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低碳化”的内涵与对策

　　制约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因素涉及到产业、外贸、城镇化、消费、体制等多个领域，因此实现经济低碳化是系统性工程，应将推动经济低碳化与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结合起来

　　一、中国经济低碳化的内涵

　　由于中国正处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中，碳排放总量还可能进一步增长，中国经济低碳化需要分步完成，近期要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远期才能实现碳排放总量的下降。

　　（一）“内生型”低碳化和“外生型”低碳化

　　国际经验表明，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有其内在规律的一方面，即如果不考虑能耗结构的影响，随着单位GDP能耗水平的降低，单位GDP的碳排放水平自然也会降低，这是一种“内生型”低碳化。

　　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低碳化”，是在经济内生“低碳化”基础上采取多种“减碳”措施，使得碳排放强度进一步降低， 并使其低于“内生”低碳化情境下排放强度，这是一种“外生型”低碳化。近期中国经济低碳化要实现“外生型”低碳化。

　　（二）中国经济低碳化的标准

　　要判定低碳化是“内生型”还是“外生型”，必须首先确定碳排放基准线。利用Eviews软件提供的ARMA模型，根据1990-2008年的数据进行推测，得出我国碳排放的基准数据。其中回归又分为两种情况：（1）“十一五”以来，我国加大了节能减排工作力度，可能会对碳排放数据造成扰动，因此剔除2006-2008年数据，根据1990-2005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将比2005年降低13.17%；（2）将2006-2008年的数据也计入，按1990-2008年数据进行回归，即如果保持目前的工作措施，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将比2005年降低28.41%。

　　综合来看，规范意义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低碳化标准是，到2020年可比价的单位GDP（净）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幅度高13%，或者更进一步，到2020年，可比价的单位GDP（净）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幅度高于28%，可定义为“二八基准线”，碳排放强度下降幅度超过该基准线，则认为是经济在逐步“低碳化”。

　　二、中国经济低碳化的制约因素

　　（一）产业总体技术水平低

　　目前，我国产业发展耗能最多，产业碳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71%；产业排放又主要集中在6大高耗能工业部门，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6个产业耗能就占我国全部能耗的51%，而且这些产业也是煤炭和石油等高碳能源使用最为集中的产业，6个产业占我国煤炭消费总量的82%，6行业碳排放量占排放总量的比重超过50%。

　　从碳排放强度的角度来看，尽管我国一些高耗能行业的用能效率不高，但除了个别行业差距仍大外，大部分高耗能行业的能耗水平与最先进水平差距已经在1.2-1.4倍左右。而高耗能工业的产品多是中间产品，是其它产业的主要原料。利用2007年涉及42个部门投入产出表对这些行业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这些高耗能行业产品大部分作为中间品，投入到其他部门中去，作为中间品的产值占总产出的比重均超过85%。可以推断认为，这些高耗能产业的载能量随着中间投入品已经分散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

　　从经济低碳化角度来看，是由于我国产业总体水平不高，对高耗能产品的利用效率不高，由此引起了碳排放强度居高不下。未来，要实现经济低碳化，不能仅从供给上即碳排放量大的产业进行控制，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提升我国产业总体技术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二）高碳排放强度产品净出口量过大

　　目前，中国出口产品种类丰富，高耗能产品占比重较大，2008年，中国钢材净出口达4380万吨，其他还包括焦炭、水泥等。但从经济低碳化角度，需要进一步测算我国出口商品的碳排放强度，即出口商品的单位增加值排放的温室气体状况。

　　对比我国万元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焦炭、钢材、水泥、生铁、塑料制品都远远超过了平均水平，除了熟知的高耗能产品，塑料制品等也远超过了平均水平，高耗能产品和塑料制品等的出口不利于我国低碳化进程。

　　（三）“本末倒置”的城镇化模式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本末倒置”现象，即过分关注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忽视城镇化之本是“人口城镇化”，导致目前我国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2000年以来，我国城区面积增加61.7%，人口仅增加32.1%，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几乎是人口城镇化速度的两倍。土地利用方式向建成区的转变，意味着碳排放源增加，尤其是我国大多数城市是以“摊大饼”的方式向外蔓延，大部分建设用地是由城郊农田转变而来，根据国土资源部对我国不同类型用地方式的碳排放监测数据显示，建设用地的单位碳排放水平是耕地排放水平的100多倍。从我国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来看，城镇化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拉动投资增长12个百分点和消费增长1.4个百分点，由此拉动经济增长6个百分点左右。

　　也即，现有城镇化模式下，城镇化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6个百分点；同时拉动建设用地增长2个百分点，由于土地利用变化和投资、消费增长引起碳排放增长8-10个百分点左右，综合来看，碳排放弹性系数大于1，目前的城镇化模式是不利于“低碳化”的模式。

　　（四）消费结构升级引起的碳排放迭加效应

　　消费升级拉动碳排放大幅增长是各国普遍规律，发达国家的碳排放结构中生产、生活、交通各占1/3。我国正面临着以“住行”升级为重点的消费结构升级，碳排放结构也将向发达国家的“靠拢”，即交通和生活（主要是住房）的碳排放总量将有大幅上升。

　　交通消费升级拉动碳排放强度上升。交通消费升级的典型特征是私家车的普及，在我国还表现在航空出行的比重大幅度提高。私家车的排放量却是以十几倍的速度增长，根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石家庄市作的实地调研报告显示，交通出行的GHG排放量，高收入组家庭是低收入组家庭的18.7倍；因此，到2015年我国交通碳排放总量将增长几十倍。即使考虑到汽车产业对经济的拉动效应，交通升级引起的碳排放强度也将处于上行区间。

　　居住结构升级进一步扩大碳排放量。我国人均住宅面积处于迅速增长中，房地产建筑过程和使用过程是一个高碳排放的过程，房地产的生产和建筑施工过程的能耗和排碳量也很可观，其中碳排放情况通过建筑业碳排放表现出来，住宅使用过程中的碳排放是持续的。建筑使用过程中的碳排放属于生活排放部分，目前我国的建筑多是耗能量较高的建筑，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2-3倍；商业建筑能耗是住宅10-15倍。因此，以每年新建成量为10亿平方米, 每平方米碳排放量0.8-1吨计,则每年建筑新增排放8-10亿吨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