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珂：建筑师与乌托邦迷思

乌托邦并不是原作者莫尔(St. Thomas More)的西游记。只是这个名词自那以后被大量使用，它可以指代那些声称有优势特征的某种愿景、某种迷思、某种行为或者心理模式，表达方式可以是设计、文学、理论、电影等。

北京三环处知名的巨大建筑——CCTV新总部大楼——的建筑师，建筑学界的教父级人物库哈斯(Rem Koolhaas)说过这么一句话：“每一位建筑师都有乌托邦的基因。” 乌托邦是建筑师的隐藏基因，也是城市规划者的千年情结。

系统化的乌托邦在东方以庄子的“无有之地”始，在西方自柏拉图的理想国始。乌托邦是一种设计了特定社会模型的方案，但是它最大的悖论却在于：乌托邦从来都是描写一个社会的，也就是它的描述对象是“一群人”的生活，是那一“邦”之人的秩序。然而乌托邦却大部分都出自少数人的头脑。少数人所构想出的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又如何能够获得它的合理性呢?

所以合理性从来都不是乌托邦模式制胜的准则，它天然的避开了自己理性上的软肋，擅长以美学取胜。所以当希特勒和施佩尔先生共同设计他们心中的日耳曼尼亚——德意志第三帝国的首都——之时，他们的方案所表现出来的说服力不是来自犹太人居住区的拆迁，也不是来自首都所展现出来的元首私人物品的特征，而是来自宏伟的万人穹顶的设计，来自巨大的轴线、巨大的纪念碑、宽阔的街道、雄伟的烈士纪念堂，就像建筑师路易斯康(Louis Kahn)所说那样：“惊叹是直觉的第一反应，它和知识无关”。这些建筑的美学魅力在当时的模型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以至于我们要感叹，幸好纳粹在建设好一个新柏林之前就被苏俄摧毁，否则以后的德国人要如何面对这美丽而又“邪恶”的乌托邦遗产?

乌托邦虽然是一个人或者少数人设计的，却声称是关照了多数人利益的。也就是说，乌托邦的意愿在文学上、艺术上非常美好，却全然不代表它是“真实的”美好，它只有存在于人的想象中，存在于字里行间和图片上的时候才是美好的。这么看来，乌托邦乃是一种艺术形式，而绝非可以作为一种科学论断来被采用。

乌托邦一直以来在每个建筑师和规划师的梦境中反复出现，乌托邦(或有时在小尺度上称为“原型”)乃是建筑师和规划师时刻都想要移植到建筑和城市上的职业精神。这种职业精神在中性的意义上意味着话语权，意味着设计建筑和城市中所容纳的社会活动的权力。

更早一些的时候，在文艺复兴和中世纪的年代，这种权力不是建筑师的专利，而是为了荣耀家族的商人、想把荣光献给上帝的教会的专利，再早一些的时候，在东方此处，它乃是皇帝的特权——皇帝规定了制式和结构，宁肯削弱城市的交通功能也要实现都城在形式上的象征。 如同最早的古埃及时代，王族才拥有当建筑师的权力。

这种神秘的权力难道就是人们如此热衷于乌托邦创作的动力么?这些乌托邦的作品可以展示自己对社会的愿景——无论是像柏拉图的理想国那样有关软性制度结构的，还是像勒•柯布西埃那种关于景观、阳光和效率的——都是一种对“社会应当怎样”的阐述。它充满主观性，展示了控制欲和强力意志。

我们时时刻刻可以在城市的建筑上看到乌托邦基因的后代和变种：宽阔对称的广场、高耸的建筑、光洁的幕墙、环绕的柱廊、超人尺度的大厅、眼花缭乱的庭院等等。它们都是历史上的乌托邦在小尺度上实现的成果，且不论其美丑与否，他们的繁殖力顽强，无处不在，见缝插针。从这种基因的子嗣能量来看，它还将继续延续下去，继续在城市里打打闹闹无限繁衍，形成各有特色却整体平凡的城市区域。

所有的城市建筑都是和乌托邦有关的，因为在欧美，没有中国和苏联意义上的“规划师”，但是却有权力无边的建筑师，在中国大陆，没有欧美意义上的“有权力的建筑师”，却有权力巨大的“规划师”，或者我们说，由于他们是一个群体，可以称为“规划师团”?不用怀疑，无论是规划者还是建筑师，都有着乌托邦的意愿，都在为了各自内心的乌托邦模型忙碌着，构想蓝图，繁衍产品。

乌托邦是一整套理论，或曰说辞。它多数构建在一套文本或者图样的演绎体系之上，这些演绎体系或小或大，大部分乌托邦模型是从少数预设的“公理”推导而来，比如“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住宅需要的是阳光和绿地”、“只有哲学家做王才能成为理想国”等等。这些公理可以是一种愿景性的文学描述，可以是形式象征性的系统，可以是经济学家的某一结论或者社会学家某种假说。因为有过多的约束条件的话，整个说辞会蒙上现实一样的灰色，使得模型不够强力干净，所以乌托邦的模型往往比较简单，并不繁杂，以便于宣传需要。

它倾向于非常少的公理演绎出非常巨大的结构，以至于它过度的中心化导致的基础不牢，如同倒立的金字塔，只要公理出现裂缝，整座建筑轰然坍塌。因为对公理的依赖度过高，于是公理便成为了绝对真理。正如同洛杉矶和休斯顿那样完全为汽车而设计的城市，如果汽车的使用后果被质疑，那么整座城市的规划都将面临失去合理性的危机。同样，如果我们构想一座美好的乌托邦城市，完全由汽车工业支持的城市，车辆飞驰，工人幸福愉快，那么一旦“汽车工业”这一公理失去了效力，我们的美好乌托邦就一夜之间变成了小门市也要安装防弹玻璃的底特律。

乌托邦将会一直纠结在真实和美丽之间而永远不能兼得，因为它需要简洁干净的模式，这使得强力的机制无法应对真实的复杂性。而一旦它拥有过多的自适应能力，那么强力意志就不再能够稳定控制它的乌托邦形态和结构。

如此，我觉得既然城市和乌托邦不能兼得，那么就引用一句德国文化大师维姆•文德斯的话来表达我的观点：“与其要那些够“美”但却(因为太美而)不够“真实”的东西，我宁肯要那些过于“真实”而不够“美”的东西。”当然了，至于城市里哪些东西属于后者，且听我慢慢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