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新城镇化不能走老路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

当前的中国正处在双重转型阶段，一是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二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双重转型交叠在一起。中国的经济处在市场不完善而又缺乏市场主体情况下的非均衡状态，因此改革一定要从产权改革着手，但到现在为止，产权改革并没有结束，主要表现在农民还没有成为市场主体，因此就谈不到非均衡状态的消失。

与西欧国家19世纪末和美国在20世纪初的城市化不同，中国城镇化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而不是过去的传统城镇化道路，应避免出现“城市病”表现的城市污染、社会治安、失业等问题。

中国的城镇化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52%左右，但按照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来统计，大概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几。如果要达到西欧国家80%的城镇化率，就意味着要有12亿人住进城里。现在城市容纳了6亿人，要是再挤进6亿，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

中国的城镇化的出路在于实行就地城镇化，必须走老城区加新城区加新社区的路子，新社区就是今天的新农村，通过实现公共服务、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用管理城市社区的方法来管理新社区，最终实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

2013年8月的一则报道称，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为13万元，在地方政府负债非常严重的背景之下，新型城镇化的资金该怎么解决?当前地方债务中6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接近80%，都是银行贷款，这蕴藏着较高的金融风险。

当前的共识是，靠卖地维持地方财政的老路不能再走下去。解决城镇化的资金来源问题，有三条路径：一是要加快财税体制的改革，明确中央与各级地方财政的关系。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地方的财权和事权是不对称的。过去有一句流行话：中央请客、地方买单。未来既然要让地方做事，就应该有相应的经费;二是中央与地方都应该压缩经费，把钱用在更有效的地方。未来应该更多强调“有效市场，有效政府”;三是可以借鉴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城市化建设的市场化运作经验：以城市为单位，建立城市公共建设基金，由地方财政和各大金融机构共同投资，然后发行利率高于银行存款和国库券的公共投资基金券，通过利息和分红方式回馈市场。运作项目的同时公开其资金流向和使用方式信息，比如设建自来水厂、电厂或者公共服务设施。未来，除了非常必要的项目，比如大规模的环境治理必须由政府投资外，凡是属于企事业单位性质的项目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建设，从而节省大量的财政资金。

厉以宁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为十至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