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鹏：新型城镇化的症结在于利益分配不均

盘古智库城镇化首席研究员、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 易鹏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其逐步深入，一些问题也逐一显现，“城市病”、“乡村病”、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容易落户难、大中小城市发展差距过大，以及由于规划不合理导致的“空城”、“鬼城”、“睡城”等现象的出现都是未来城镇化发展面对的挑战。大中小城市的城镇化发展路径是怎样的?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哪儿?对此，我们采访到盘古智库城镇化首席研究员、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

城镇化进程中要注重公共服务一体化

Q：我们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中遇到了很多难题，例如“城市病”、“乡村病”、农民进城容易扎根难等现象，你认为症结在哪儿?

易鹏：当前城镇化发展的症结是利益分配不均，新型城镇化提出以人为核心，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公共服务均等化，这背后就涉及到利益分配的问题。比如北京异地高考问题，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利益;比如城郊结合部农民的房子很值钱，他们也不愿意成为市民。这些都体现出利益间的博弈，如果能达到共赢的局面，相信大家都会愿意推动。再者，要调动更多人参与制度改革的积极性，比如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也存在利益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城镇化很难达到理想效果。

从严格意义上讲，“农民”是一种职业而不是身份，在美国、丹麦等国家，他们被叫做产业工人。一个国家只有做到公平公正才能真正惠及民生，而我国农民与市民不同的本质是公共服务水平不同，所以身份分三六九等。未来大家都只有一个身份——中国人，背后的公共服务应该是一样的，还可以随意切换身份，只要市场愿意聘用你，当老师累了去当农民，不想当农民可以当工人，这才是自由流通。现在不能自由流通的原因是城乡之间、农民和市民之间、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在公共服务上面存在鸿沟。

实际上中国不是一个能够自由迁徙、自由流动的国家，之所以要城镇化，要加入WTO，要加入TPP的谈判，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之中。当前大家只讲经济一体化、产业转移，但我认为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这些要素如果也能一体化，达到更多层面的融合，才叫一体化。由于我们的要素没有自由流动，所以造成城里比农村好，大城市比小城市好。现在的大城市成为一个高地，水流不进来，要素不能充分流动，结果肯定会影响经济后续的发展，也会影响未来的可持续增长。

六类小城镇具备发展潜力

Q：你认为在当前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哪些问题是需要优先解决的?

易鹏：目前最迫切的是要进行制度改革，调节利益机制。如果还是像以前那样进行GDP考核，地方政府就会负债搞城市建设，更多地让政府掌控资源。李克强总理说做减法，减得有些进展，我认为还可以减得更多。如果全由政府来主导容易出现大跃进，导致“鬼城”、“空城”的出现，如果市场主导绝大部分，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市场比政府更理性。

比如，天津滨海新区的响螺湾投入很多资金和时间来建设，结果做成了“死城”。原因很简单，天津想分担北京的金融业，而金融业、高端服务业一定是由城市的“江湖地位”决定的，金融业相当于北京皇冠上的珍珠，在其他城市很难发展。所以城市首先要找准自己的产业定位。

Q：北京占有太多公共资源，很难让人不向这里流动，为了保证未来城镇化能均等发展，是不是应该多给小城市一些资源配置，使公共服务差距逐渐缩小?

易鹏：人是理性选择的，想想你愿意待在哪个城市?不是所有小城市都能发展起来，有些小城镇不具备发展潜力。我认为只有六类小城镇具备发展潜力：一是人口规模较大的镇，到2009年中国有809个建制镇的人口规模达到5万人以上，这样的镇可以通过镇改市的方式来做强。二是有旅游、文化、能源等专业特色和资源的小城镇，比如凤凰、宏村等。三是口岸城市，比如霍尔果斯、满洲里等。四是交通枢纽的节点小城镇，比如湖北的小池镇等。五是在城市群里面的小城镇，可以承接大城市的产业外移，比如北上广周边的系列镇。六是承担国土安全的小城镇。

Q：那我们的小城镇该怎么发展?

易鹏：很多地方政府都希望做大做强，没有做小做精的概念。目前做精的地方有一些，然而因为利益属性城镇都不愿意做小，而都去做大，就如同吹一个大气泡，那会带来资源浪费。我认为很多地方的规划应该加以约束，现在很多地方30万人口的规划成50万人口，50万人口的规划到80万人口，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做减法。底特律的例子告诉我们要做减法，而事实上中国很多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人口也正在减少。

Q：京津冀和其他很多地方是不是面临着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的矛盾，如何合理引导?

易鹏：第一，我认为要调整考核机制，中国城市要搞分类制考核，按照主体功能区，进行精细化考核，该做大的做大，该小的小，该做强的做强，小地方的GDP考核标准不能跟大城市一样。

第二，城市规划要伴有权威的法律来约束，规划配置要有严肃性，不能一面规划出来，另一面资源配置不按照规划走，执法也不按照规划走。我们提倡规划的严肃性、合理性，不能规划一出，脑袋一拍，墙上一挂。

第三，要大力发挥市场的主导地位，因为投资者、企业家都更为理性。比如京东配置物流中心的时候一定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绝对不会跑到敦煌去配一个，企业很理性地知道该怎么配置。

最后，是要发挥科技的作用，比如发挥电子商务对城镇化的影响，科技会加速统一市场有序地建立。

京津冀一体化走向

Q：城镇化中一方面提倡加速推进农民工进城落户，提出三个“1亿人”目标。另一方面又限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比如北京还以将低端产业迁出去的方法来疏散人口，如何兼顾这两方面?

易鹏：虽然城镇化规划中提出限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尤其是一线城市。但从我的价值观角度，我不是很支持把低端产业赶出北京的做法，从机动性政策上我能理解，但从长远发展角度不能理解。市场应该起到在配置资源上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只能进行引导。比如在环境保护、噪音管制等方面政府要承担责任，出台法规。如果企业进入北京不方便，可能就会在交通比较便捷的地方配置物流。此外，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自然会因为成本而考虑到选址问题。目前北京招工价格比长沙、成都等地高一倍。这也是富士康等企业不会在北京设厂，而在二线城市郊区设厂的原因。同时从市场的角度出发也会增强城市竞争能力，城镇化会使环境更好、资源更优、素质更高、税务更低。

Q：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河北省该怎么发展?

易鹏：河北要做加法，并且做加法应该加在沿海经济带，而不是加在环北京首都圈里。总的来讲河北要差异定位，要有更大格局的思考。

第一，河北的经济发展重点应该是在沿海——沧州、秦皇岛、唐山，沿海的曹妃甸、黄花岗和秦皇岛港港口主要发展海洋经济、制造业乃至重化工业和装备业。如此一来，河北就有抓手了，把曹妃甸变成第二个唐山，又会有几千亿的增量值。

第二，河北环北京周边地区不应该发展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而是应该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应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配置休闲度假资源。但前提是要把轨道交通连接起来，有同城的感觉，很多在北京的人可以通过轨道交通到廊坊或者保定等北京周边地区居住，使得北京的人口得到合理疏散。在保定、固安、张家口，我不主张第二产业占太多的比重，要设立区域经济发展负面清单来规定进入的企业。

第三，是不是政治副中心没有意义，我觉得就是一轴多点，点都是副的。廊坊、燕郊、固安和永清，都可以构建“卫星城”的模式，每个“卫星城”可以聚集五万到十万人，甚至二十万人，都直接作为连接首都的一个核心点，形成发散状，以大带点，而不是以大带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