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八水灾后,谢英俊主持修建的台湾勤和部落避难屋。
谢英俊巡回展“人民的建筑”今天在深圳图书馆开幕。作为台湾灾后重建的标志性建筑师,谢英俊主张“适用科技”和“协力造屋”,尽量就地取用木材、泥土、秸秆等成本低廉的原材料,由建筑师提供小部分的设计协助,将建筑去工具化、去专业化之后,靠使用者自己来建起房子。
展览展出了谢英俊及其建筑工作室自1999年来参与实施的80多个项目,并回顾了谢英俊所进行的一系列建筑实践。它引发了关于当代建筑如何摆脱机制掣肘等论题的探索,也引发了对于当代建筑过分沉迷于形式美学的反思。它呈现了一种尊重原始创造力和劳动力、激发民众参与的积极性与主体性、可持续的建筑思维模式,他的思考和实践,更像是在给国内建筑师们提了个醒:在公众建筑领域,你们没理由做“围观群众”。
1 展览命名“人民”带有反讽意味?
深圳建筑设计师、筑博总经理冯果川认为,在中国的语境里面,人民一词是维护某种主流意识形态的用语,他并不愿意用“人民的建筑”来形容“谢英俊老师的作品”。冯果川说,南方都市报“中国建筑传媒奖”提出了“走向公民建筑”的口号,“公民”在宪法里面是高于任何利益集团的,推行公民建筑实际上是推行宪政的意识。但是“人民”一词,在中国貌似被放在一个很光辉很高的位置,实际上却什么都不拥有,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是很虚伪的一个词,他更希望可以将这个词替换成“公众”“民众”,或者“原住民”。
作为策展人,建筑文化评论与研究学者史建的阐释是,将展览定义为“人民的建筑”带有一定的反讽意味在里面,“城市里很多广场叫人民广场,包括深圳的市民中心,但实际上跟人民或者市民有多大关系呢”?他说,“人民”和“公民”是有界定的,公民建筑主要指向跟城市有关的房子,但谢英俊的作品都是乡村的建筑。它们不仅被一般媒体所漠视,也是被建设部所漠视的(建设部只管城镇一级的建筑规划和建筑质量)。事实上,广大农村地区是70%人类居住生存的居所,村民们一直在采用他们不熟悉的工法和材料,穷一生之力建造昂贵、不抗震、不环保、不合理的钢筋混凝土或砖瓦新房,而建筑专业者无法也未曾踏入这个领域。
史建说,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理想本来就是把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结合起来,只是市场机制太过强大了,建筑师毫无抵抗力地要以消费为导向,使得建筑和人日渐疏离。外界常把谢英俊和他的团队跟灾后重建联系在一起,常用慈善建筑师或者人道主义建筑师来看待他们,但实际上他们只是着眼于普罗大众的居所,回归建筑的本源罢了。如果说公民建筑主要站在市民和城市角度来看,具备公共性,那么“人民的建筑”其实是一种广泛的称谓,不只是公共性,是解决更大一部分人类居住的探索和研究。
2 标准和参与渠道缺失造就妖媚城市建筑
人民的建筑和城市建筑最大的区别在哪里?谢英俊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人民的建筑最大的特点就是,房子的使用者必须参与到里面来,而城市建筑都是流程作业,建筑师设计、建筑公司施工等等。在人民的建筑里面,使用者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参与者之一,尽管要解决大部分农民的居住问题不可能量身定做,但建筑师可能要面对不同的个体采取不同的操作方式。
