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浙：做好城镇化是发展的大势所趋

　　从城镇化的倡导到目前的新型城镇化，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已经从经济学家口中的必由之路进入了从上到下走到了操作层面。这个环节上，必然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土地流转、户籍制度改革、转移人口的身份认同，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的相互关系和支撑，这些都是摆在面前的切实问题。

　　新华好声音特邀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吴浙教授从宏观角度浅论城镇化的同时，也对城镇化的天津本土形势做专业的探讨。

　　50%城镇化是统计出来的

　　“50%的城镇化是统计出来的”吴浙教授直言不讳。“你可以查查统计局出来的数据和农调队出来的数据，两个数据完全对不上号，为什么?就因为统计标准不一样，水平肯定不会有50%那么高。”

　　根据清华大学发布的城镇化研究成果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仅仅为27.6%。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年底，城镇化率已达52.57%。然而，这只是基于城镇常住人口的统计。在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户籍城镇化率是27.7%，与清华调查数据基本吻合。

　　吴老师解释说，我们的城镇化统计是按照在行政上定义的区域为城镇化标准的，比如说县里边的镇，居民也在户籍上体现为城市人口。因此，城镇化统计的人口是以定义划分的，而农调队的统计标准是按照生活方式划分。

　　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是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卫生计生委日前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36亿人，清华城镇化报告指出，根据国际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目前一些较为保守的估计也认为，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社会还将有3亿多农村户籍人口向城市和城镇转移。

　　从离乡不离土到城市化

　　对比欧美国家的城市化过程可以发现，欧美国家更多的提及的是：城市化，但是现在我们长期以来更多的是提到城镇化，从70年代起，我国就开始实行的就是农民的就地转移，大量的农民就地转移到乡办企业等产业中去。

　　“我国在城市发展中的思路有一个提法是：限制特大城市发展，发展中小城市2000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城镇化才走出了过去那种离乡不离土的状态，向大城市，特大城市转移。现在这种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国外主流城市化一样的过程，这种过程符合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的规律。”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天津制约较少

　　城乡二元结构是城镇化过程中最为显著的阻碍，但是城乡二元结构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地域上的二元结构和经济上的二元结构。

　　吴老师表示：目前天津在地域上的二元结构还是比较不明显，因为天津作为直辖市，周边的城区发展程度很高，甚至是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经济实力与中心城区的结构分化不是很明显。

　　经济上，这种二元结构也其实不明显。比如说周边郊县的很多农民具有在宅基地，这算是财产性收入的一部分，收入水平虽然相对城市要低，但是差异性不是很大。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二元结构在人口结构上表现明显：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正规的城市人口之间的区别很是明显。这类人群兼备两种生活方式，保留着家乡的承包地，在城市生活，但是享受不到天津的社会福利。这种外来人口本土化是我们要正视的问题。如何合理公平的使外来务工人员转移为城市人口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问题。

　　工业化为城镇化提供就业机会

　　工业化的实现是城镇化实现的前提，二者之间的关系更多的表现为：为城镇化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

　　过去的离乡不离土，就是意味着就近就业，而现在看来失败了。出现了跨地域流动。现在天津外来人口涌入速度很快。

　　天津的经济水平可以支撑一定程度上的城镇化和外来人口的本地化，但是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所有外来人口的就业社会福利等等。这涉及到国家财政体制的问题。天津社会福利相对较好，外来人口进入提供了很多的福利，但是相对来说提供的财政支持较少，煎饼果子的摊子是不会上税的。所以如何解决这部分人的福利也就成了涉及到公平的问题。如果从其他人的福利中拿出来来保障这部分人的福利，显然是不完全合理的。

　　城镇化是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过程。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镇化持续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的城镇化的转型和升级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具体的论证和探讨，但是我们不能被统计出来的城镇化而沾沾自喜，更多的是要从配套和体系上解决目前存在的瓶颈，实现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