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岗厦拆迁造就十个亿万富豪 城建门槛提高

　　摘要：今天，本报推出《岗厦涅槃》特刊，温柔抚摸过去，冷静看待现在，犀利辨清未来。不论有多少道不完的情怀，也不论有几分踌躇中的满志，事关旧改拆迁，补偿金额总是绕不开的话题。

2009年10月10日，已拆掉部分的岗厦村。

　　拆迁谈判近尾声，岗厦河园片区上空的迷雾渐散去。

　　今天，本报推出《岗厦涅槃》特刊，温柔抚摸过去，冷静看待现在，犀利辨清未来。不论有多少道不完的情怀，也不论有几分踌躇中的满志，事关旧改拆迁，补偿金额总是绕不开的话题。

　　尽管内部纷争仍未平息，但可以确定，旧改再一次成就了近十个隐匿在角落的亿万富翁及20来个亿万家族。罗湖区蔡屋围村的钉子户风波曾直接提高了岗厦河园片区村民的心理预期，这一次，岗厦村民的巨额获益会否又一次推动城市更新门槛的提高？

　　《物权法》深入人心，让拆与被拆双方都能从中寻找依据；对公共利益等概念的界定不明，又直接引发了难以平息的争议。接受采访时，福田区政府与开发商均透露，尽量以人性化措施化解分歧；携岗厦旧改经验，他们提醒抑制不良秩序在其他城中村的复制，总结现有模式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的限制。

　　这座城市有千万人旁观着城中村的兴衰起落，他们心中徘徊的问题与主导者的思考殊途同归：城中村改造，还将成就多少个亿万富翁？

　　一块硬骨头

　　历史给深圳遗留下灰色物权问题，城中村的矛盾在岗厦村集中体现

　　1992年，深圳撤宝安县，设宝安、龙岗两区，关内则设罗湖、福田、南山三区，后又增设盐田区。1985年开始的一轮大规模工业化进程后，深圳关内已完全工业化，基本没有农业生产；上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第二轮工业化革命，制造业大举迁到关外，关内则兴起高新技术产业，关外也基本实现工业化。

　　2004年深圳关外城市化改制之际，除坪地、坑梓、光明等小片区域还有传统的农业产业之外，深圳农业已基本消失。农民“洗脚上田”，但其中多数并未真正接受近现代工业和商业培训，生活模式的变化，仅是由过去的种稻谷改为现在的“种房子”。由此，城中村村民们走上了半专业的房地产经营之路，成为廉租屋建设者和物业管理者。

　　灰色物权问题此时渐形成。金地大百汇公司一位工作人员描述起当年城中村兴起阶段的粗放与随意，“他们(岗厦村民)承认，上世纪90年代‘种楼’那会，每天让香港的亲戚带点‘水货’过关，偷偷拿去关外卖了，然后换建筑材料回来。今天买块砖，明天买袋水泥，岗厦村就是这么造起来的，每栋楼的成本相比现在的补偿，微乎其微。”

　　深圳市曾出台过法律，变相默许1999年之前的违法建房；政府也曾明确宅基地的使用，所建房屋不能超过3层半，面积不能超过280平方米，也即原住民的每一栋房屋里面至少有三层是合法的。然而，深圳的城中村建筑中，很少有3层以下的，合法、非法、半合法半非法的物权犬牙交错、难以辨别，历史给深圳遗留下了灰色物权问题。

　　同时，深圳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大规模征收原住民土地而未给予合理的补偿，以及当时未能解决原住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也致使不合法的物权一定意义上合情合理。

　　福田区旧城改造办公室主任郭鹏生认为，遇到拆迁问题，常有人以西方谚语佐证自己的立场———“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军队不能进”——— 实际上这混淆了东西方土地制度的区别；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加上高速发展中遗留的特有问题，深圳城中村兴起过程中，已埋藏了巨大的争议性。

　　可想而知，当这样的争议性遭遇岗厦旧改，后者旋即成为改造难度最大、建设标准最高、城市影响最大的城中村改造项目。

　　深圳城中村的矛盾与问题在岗厦村身上集中体现，而在所有问题中，拆迁中的博弈首当其冲。1998年，深圳市政府就决定对岗厦河园片区进行全面改造。2002年，深圳市政府将改造任务交由福田区政府组织实施；直至2006年7月，深圳福田区政府、岗厦股份有限公司和金地集团才最终签订了框架性协议，正式推动岗厦河园片区整体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