在冯果川看来,谢英俊的建筑不仅容易建造、质量很好,而且形式感也很漂亮,相比之下,都市里面妖艳的、标新立异的、张牙舞爪的建筑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他指出,目前对于建筑的评价标准偏离了实用价值和正常审美。城市心态扭曲,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城市里面缺少一个普遍被接受的严格的准则,不管是金钱的、行政的权力都缺少约束,于是谁的力量大谁就去标榜自己,而与此同时,这也折射出一种压抑———人们的很多愿望和努力都被禁止了,正当合法的权益被阉割了,就开始有一些奇怪的想法,反映到建筑上是越来越妖媚,这是对于约束、遗憾的一种心理补偿。
“而建筑师,作为空间生产的一分子,其实上述这两种情况他们都参与进去了,所以在他们能下手的地方会有一种病态的释放。”冯果川说,“建筑师应该对自身的状态有个清醒的认识,应该对现行的制度提出质疑。现在建造的渠道被管制得非常严格,没有房地产开发资质就不能盖房子,民间单位要介入城市建造非常困难,没有渠道给你衔接、你的设计也不被接受,一定要立项、委托设计师、投标,这种制度环境是亟待改变的。”
史建则指出,建筑师最大的障碍不是要去迎合商业主流的项目,因为这个问题不仅中国的建筑师要面对,西方的建筑师一样要面对,这是进入市场体系的基本素质,建筑师最大的障碍是,在大学教育出来之后,已经失去了人文关怀,失去了跟居住者平等对话的能力。史建说,在台湾的少数民族,因为经济上好转了人们都不出力气干活了,而平常干活的还都是女人,谢英俊要把男人们组织、调动起来,重新激活原住民内在的传统的营造方式,不是一般建筑师可以想象的困难。那些以市场和机制为托词的建筑师没有实践的诚意,在谢英俊面前是应该脸红的。
3 建筑师要介入民众建筑而不是围观指点
诚然,这次展览所囊括的几个主题“可持续建筑”、“互为主体使用者”、“专业作为设计者”、“哲学/美学”,它们所要呈现的并不是一个建筑师辉煌的系列作品,而是一种建筑理念。学术不是展览最大的诉求,而是由此反思建筑与人的关系,呼唤建筑的真意,揭示设计的真相。
以谢英俊所提倡并实践的“协力造屋”为例,史建是这么解读的:他让建筑回归到人类几千年前的建造方式,通过成本的降低尽最大可能减少市场体系的干扰,为独立建筑实践提供了一个范本。冯果川的解读则是,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原住民学会了去银行借贷,学会了现代化的组织方式,了解了现代生活的逻辑和规则,有了很多现代性的体验,所以“协力造屋”实际上是将建筑镶嵌到社会中去,是具有极大的社会意义的。而这种意识高度和思维方式,恰是建筑师们普遍的短板。
那么,希望跳脱纯粹技术性和商业化思维,进行更多生活化、普识化的绿色建筑实践的建筑师们,他们能做的事情是什么?是否一定要从偏远地区开始,例如汶川地震之后致力于灾区重建工作的深圳的“土木再生”团体,以及北京的“灾后造家”计划?史建引述了谢英俊的话称:“只要在现场,就一定可以做一些事。”———谢英俊经年地居住在偏远地区,但很多有慈善心态的建筑师充其量是跃跃欲试而已,最了不起也是止步于每隔一段时间飞到现场指点一下“这样所能造成的影响当然是微乎其微”。
深圳建筑设计师、局内设计创建人张之杨则表示,建筑师不一定要通过标榜与发展商或权力的对立才能证明自身的价值。在中国的土地政策和政治环境下,大包大揽的住宅建设确实可以短时间内解决量的需求,虽然客观上剥夺了公民对于建造的权力和建造选择的话语权,但是也提供了充裕的居住选择。由发展商来主导建筑的格局是客观存在,而这种存在还将以忽视建筑师意志的状态继续存在下去,即便如此,建筑师还是要义无反顾地介入进去,利用自己有限的影响力与开发商博弈,去影响他们接受更简单务实的风格。张之杨说:“这种创造性的介入也是公民意识和人文关怀的体现,就好比有一群人在打群架,你远远地去做一些事情力量是很微弱的,必须先加入进去再想办法拉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