但仅限于‘能力’。”说到这，他自己又笑了起来。
“初中那会儿我们去十三陵春游，是坐大客车去的。在回来的路上，我跟几个同学在车后面又打又闹，在一根吊杆上来回晃悠，结果居然把大客车车窗给打破了。等开回学校，司机才发现。他跟我们说：‘你们还行，好歹没被扎着。’然后就找我们家赔钱。把我爸我妈折腾得不得了。”
“初中时，我还跟音乐老师、体育老师吵过架。后来时，还犯过更严重的错误呢。”记者想问是什么错误，他坚决地说：“这我可不想再提了。那会儿小，不懂事。”
“后来我毕业之后，我们高中的下几届学生告诉我说，我们高中老师至今这样鼓励成绩差的同学：‘你们还有希望，当年咱学校曾经有一个马岩松也考上大学了。’”
■音乐带给我不少感性的东西
“高中时，我还唱过歌，上过电视。”这在马岩松的心中，一定是自己的一段辉煌历史。“高中那会儿，特别喜欢音乐，觉得喜欢什么就应该去学什么，于是就通过朋友介绍，跟着著名的音乐人付林学了一段时间音乐，结果还参加了电视台的晚会。当然，那都是因为电视台的找付林老师，我们才有机会去的。我记得‘中日友好歌会’我们还进了决赛呢。那会儿，我还有朋友是专门作曲的，专门写流行音乐，他就经常写完了歌让我唱并录成样带寄给唱片公司，特别好玩儿。”
“高中时这样的音乐经历给你现在的建筑生涯带来了什么？”“音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感觉上的东西，建筑相对而言会理性化一点。它不会有那么多的感性，但它也脱离不了。从事建筑设计与从事音乐创作一样，灵感都很重要。音乐带给我不少感性的东西，而这在建筑这门学科里很重要。”
■每次让我收获最大的是批评
“我从本科学建筑学到现在，每次让我收获最大的是批评。我记得我当时进建工学院，是以最后一名的身份进去的。有一次，有一位叫做林川的老师在看了我的作品之后把我叫了过去。他并没有直接批评我的作品有什么问题。他只是告诉我说：‘马岩松，你的作品应该注意不要浮躁。’那时，我们学建筑总觉得跟玩艺术差不多，作品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毛病。被他这么一批评，我到今天都会很注意这一点。尽管我知道，直到现在，要让自己彻底避免浮躁都还是做不到的，但我会不断地自我注意，自我平衡。有的时候，有了一点进步的喜悦就会有浮躁的迹象，这时我就总会想起林老师的话，告诉自己应该怎么做。
“我很高兴每在关键时刻，我总能遇到一些帮助我的好老师。还有一个令我难忘的好老师是美国著名建筑师彼得 艾森曼。我曾经在暑假时在他那里实习过几个月。我感觉他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他一生的实践都是在不断的批判之中。他经常言传身教告诉我们说，自我批判是人不断前进的动力，我觉得特别的对。”
■喜欢竞赛只有输和赢两种结果
“我是比较喜欢参加各种竞赛的。因为这时我觉得我可以在竞赛上受到最直接的批评。竞赛不像作业，一个方案只有输和赢两种结果。不论输赢，评委都会告诉你为什么会输为什么会赢。而不是像一般设计课上的作业那样，只告诉你多少分。这样的话，我可以清楚地知道问题所在，我喜欢不含糊地告诉我关于作品的一切。”
■“浮游之岛”方案差点被“毙”
马岩松的设计方案是从耶鲁的课堂里脱颖而出的。这是他的导师给他们布置的作业。但实际上他的这个方案在课堂上就差点被毙掉了。马岩松的导师扎哈 哈迪得教授当时把他们分成了五个组。在马岩松那个组里，曾经先后有两位同学，还有一些设计指导。当他把“浮游之岛”的设计方案拿出来后，组内的同学经过讨论，都觉得这个方案并不好，就把它给“毙”掉了。有同学对他说：“马，这个方案不行。哈迪得不会接受的，你应该现在赶紧做别的。”于是，马岩松也就打算做点别的。没有想到，一周之后，哈迪得教授从伦敦给他打来长途电话，告诉马岩松说：“我在一堆设计方案中就只看上了你的，马，你应该坚持做下去。”这样，“浮游之岛”设计图才最终出现在了人们面前。
■建筑应更多地承载“发展”理念
今天对于人们来说，一提起世界贸易中心就不可能不想起“9 11”。但马岩松告诉记者，他的设计方案并不会太去注意新世贸的纪念功能，而会强调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城市是一个记录历史的东西，不可能让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就像没发生一样，更何况‘9 11’这么一个灾难性的事件。但我希望建筑更多地去承载‘发展’的理念，而且希望我们能把它做到极致。”
■最好的纪念就是发展
关于“浮游之岛”的设计，马岩松告诉记者：“新的世贸是一种还原，但还原得一定要有力，而不是简单地再去立一座双子座。因此，我们就必须要带着发展的眼光去设计，最好的纪念就是发展。纽约人是一群有活力的群体，为纽约人设计建筑也必须要了解纽约人的气质。纽约不像华盛顿，它不可能去接受一个像华盛顿纪念碑一样的纯纪念性的东西，它需要的是更有活力的东西。此外，新的世贸应该与整个城市融为一体，形式还要提倡流动，这是我‘浮游之岛’设计的很重要的理念。”
谈及这次的设计获得认同的原因，马岩松告诉记者：“我想首先应该归于我的这种设计方法，大部分人的设计都把作品设计为老世贸的替代品，而我用了发展的眼光去做。其次，我的作品水平关系与其他的不太一样，整个设计的水平关系拉高了，直接与城市合为了一体。这样会让人感到更加有生命。”
马岩松一再向记者表示：“这并不是代表了我一个人，这代表了一个在国外学习的团体。其实无论在国内国外建筑界，都有太多的人令我尊敬。我现在还只是一个学生，我还有太多的东西要学。”
“其实我自己很清楚这个设计里的问题与成功之处。我知道，这还是个并不全面的设计，很多方面并不完美，也会遭受批评的。”至于付诸实施的问题，马岩松告诉记者，纽约世贸中心重建计划的总负责人迦文已经表示会把其想法带回去，但要完全实现，“在短暂的重建时间里难度会比较大。现在是不会有人说可以确定某个方案的。”
■最希望为北京做事情
问及今后的打算，马岩松告诉记者，毕业后他打算去导师的伦敦建筑事务所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回国。他最想做的事情，是去当一个老师。“那么你想不想为北京设计一个出色的建筑？”“那当然了！”马岩松的反应快得令记者吃惊，因为记者刚吐出“北京”二字，他就接上了话茬。“北京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当然希望为北京做事情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