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是我们时代的核心议题，也可能是今后永恒的话题。作为加拿大最大的城市，我们在低碳城市方面关注创新、领导力和绩效。”日前，在香港市政府与香港思汇政策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低碳之城——香港2010气候变化国际会议”上，多伦多市市长David Miller（以下简称David）对本报记者表示。
早在1988年，多伦多就举办了首场世界性的关于全球变暖的会议。在1991年，多伦多率先成立了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机构。从那时起，多伦多建立了自己的绿色体系，并开发了300个节能项目。
其成果也十分显著。现在，每年多伦多大约减少100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强有力的承诺，创新项目，以及超过8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将促使多伦多成为世界上最绿色的城市。”David说。
除了加拿大市长头衔，David的另一身份是在香港会议上刚刚卸任的C40（40 Large Cities Climate Leadership Group)的主席，而C40是2005年成立的由40多个城市组成的一个致力于对抗气候变化的全球最大的城市联盟。
作为该低碳城市前联盟的主席， David认为气候谈判在明年南非会议做出突破的可能性比较大。“国家与国家的胶着谈判并不妨碍城市之间的技术和资金上的合作，这种合作该进一步深化。”
“我们给联邦政府压力了”
《21世纪》：作为市长，你是如何理解气候变化对多伦多市的影响？
David：气候变化给多伦多带来了很多挑战。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我们深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在过去的5年中我们遭遇了3次暴风雪，这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其规模按常理应该50年才发生一次，而我们现有的设施难以应对这样的灾害，想建这样一个设施系统的费用是非常昂贵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世界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我们多伦多如何做出自己的特色？
虽然我们的气候变化议程有所缓和，但是非常明确的一点是现在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现状以及我们将要看到的现实。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很多政府的行动力已经滞后了，所以各个城市应该立刻采取相应行动，这也是我们多伦多一直在做的事情。
《21世纪》：多伦多建设低碳城市的主要动力是什么？
David：原则、道德和主动性等多重因素，都促使我们去建设低碳城市。因为气候变化是人类现在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市民们也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希望城市显示出它应该有的领导力。这样的观念在我们这里非常流行，因为人们也理解这是正确的做法。其次，低碳和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息息相关，我们要引领未来经济的发展。如太阳能、风能等领域。
《21世纪》：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附件一国家，加拿大在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承诺的指标方面很困难，那么这对多伦多有没有带来很大的政治压力？这也是我们发展低碳城市不容忽视的动力。
David：坦率地说，作为一个主要城市，多伦多没有面临来自政府和其他方面的压力。不管联邦政府如何，我们要坚持多伦多自己的观点。当然，加拿大应该在发达国家阵营中，承担起领导者的角色；如果加拿大做不到这一点，这对我们国家的声誉是有影响的。所以，政府也没有给我们施加压力，反而给我们很多支持。因为人民的意志非常坚定，要做好这件事。所以，其实是我们给联邦政府压力了。
俄罗斯套娃之喻
《21世纪》：你是如何理解低碳城市的？与此相关，还有绿色城市和生态城市等类似的概念，它们三者是什么关系？
David：这是一个好问题。绿色城市、生态城市和低碳城市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最大的娃就是绿色城市，它包括人们生活的空间，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更注重政策，而低碳城市是最里面一层的娃娃。就这个层面来说，思考的不仅是城市和生态环境的关系，还包括城市和经济的关系。
比如，我们有500多万棵树，比人口数几乎多了一倍，但我们还想再多种500万棵树。因为植树造林不仅吸附碳，也能阻止暴风。当然树木是绿色城市的一部分，也是低碳城市的一部分。此外，我们也想利用现在的技术做研究，如何减少碳的排放。以前我们大学里有很好的科研机构来做类似研究，但那还不是绿色或者生态城市的必要部分，但却是低碳城市的一部分。这些研究既能为我们应对社会变化提供技术支撑，还能创造就业机会。
《21世纪》：我们设置了怎么样的减排目标?
David：到2010年为止，人均排放量是每年9吨二氧化碳。和1990相比，市政府部门的碳排放量减少了40%，整个城市的排放量减少了3%。在未来的十年，我们将快马加鞭，希望到2020年可以减排30%。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
《21世纪》：从1990到2010年二十年间，多伦多市只减排了3%，而你现在提出下一个十年要减排27%，其难度显而易见。
David：前二十年，尽管我们很重视气候变化的问题，但人们的意识以及相关的低碳技术发展，还没跟得上。所以我们的减排成绩看上去，还不够优秀。不过，我们已经具备了很好的基础，而最近几年气候变化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人们的意识和低碳技术都大大提高，所以不能按照前面的节奏来推算我们接下来的工作推进。我们现在考虑综合的方案，去促成未来目标的达成。
冷湖水抽出来当“空调”
《21世纪》：你们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减排重点在哪里?
David：根据我们的调研，多伦多市的最大碳排放源主要是为房屋加热的能源排放出来的污染物，大约占据了60%。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建筑节能计划，叫深水冷却（Deep Water Cooling）。简单地说，由于我们周围的湖泊很多，淡水资源丰富，湖水的温度在夏天也会很低，因此我们和一家能源公司合作，将湖底的冷水抽上岸，给市区制冷，从而取代人们常用的耗电空调。现在我们有60座办公楼采用了这项技术，使得办公楼在夏天减少能源消耗高达90%，几乎实现了零排放。
此外，我们还开创了能源改造项目，自2004年以来，该项目已改造了200多个市属建筑，包括市中心，竞技场，社区中心，警察和消防局，展览中心等，降低市属建筑中15%能源消耗。
第三，我们在中央维修车库，警察局车库外面都安装了太阳能墙，来帮助建筑物取暖。第四，多伦多的商业，工业和机构建筑上凡是采用绿色屋顶装置，可以享受相应的补助。我们采取多种方式把建筑能耗降到最低。
多伦多市的第二大碳排放源是来自交通领域，温室气体的1/3来自汽车尾气的排放，所以我们对于车辆污染问题非常重视。早在2009年11月，我们通过了《绿色生活的动力：多伦多可持续能源战略》，这个大胆创新的战略提出许多建议，其中就是如何让电动车更好适应多伦多的可持续交通计划。而2009年12月我们又加入了C40 电动车联盟，为我们发展绿色交通提供了更广泛的合作机会。
最大困难在资金
《21世纪》：在市场手段中，很多国家都在考虑开征碳税或者开展碳交易，你更喜欢哪种手段？
David：对策，目前我们还没有国家层面的计划。到底是碳税还是碳交易，非要二选一吗？到底哪种方式更好现在还不明确。作为一个市长，我对两者持中立的态度。
《21世纪》：在发展低碳城市的过程中，多伦多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David：资金。城市的转型需要很多资金。我们没有从加拿大政府中获得多少资助，目前我们每年投的是20亿加元，此外还有几百万加元是特定投向交通转变低碳的。资金方面，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途径。
《21世纪》：在推动低碳建设的过程中，人们惯用的有行政手段、市场手段和公民教育三种手段当中，你更喜欢哪种手段？
David：很难说我更喜欢哪种手段。我们通过教育来创造一个驱动力，让城市的各种主体都来主动推动这件事。在主动的减排行为中，我们也引入了市场机制。既然有了市场机制，我们就不得不加以规划，这就需要行政手段。最终的目的，我们希望把市场机制推向最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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