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楚九曾外孙眼里的“大世界”

上海“大世界”游乐场是所有这些经典场面的母本，它的主人是名闻一时的大亨黄楚九。

时光流转90年，名闻上海滩的“大世界”在2010年重新开业了。黄楚九的曾外孙臧增嘉老人，见证了这神奇的百年繁华梦，他向记者讲述了家族历史中那段惊心动魄的“大世界争夺战”。

黄楚九本是来自浙江余姚的一个卖眼药的穷小子，在上海滩三十余年搭建出一座庞大的产业帝国，麾下拥有多个大药房、戏院、电影院和香烟公司等，而以其中的“大世界”游乐场名气最响。

臧增嘉介绍说，到1910年，外曾祖黄楚九已是上海滩上腰缠万贯的大老板：他的五洲大药房、中法大药房生意兴隆，他自行研制的“艾罗补脑汁”，也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被老百姓奉为“神药”。

横跨多个行业的黄楚九在现今永安公司附近开设了一家名为“新新舞台”的大戏院。该舞台戏院的布景、灯光、座椅全都是当时的顶级设备。由于戏院开支浩大，每月亏损甚巨，黄楚九不胜负担。幸好他的一位智囊人士——孙玉声（以“海上漱石生”笔名写有多部小说）向他建议，可利用新新舞台房屋平顶，布置成屋顶花园，内再分设许多小场子，同时可分别演出魔术、杂技、评弹、戏曲等节目，用游园的门票收入来弥补舞台的亏损。黄楚九采纳其言，遂在新新舞台的屋顶上创建了中国第一座游乐场——楼外楼。

极富商业智慧而被上海人戏称为“滑头”的黄楚九马上又有了新点子，他看到当时在少数几家洋行里才有的新鲜玩意——电梯。上海老百姓对电梯充满了好奇，但洋行又不是一般人能随意进出的，黄楚九在新新舞台安装了一部电梯对公众开放，两毛钱乘一次，从新新舞台直抵楼外楼，老百姓蜂拥而至争相搭乘。黄楚九乘胜追击，进口了多面“哈哈镜”放在楼外楼供游客观照，引起众人极大兴趣，楼外楼名声大噪。

就在这时，一个叫经润三的人出现了。经老板有钱，还有地皮，经、黄二人一拍即合，合作建起了一座比楼外楼规模更大的“新世界游乐场”。黄楚九掌管经营，生意红火，经润三对黄楚九言听计从。

然而好景不长，黄楚九说了算的经营模式渐渐引来闲言碎语。身边人甚至戏言“三个经润三抵不上一个黄楚九”，拿两个人名字中的“三”和“九”开起了玩笑，时间一长，两人之间有了嫌隙。经润三去世后，黄楚九与经的遗孀在一次争执后，一气之下从“新世界”抽走自己全部的资金，筹建了“大世界”。

黄金荣巧取豪夺

今日上海，西藏中路和延安东路正处在繁华的闹市中央，而在1910年，这里是一大片荒地。黄楚九看中了这一块地，下决心在这里建成一座包罗万象的娱乐、商业中心。

这块地皮的主人，是赫赫有名的浙江湖州巨商“南浔张家”的后代，被孙中山誉为“革命圣人”的张静江。

黄楚九和张家达成了一个租地造屋协议：黄楚九可以免费在这块地上建房子做生意，条件是在几十年后，将这块地上的一切建筑交归张家所有。

传说大世界的整个建筑，没有在地上打过一根桩。臧增嘉分析认为，黄楚九想到大世界建筑将来终要归属土地的主人，能省就省，不考虑百年大计。然而令人称奇的是，高超的建筑设计，竟又保证了大世界百年后仍屹立不倒。

大世界正门原开在今延安东路，近云南路处，后来在补建塔楼时拟将正门移到延安东路西藏中路转角处。在讨论阶段，有位风水师提醒黄楚九：商号正门绝不能面对西北方向，这是风水之大忌，不然将对业主大为不利。当时人们都笃信风水，而黄楚九却偏偏不信这个邪，对风水师的话置之不理，执意将大世界正门移了位。

建成后的大世界是一个花花世界，有大众化的娱乐，也有高消费的享受，中餐馆、西餐厅、戏院、电影院、游艺、杂耍无所不包，是上海滩最红火的交际场所。黄家的少爷小姐们也常常带朋友进进出出，过着比过去更阔绰的豪门生活。

白花花的大洋水一样地流进大世界，上海滩的青帮老大黄金荣暗暗注视着这一切，开始暗中设局。

臧增嘉听长辈讲，曾外祖是个工作狂，生意的摊子铺的又大，日夜操劳，长期处在精力透支的状态下，加上家族性的心脏病，身体日趋衰弱。

　　
黄金荣开始在上海滩上散布黄楚九身体告急的消息。“黄楚九病了”“黄楚九要死了”“黄楚九一死生意就要垮了”的消息越传越广。

最先受到冲击的，是黄楚九的日夜银行。储户们担心存款打水漂，蜂拥“挤兑”。此时黄楚九早已将大笔资金拿去投资，一时难以回笼。不消几日，日夜银行的银库就见了底，储户取不到钱，一场大难降临到了黄家。

1931年1月19日上午，日夜银行宣告倒闭，当日下午，59岁的黄楚九抑郁而死。虽然黄家当时资产足以抵债，然而黄家已失去了主心骨，他手下乘机便将其留有的财产转移的转移、瓜分的瓜分，局面一片混乱，最终不得不宣布破产。大量的动产、不动产都立刻遭到冻结，只能任由法院贱卖了事。

黄金荣为避“趁火打劫”之嫌，也没有对大世界立即下手。“南浔张家”以土地主人的名义掌管大世界，使其继续营业。期间黄金荣又指派徒众百般刁难寻隙，张家难以维持，最终只能拱手让给了黄金荣，遂改名为“荣记大世界”，自此黄、赌、毒在大世界里泛滥成灾。

沧桑黄门后

黄楚九共娶了四房妻妾，育有三子六女。长子嗜赌，在一次豪赌后背上了巨债，黄楚九怕受儿子债务所累，毅然与他脱离关系；次子智力有障碍；幼子在黄楚九去世时年仅17岁，还未完全踏上社会。由于家庭条件优裕，又受父母宠爱，一直学业欠佳。但黄楚九选中的女婿却个个都有高学历，他们在各自的行业中，均有一番作为。

臧增嘉的爷爷、也是黄楚九的长婿臧伯庸毕业于日本名古屋医科大学的前身爱知县医科学校，归国后开业行医达半个世纪，为当时一代名医。二婿曾焕堂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为当时首轮电影院——上海大戏院（位于虹口）的主人。他后来还创办了新华电影学校，以后的电影皇后胡蝶就曾就读于此。三婿陈星五就读于上海交大的前身——南洋工学，曾任九福制药公司经理。黄楚九去世后，臧伯庸接盘九福公司，陈星五仍留任经理，可不久便自行筹资开设正德制药厂。五婿许晓初毕业于复旦大学，一直负责中法药房，上世纪40年代初在上海还创办过戏校，培养出一大批“正”字辈的优秀京剧演员，解放前去台湾，亦政亦商，与上层关系密切。

黄楚九的长孙于1949年去了台湾，改革开放后，臧增嘉方知他曾在“老蒋时代”身居要职，其他孙辈都没有继承祖业。

　　
人说，富不过三代，黄家的命运似乎更加坎坷。如今，大世界重开，臧增嘉今天说起往事，很有种“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的沧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