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住房：请你从自己的领域出发，谈谈所感受到的这一年绿色低碳建筑发展的创新与变化。
王有为：2010年，在城科会的工作里主要体会到3个大的进展与变化。一是取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项目的数量大幅提升，城科会绿色建筑与节能委员会今年组织评价了50多个项目，目前正在组织第十批项目评标。
二是我们组织了专家队伍对江苏、浙江、香港等地进行绿建培训，明年还将在更多区域开展轮训。三是绿色建筑的研究向深入开展。比如，中国不同气候带的建筑能耗是不同的，我们认为，东北人和广东人不应坐在一起讲绿色建筑，因为节能要求是不同的，因此我们会分地区研讨，继今年热带及亚热带绿色建筑委员会联盟成立之后，延续此经验，2011年或会成立“夏热冬冷”地区的绿色建筑委员会联盟，并把周围类似气候的国家、地区吸收进来。这样，中国绿色建筑的国际地位也会提高。
谭小川：我们更想做好一个“老中医”，对建筑从头调理，不要等生病了，再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此，所里要求专家们必须“跑楼”，跑遍了北京600多栋楼，得到数据来研究为何能耗高、为何数据达不到需要，从实践再回到理论。2010年，绿色咨询企业明显增多，很多来咨询的单位，有的只是为了三星级评标达标。我们做的就是给他们洗脑的工作，最后他们发现，拿星、达标只是结果，真正做绿色建筑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我们的理念打个比喻就是，在生宝宝之前，不仅要吃铁质叶酸片、维生素，还要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里生，建筑也要优生优育。我们就在做绿色建筑优生优育的研究。
王昌兴：今年参加了很多各地的一二星级培训工作，不仅看到了很多企业在做新技术与新尝试，还看到一些地方的积极性大为提高。更加可喜的是，我在西安培训时，西安一所大学要把评委专家的PPT（演示文稿图形程序）宣讲材料拿到大学去讲，因为他们已经开设了绿色建筑课程。这种从教育抓起的态势非常好。从本身专业来讲，我们今年仅做建筑结构优化一项，就给别人节省了几亿元，最高的一个项目节省了1亿元。甲方的动力或许初期是为了省钱，但客观效果是，节省了1亿元，能减少多少材料消耗，又折合成多少碳排放？这个账可以算。如果说谭所长的绿色咨询从事的是“优生优育”的前期工作，那么结构优化做的就是对建筑“补钙”的工作。二者结合，绿色建筑将大有前途。
中国住房：当前，很多房地产企业对于绿色建筑有着很大的积极性，也陆续投身于实践中来，你认为目前示范企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能使之更大地发挥？
王昌兴：我认为标杆企业的示范作用还是很大的，他们也在技术探索中不断尝试，为行业标准贡献了一定力量。即使是失败的例子也很有意义。比如万科就有一个失败的实验，就是用一套光纤导光系统，把地上光倒入地下室，用来试验照明节能效果。但是却发现一套40万元的设备，只能得到相当于40瓦亮度的照明，这种性效比是不匹配的，所以放弃了这项技术。此外，一些参加评标的企业很负责，并不是只提优点，掩藏缺点，而是把自己建筑的优缺点都明确罗列出来，这也引导其他企业在绿色评标上要认认真真地算，不能仅为了拿牌作假数据，毕竟专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王有为：我觉得示范企业的作用还有待观察。主要问题在于，对于国家绿标体系认识还不够深入，还需要提高。而国家也应激励与强制并行，多些激励举措，鼓励更多房地产企业参与绿建。
中国住房：发展绿色低碳建筑，我们还面临那些挑战与困难？如何解决？
王有为：真正把全民绿色建筑理念树立起来还需要时间。不仅是老百姓，包括工程设计人员、建筑技术人员也有差距。一位英国专家说，中国人做绿色建筑，目前主要是在抓技术，抓硬的，如果没有一个全面的理念，这个国家是很难把绿色建筑推广起来的。这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必须软硬都抓，研究单位比较重视硬技术，对软的推广、普及教育不重视，如果老百姓都能知道绿色建筑标准是什么、传热系数是多少、能耗系数是多少，用这些衡量房子，开发企业就必然朝着这个方向做产品，无需更多宣传。
王昌兴：在香港，一个LEED专家对中国绿色建筑还要搞结构优化感到很惊讶。他们在结构方面只有一个指标，就是粉煤灰回收与利用。然而我告诉他，在中国绿色建筑必须搞结构优化，这是国情不同造成的，我们节材压力远大于美国。我们还应努力推动自己的国标普及。当然，这不是说绿色建筑的发展技术会同化，技术是社会创新的动力，需要包容创新，允许不同的路子。
谭小川：绿色低碳的概念仍需普及，不是一味高精尖的技术才叫绿色与节能。好的技术用对地方就有好的效果，没有用对地方，就是巨大的浪费。目前绿色建筑在成本投入方面仍很盲目。我们发现，在建筑物成为建筑物的过程里，设计、施工和运营每个角色只对眼前负责，只对自己的领域负责，没有人对结合体负责。即好像头脚单看都很好，但是结合起来不是样子，这样的建筑到处都是。我们应推广全生命周期的理念，从设计到运行全部负责，不要到头来糟蹋了绿色建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