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委员会：城市规划的起点和终点？

　　“帮助一个市民解决一个具体问题往往比设计蓝图、制定法规给你更大的满足感。居民委员会是中国特色的基层组织，这个社会组织的基础砌块应该是城市规划的起点和终点。”

　　在不久前召开的以“更新规划理念，构建和谐社区”为主题的2007年国外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及《国际城市规划》杂志编委会年会暨第四届中国滨水城市规划国际论坛上，著名规划专家、加拿大女王大学教授梁鹤年抛出了这样一个观点。

　　创造好的环境是规划使命

　　规划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城市规划的使命是创造好的环境。那么，什么是好的环境？梁鹤年分析说，好的环境应该是真善的。在追求真善的前提下，公共利益应基于人性的需要，而非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更非私利的互相竞争，互相指责，互相掠夺。

　　大我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它包容小我，同时也是对小我的超越。而资本社会以个人自由为主导的规划理论有反大我的倾向，他们的多元社会理念是建立在小我（个人或者是少数人）的自主与自由的基础上。

　　作为一个意识形态，追求人性中的大我是积极、乐观和活泼的。它的态度是为公：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增加整体的福利。它的意识是民主；它的对象是全民。这也就是所谓以人为本的公共利益。

　　规划工作者要与居民共鸣

　　那么，一个大我与小我相互标榜、扶持、照顾的城市，一个市民共有、共享、共赏的城市应是怎样的城市？又应怎样规划呢？

　　以古雅典城为例，梁鹤年提出：市民创造城市，城市创造市民。邻里小区是城市生活最小的一个整体，在时间上它连贯着代代居民的“活的记忆”，在空间上它凝聚着千万居民的社会与经济活动力。

　　每个稍具规模的城市里总有上百甚至上千个邻里小区。从居民的角度去看，它各有独特的性格。但是这特性往往是历史的产品。人们对其周围环境要日久才会生情，才会去欣赏、珍惜。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或人与环境之间，接触多了、密切了、长久了，才可能有认识，才可能有认同，才可能有归属感。区内的一草一木都属于他，而他也属于这个区。

　　梁鹤年认为，规划工作就是要栽培和保护这些环境特性，使它健康、茂盛、长久。这些特性可以作技术性的分析，但更重要的是规划工作者要与居民有同感、共鸣，才可能真正认识到上面所说的集体自觉。

　　规划工作者需要“投身”

　　“但这需要规划工作者‘投身’。”梁鹤年说。讲到这里，他说起听到的一个故事。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小后仓胡同很破旧，要改建开发。开发公司把部分土地用来建办公大楼，其余的用来建设住宅，重新设计。住宅部分出售，部分分配给原居民。负责规划的是位中年女同志，她给自己定下一个宗旨：每一户居民将来分配的房子一定要比从前的好，最起码不会差。她决定把自己的办事处搬进胡同里，她调查每户的居住环境（面积、日照、通风、景观、出入口、楼层高等几十个因素），跟每户人家商量其喜好和限制，协调各户人家的交换和取舍，建立各户之间和原居民与开发公司之间的共识和谅解。两年时间，天天工作10多个小时。改建完工，公司赚钱，原居民搬回，皆大欢喜，而这位女同志却积劳成疾，病倒了，接着去世了。“规划可以是项工作，也可以是个使命。我们都是凡人，未必可以为规划理想献身，但也不要太惜身。我自己有一点经验可以肯定：就是帮助一个市民解决一个具体问题往往比设计蓝图、制定法规给你更大的满足感。”梁鹤年说。

　　居委会是规划起点及终点

　　结合上面案例，梁鹤年认为，一个真正成功的小区（区内有归属，区外有特质）的性能和环境应该直接地、正确地反映区内市民的共通性和共同愿望。举例说，回民区就应有回民的共性，大学区就应有学生的共性。各区应各有其特性，但每个区内则应强调共通。环境的设计应该以促进同类共处和互相交往为原则，通过集体的自觉去创造真善的小区、真善的城市。

　　一个社会的和谐有赖于人民的自律（出自精神文明）和互律（来自社会监督）。梁鹤年指出，“街坊”是发动民众互律的最适当层次。居民委员会是中国特色的基层组织。近年因为与市场经济脱节而未能发挥其经世济民的作用，很是可惜。这机制深入民众，既可以作为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更可以用来启动群众力量去扶贫救灾、防火防盗、环保清洁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建设。这个社会组织的基础砌块应该是城市规划的起点和终点。规划工作者在这里可以亲身感受城市的脉搏，直接参与城市的创造。规划工作也会因此变得更透明、负责和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