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见证亲密》寻藏文石碑 叙汉藏团结之情
这项工作的推动，与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舒乙先生的一本近作有关。这部题为《见证亲密》的著作，记载了北京和承德两市带藏文的石碑和藏式建筑的故事，从历史典故、碑文考录、象征意义等维度，叙述了汉藏亲如一家的民族团结之情。 该书被送呈中央领导，于是，就有了修复那三处藏式建筑的专项拨款。 寻找刻有藏文的石碑 1995年，舒乙退休，他除了继续写作、研究文史之外，开始画画，并且，在没有任何经费支持、没有人员配备的情况下，开始了一个人的“见证亲密”之旅。 2010年，舒乙用了整整一个春夏的时间，写作了《见证亲密》，梳理他在北京发现的15块和在承德发现的20块刻有藏字、蒙字的石碑。 对每一块石碑，舒乙都要去很多次，反复考证。现在颐和园的后山，还留有被当年的英法联军火烧的废墟。慈禧太后从西安避难回京后，想重修被烧掉的“三山五园”，动用了海军经费，也只修了颐和园。 “昆明湖的大量水面可以操练海军，但是后山没修，那些乾隆皇帝修的皇家喇嘛庙，只能可惜了。”舒乙叹了口气。 他向笔者介绍，证明颐和园后山建筑是藏式的，有四个标志：第一、梯形的窗户；第二、碉楼上面为平顶；第三、是有房脊的建筑，上面有藏式宝塔；第四、塔上有一圈法轮，下半截是一个浮钵。 “这些建筑，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草草修过。所以，我考察多次才发现，后山是一套完整的‘四大部洲八小部洲’的藏式建筑。”舒乙说。 舒乙发现，北京的这些刻有藏文的石碑大都有四种文字，分别是在清代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汉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的文字。 “每一个圣旨，每一篇论文，每一首诗歌，都要翻译成四种文字，找些奇大无比的石头，分四面而刻。”舒乙在考察过程中，发现了清代乾隆皇帝留下的15块石碑，颇为惋惜，“可惜，康熙皇帝的就找不到了。” 舒乙说起这15块石碑，就像抱着自家孩子似的，喜上眉梢：“15块石碑中，有6块是涉藏的，这太不简单了，对我们当今的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真是亲如兄弟啊！” 舒乙一边拿出自己拍摄的碑文给笔者看，一边细细介绍道，这些涉藏石碑说明了两层意思：第一、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当时，西藏的地方首领和宗教领袖，与中央的关系亲如兄弟。 “是亲密无间的关系，”他大声说，“这些石碑可见证着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哪！ 这些石碑上的内容，不仅要给西藏人民看，也要给那些对中国不知情有偏见的外国青年看看，让他们知道，在250年以前，西藏就是中国的！石碑证明了，达赖、班禅和中央的关系亲密无间。” 舒乙认为，在民族团结问题上，关键是要抓住人心。“人心回不来，给再多的物质条件也没有用。” 他举例说，六世班禅在清代乾隆年间，带领3000人，历时15个月，由日喀则来到北京和承德。乾隆皇帝利用这个时间，给他们在香山修了昭庙，在承德修了须弥福寿之庙，把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搬”了过来。 “乾隆皇帝亲自从紫禁城跑过来看六世班禅，并且，能用藏语对话。那种容忍、包容、平等，让对方能不高兴吗？”舒乙数经论典，娓娓道来。 当时，乾隆皇帝陪六世班禅开光时，作了《昭庙六韵》：“昭庙缘何建，神僧来自遐。因教仿西卫，并以示中华。是日当庆落，便途礼脱闍。黄衣宣法雨，碧嶂散天花。六度期群度，三车演妙车。雪山和震旦，一例普庥嘉。” “那胸怀，那气派，显示的是‘我中华之兴黄教也’，不得了啊！明明白白说明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之情，团结之心。”舒乙高声诵道。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接待达赖和班禅时，也很用心。 舒乙回忆，达赖和班禅那时都是“小年轻”，毛主席和周总理作为50多岁的长辈，亲自到前门火车站接站。月台上，周总理亲自去小卧车里看，征求国务院参事室的意见，当即从附近的王府井印度绸庄店扯整批的黄色绸子，用在汽车坐垫和玻璃窗帷上。 “不凌驾，不卑谦，尊重他们的民族信仰，知晓他们的各种忌讳，从细节入手，真是亲如兄弟啊！”舒乙赞叹。 要为石碑遮风挡雨 舒乙建议，虽然这些刻有藏文的石碑的碑亭被烧掉了，但柱基还在，现在有了拨款，应该先把亭子修好，为石碑遮风挡雨。 “在香山这样好的公园里，如果修一个扎什伦布寺这样的建筑，大金顶，西藏风格，金顶用上黄金1.5万两，都是这么大的鱼鳞瓦，这么厚，把金子镏上去，远远望去，金碧辉煌，民族一心，特别特别漂亮。”舒乙畅想着。 研究完北京的15块石碑后，舒乙马不停蹄赶赴承德，在这处清代皇家避暑胜地，找到了20块藏文石碑及大量藏式建筑。 “《承德的藏文石碑和藏式建筑》这篇文章一出来，当晚我就送给了国务院领导。”舒乙说，在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下，相关部门经过研究核实，给了承德专项经费，去修相关石碑及建筑。 “承德和北京不同，这次考察的东西主要涉疆。”舒乙介绍道，清代乾隆皇帝打了几次大胜仗，把新疆收回来了。“所以，承德外八庙里有一个庙是新疆庙，另外一个庙是为新疆人准备朝圣的，这非常有利于民族团结。” 他把视线拉回北京：“雍和宫里也有个大碑，一进去第二进院有个大亭子，亭子里有一个大四方的碑，叫《喇嘛说》。”舒乙介绍，碑上有乾隆皇帝写的一篇长文，叙述了喇嘛教的历史，正文一千多字、注解三千多字，喇嘛教的引进是在清代康熙皇帝时期，乾隆皇帝继承了这份遗产，把这段历史写在了碑上。 舒乙觉得，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在民族团结问题的处理上，倾入了大量的智慧与用心，这段历史值得大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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