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城市不等于建筑 城市等于居民

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数千年来首次超过农业人口，达到50%以上。2011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超过50%，这在中国城市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继工业化、市场化之后，城市化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从去年起也一直强调，“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

中国城镇化取得的成就引起了世界的瞩目，研究城市的学者也把更多目光投向中国的城市。早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中国经济季刊》主编汤姆·米勒和加拿大《环球邮报》欧洲局负责人、《落脚城市》作者道格·桑德斯。格莱泽教授分析了成功和失败的城市样本；汤姆·米勒指出了中国城市化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而道格·桑德斯的研究重点在城中村。

城市不等于建筑 城市等于居民

数据显示，每个月有500多万人口迁居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里，格莱泽说，“在西方较为富裕的国家，城市已经度过了工业化时代喧嚣嘈杂的末期，变得更加富裕健康。在较为贫穷的国家或地区，城市正急剧地扩张，因为城市的人口密度为人们从贫困走向繁荣提供了最便捷的途径。”

一种普通的观点是，通过实施一些大型的建设项目，比如新的体育馆或轻轨系统，或是住宅项目等，就可以让城市走向辉煌。格莱泽认为，这些并不能解决其深层次的问题，“城市日益衰退的标志是它们拥有相对于其经济实力来说过多的住宅和基础设施。鉴于供应过剩而需求不足，利用公共资金建设新的项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以开发建设为中心的城市振兴计划是非常愚蠢的，城市不等于建筑，城市等于居民。”

格莱泽有个观点非常有趣，他认为城市贫困与否，不应该基于城市本身，而应该基于农村作出判断。“与一片繁华的芝加哥市郊相比，里约热内卢的贫民区可能看起来十分寒酸，但是，里约热内卢的贫困人口比例远远低于巴西西北部的农村地区。贫困人口没有办法迅速地富裕起来，但他们可以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作出选择，其中许多人明智地选择了城市。”

格莱泽的很多观点挑战了我们的常识，他认为，环境真正的朋友是曼哈顿以及伦敦和上海的市中心，而非郊区。他的宣言是：“我们必须放弃这样的观点，即环境保护主义意味着生活在绿树周围。我们必须停止对乡间村庄的浪漫化。”

城中村连接城市与乡村

道格·桑德斯也认为，城市是人类现在和将来的主要生活形态，田园诗般的乡村已经被终结了。城市不可避免需要接纳贫民窟或者城中村，因为解决农村贫困的关键不止在于农村，更可能是城市。

桑德斯说，政治家通常根据居住地把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城市人口，一类是农村人口。现在的趋势是，很多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这个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发生的，城中村的存在为这些农村人口在城市里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平台和空间，也可以说，城中村就是我书里命名的‘落脚城市’。它一头在城市，一头联系着农村。在当今世界，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乡村的主要收入并非来自土地，而是来自城市，来自那些在城市打工的农民汇回来的收入。”

桑德斯对早报记者说，“解决农村问题不能只实施针对农村的政策，我们通常的手段是用城市反哺农村，其实一个更重要的手段是推动人口流动，把更多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给予他们充分的权利。现在最大的危险在于，阻止人口流动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中国的流动人口主要是农民工，他们的家庭分离状况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更严重，因为户口跟接受教育的机会、社会福利联系在一起，最后的结果是家庭成员长期分离。这种状况同样会制约经济发展。”

但在很多国家的城市，解决城中村的常用措施是铲平那里，然后为那里的居民建造公寓，桑德斯说，“城中村在世界各地的大城市一直存在，就是因为那里不仅仅是农民们临时居住的地方，他们也在那里赚钱。我去过重庆，重庆市为我书中提到的‘六公里’这样的城中村的居民建设了不少保障房，但工厂却在更为遥远的地方。城中村的居住者，他们需要的是路灯、厕所、自来水、电力等基础设施，而不是高层公寓。”

中国城市化还要做更多

汤姆·米勒对中国的城市化现状并不乐观，作为一名在中国长期生活的外来者，他从中国城市化中看到一些令人不快的事实，他尤其关注那些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他说，“在中国的城市中，他们中至少2.5亿人并非真正生活在城市中，因为那些在城市生活工作的农民工，他们从乡村来到城市，却不能享受城市的社会福利、安全保障，在城市中还受到各种司空见惯的歧视。中国的户籍政策，从法律上把农民工捆绑在他们家乡的土地上，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在城市扎根。这些临时居住在城市里的农民工，缺乏法律保障，大部分做着低收入工作，存尽可能多的钱，很少用于消费购买商品和服务。由于这些原因，中国本应在这样的城市化的过程中收获更多，但没有。”

在米勒看来，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要做的还有更多，在确保农民土地自主权的前提下，实现农村人口转移，并保障他们在城市里的权利；城市的密度要更大，不能规划成现在北京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