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库门“中西有所包容”

在全部租界建筑中，率先带上了海派文化的意味，并将海派文化其中的一个“可塑性”构成加以一定程度体现的，是石库门建筑空间。而石库门的产生，某种意义上，竟然得益于两场残酷战争，这印证了中国或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战争以它最蛮横的暴力打破着既成秩序、既定格局，同时也有意无意地催生了新秩序和新格局，新文化在旧文化的瓦砾堆上悄然诞生。

1853年，也即上海开埠后第十个年头，小刀会起事，要到1856年，刘丽川们的暴动方才消沉，这是第一场战争。

另一场战争更为血腥也更为残暴。1860年与1862年，叫作“长毛”的太平军对上海有了两次逼近，忠王李秀成的兵锋划向上海之时，刀刃上的寒光格外刺目。

今天的我们不会对这两次农民暴动（或叫起义）去作一个简单判断，但有一点不会错，两场战争对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一带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有材料说，长达15年的暴动，使当时的中国丧失了一亿两千万男女，仅江南一地，死亡人数便超过了两千万。

暴力猛烈地摇撼着清王朝的腐朽殿堂，整个长江流域的富裕阶层乃至普通平民为之魂飞魄散，他们从四面八方涌向上海租界，他们知道，惟有蓝眼高鼻的洋男女方能让暴民有所忌惮。

1853年，租界里还只有500不到的华人。1855年，人数陡然升至2万，“当太平天国军势炽盛时，江浙一带富绅巨贾，争趋沪滨，以外侨居留地为安乐土。1860年英美居留地内，华人已达30万，而1862年竟增至50万。此种避难的富豪都不惜以重金获得居留地内一栖之地为万幸。”

由上海道台宫慕久与英帝国上海领事巴富尔制定的《上海土地章程》中规定的华洋分居限制就这样的被战争和它所带来的巨大激荡彻底冲垮了，也因此，叫作简屋的建筑便应运而生于英租界中。

所谓简屋，材料上，用的全是木头，形式上，排列采用了西人住宅的毗连形式，有意无意地为后来石库门弄堂的兴起打下了最初的基础，至于风格与美感，当然丝毫谈不上。

那时，租界中的洋行有着足够的商业嗅觉，它们明白，战争的暴力在让社会产生剧烈动荡的同时也正给它们指出了一条新发财路径。洋行纷纷开出了地产部，在租界内大量建造简屋。1854年7月，英租界中，简屋已有800所之多，此后，更一下子发展到了8000余幢；法租界内也不落后，咸丰三年，还只有区区4处华人民居，但到了同治四年，已然出现400幢民居。

不过，由于简屋木板结构的特点，十分容易着火，也已经多次着火，为租界的长治久安，当太平天国的暴动烟消云散之后，工部局将简屋大量拆除，而在1870年前后，上海开始建造里弄住宅，第一代石库门应运而生。

通常来说，石库门建筑的高度一般为二层；石库门的两扇黑漆厚木大门一般宽为1.4米，高约2.8米；门的四周通常用花岗石或宁波红石（砂岩）作一个门框（石库门一说由此生发）；门头上砌三角形、长方形或半圆形凹凸花纹，大门上有一副铜环或铁环。

这种住宅比江南四合院占地省，又比欧美式洋房造价低，一经问世于公共租界后，很快便流传于上海老城厢内外及近郊一带，以至遍布全市。

历史中最早记载的石库门里弄，系1852年建造在宝善街（今广东路）的公顺里，从19世纪70年代起，上海进入第一代石库门时期，较为著名的有洪德里、棉阳里、吉祥里等等。

1910年之后，上海的石库门建筑进入第二代，与第一代石库门相比，第二代石库门的排列比第一代石库门更加整齐，同时，弄堂宽度也由以前的4米扩展到了5米。单体设计则由原来的三开间二厢房变化为单开间一厢房或双开间一厢房。建筑的细部，譬如栏杆、门窗、扶梯、柱头、发券等等，全部采用西方建筑细部装饰的处理手法，屋面沿口安装了白铁落水管。后期石库门典型的有渔阳里、斯文里以及充塞着大大小小青楼女子的老会乐里。

当上海进入20世纪20年代时，石库门建筑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变化再次发生，垂直向度上，由早先的二层上升到了三层，外立面的处理与前也有了更多不同，西方装饰艺术派的细节比比皆是，尤为重要的是，有了抽水马桶，对其时20万左右的上海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作了一个现实呼应。

毋庸置疑，石库门是自上海开埠以来最深切地影响着市民生活方式的建筑空间，在它早期，庇护着与上海共同成长的上海中产阶级，在它成熟期，则让上海的中产阶级以及它的后代在这个空间得以成为新的生命主体和文化主体。

那么，石库门与海派文化又有什么关系呢？

石库门在空间设置上借鉴的是中国江南民居，体现的是吴越文化的子文化上海文化，但平面布局又采取了西方联立式住宅方式，更不要说在石库门内部有着西方工业文明提供的东西：电灯加盥洗设备。作为上海租界中的一种建筑类型，石库门也许还没有做到中西文化之间更高层次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由简屋演变而来的石库门，说明了在西方强势文化面前，上海文化并没有彻底的退却和消失，它在隐忍之中，证明了可以被再塑造、被再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