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标志城“肯定要建”行得通吗

围绕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争论，并没有随着两会的闭幕而停息。这个设想中的巨大文化建筑的是是非非，仍然是众多媒体和公众的关注焦点。标志城驻北京联络机构是否已经退出北京？该项目是否已经暂停？中央和地方对此事的反应有何差异？一直都在探询之中。而根据媒体最近的几篇报道可以看出，来自两会和会外的众多质疑，并没有阻止济宁乃至山东地方对标志城的推进，各项有关工作“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

撇开文化副都、文化圣城之类的浮夸修辞来看，概念中的中华文化标志城是一个集纳了众多楼堂馆所的庞大建筑群。在缺乏足够积淀的基础上，要在一块巨大的空地上凭空修建出这样一个文化都市，的确是需要想像力和魄力的。也许是因为这种文化大跃进的难度过大，现代建筑史上还很少听说哪个国家有过这样“壮举”。而人们能够列举出来的文化都市，则无一不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累而成的。白纸起高楼的文化标志城真的能够承担起它所标榜的文化使命吗？

它会不会由一个奇迹沦落为历史的它会不会由一个奇迹沦落为历史的玩笑？这是人们普遍所担心的。

要看到中华文化标志城面临的多重风险并不困难。首先是经济风险。尽管济宁方面澄清说，300亿投资是个别专家意见，但从初步透露的方案来看，这一建筑群的投资肯定是个天文数字。靠民间筹资和地方投入显然不够，所以才有了将之“提升到国家层面”的呼吁。国家和地方财政为一个概念投入如此巨大的资金，是必然要受到纳税人的追问的。如果这些钱打了水漂，就肯定要有人为此承担责任。此外还有文化风险。一个建筑群不可能总结和代表浩瀚的中华文化，这一点自不待言。从细节来看，文化标志城中的众多博物馆也有重复建设的嫌疑，因为北京已经有了类似功能的建筑；国家纪念堂又是法国名人堂的翻版，不但未必适合中国的文化需要，也很难具备可行性。如果地方政府还找不到控制这些风险的办法，那么，文化标志城的推动就必须十分谨慎，必须体现出更多的政策理性。

与地方政府的一炉旺火不同，“国家层面”对待文化标志城的态度要冷静得多。从媒体报道看，国家有关领导人对文化城的批示明确写有“量力而行”、“搞好科学论证”的字样，国家发改委的批复则明确表示，一是不在国家层面组建指导机构，二是要求进一步组织科学论证，三是要注重既有文化遗产的保护。这些指示批复所包含的指向性非常明朗，那就是，济宁方面已经组织的论证还不够科学和严密，现有方案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够有力，整个工程在条件尚未具备时也不宜仓促上马。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山东方面的人士在两会上的呼吁就带有明显的博弈味道。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社会兴起了一股遗产热。这种原应立足于传统发掘与文化弘扬的热潮，在受到经济因素的扰动之后，往往蜕变成一种让人担忧的“遗产热狂”，它表现为举办各种高规格的大型祭祀与庆典活动，动工兴建簇新的文化城、纪念馆、遗址公园和巨型雕塑，以及设立各种名目的地方节庆，而所有的这些政府行为都要消耗大量的公共财力。表面上看，这些围绕三皇五帝和老子、孔子的活动都是在光大民族文化传统，但本质动机还是要扩大地方知名度，为旅游和招商引资提供平台，其中还包含着“彪炳青史”的政绩诉求。这些“遗产热狂”还具有另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缺乏科学的设计论证与理性的决策程序，往往是少数领导干部说了算，再拉上一些不明就里的专家和院士做底撑。中华文化标志城同样如此。被济宁方面列入专家论证机构的俞孔坚教授就不无愤慨地指出，他从未在有关倡议书上签名，所谓的文化标志城不过是劳民伤财的荒唐工程。而一些被拉入支持名单的院士，也纷纷出面表示否认。由此可见，中华文化标志城进行了科学论证的说法其实是有关方面放出的烟幕弹。

中华文化标志城受到众多政协委员的联名反对和舆论的一致批评，但地方官员却声称“肯定要建”。强大的政府意志与更强大的公共意见之间的尖锐对立，反映出公共决策的弊端和刹车系统的缺失。如果山东方面真的要将文化标志城“进行到底”，情况又会如何呢？难道公众除了在纸面上唱唱反调之外，就再没有任何办法可想了？这样的前景并非不可能，因而也更值得忧虑。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兴建与否关系到重大的公共利益，必须以科学化、民主化的方式进行，必须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如果地方政府和少数官员关门决策、一意孤行，一定会引发更强大的批评声浪。很难想象，在丧失了公众社会的普遍信任与支持之后，中华文化标志城还怎么可能以“中华”的名义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