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地标建筑引发中西大冲撞

“现在大家都说我们把泳道做短了。”8月18日，当记者提及水立方在5天之内连破14项世界纪录，水立方中方总设计师赵小钧在电话那端哈哈大笑。

虽然现在还无法准确预言奥运会后各大场馆的运营状况，但至少在开幕式上美感被完全展现的鸟巢和屡次见证世界纪录刷新的水立方，已经对先前外界对它们的非议报以了有力的回击。

从奥运准备初期，两座建筑的效果图跃然纸上时舆论对它们铺天盖地的批评，到此时此刻，无论是运动员还是公众的交口称赞，究竟是人们已经忘记了当初对这一红一蓝两座“怪诞”建筑潮水一样的批判，还是随着鸟巢和水立方带来的一次次中外建筑思潮交锋，让人们逐渐习惯并接受了这一方一圆的两座中轴线末端新地标？

鸟巢的冲击与被冲击的鸟巢

2002年初，库哈斯中标央视大楼，这件事不仅把中国建筑界搅开了锅，带给瑞士人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刺激也太大、太强烈。据鸟巢中方总设计师李兴钢说，当初这个项目竞标的时候，他曾经邀请过他们，但被他们谨慎地拒绝了，理由是有另外一个大的项目而分身乏术。但库哈斯中标之后，原本犹豫不定的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立刻积极地与中国建筑设计院组成联合体参加了国家体育场的竞标。

但瑞士人的方案给国人的审美神经带来了更大的冲击。在国外，这方案引起一片惊呼；在国内，迎来的却是一片愤怒。除了设计方忙于应对各种质疑之外，鸟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处于无人叫好的状态。“就连在北京坐出租车，路过鸟巢时司机都会跟你说，这东西太难看了。”在北京工作的美国小伙子Tom说。不过他本人并不这样认为，反而把它看作一个艺术品。

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曾经在2007年初的一次座谈会上提到的一件小事足以证明对于同一座建筑，东西方观点的巨大差异。他说，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检查中国国家体育场工地时，称赞这是他所见过的最好的奥运场馆，说北京建了一个像悉尼歌剧院那样的建筑。可站在一侧的何振梁却在担心：“那么粗的钢梁，建起来会像效果图那样好吗？”

2003年4月，中国著名体育建筑设计师马国馨曾就国家体育场设计问题给北京奥组委一位资深官员写信，指出鸟巢方案造价太高。这份质疑仅仅是一个开始，众所周知，后来直接发生了数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上书高层，指出奥运工程为追求形式而极大地提高了造价，忽视安全、适用等基本问题的事件。时值中央政府为防止经济过热陆续出台宏观调控政策之际，北京市提出，必须牢固树立“节俭办奥运”的观念，尽最大努力降低工程造价。

2004年7月30日，鸟巢暂停施工。之后，作为降低造价的一项举措，这个原计划赛时可容纳10万人的巨型体育场，座席减少至9.1万个，可开启屋顶的设计计划也被取消。至此，原先在鸟巢设计中的“可开启屋顶”不复存在。

在过去5年中，舆论对于鸟巢的质疑不绝于耳，巨大的压力曾经对李兴钢的生活也产生了极大影响。李兴钢曾说过，有一段时间，每晚睡着之后，他都会在凌晨两三点的时候醒过来，把前一天发生在工作上的事情和第二天要做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过一遍，直到五六点钟的时候因为太疲倦才又睡过去，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两年左右的时间。

还有一次，他与一位外籍女建筑师，因为对鸟巢一个细节的处理上意见有所不同，都没有控制住情绪，当面吵了起来，最终不欢而散。事后他又觉得自己很失态，于是再打电话向后者道歉。

2007年4月，就连已退役的体操运动员莫慧兰也站在运动员的立场上向鸟巢的瑞士方设计师德梅隆发问：“这个体育场有着很密的网架，会不会让运动员感到紧张，并因此而影响成绩？”

德梅隆当时打开了设计图，信心十足地回答：“是的，这个体育场是由网架构成的，但我们不是简单地把结构暴露在外，从体育场里面看，结构的外表有一层半透明的膜，如同中国的窗纸。体育场如同一个舞台，周围界面柔和、开阔，在这样的环境下，运动员自然不会产生紧张感。我们相信，在这里将诞生世界上最好的成绩。”

在2008年初“好运北京”的各项测试赛上，许多选手都对身处鸟巢中的比赛感受赞赏有加。而德梅隆的预言在8月15日晚上变为现实，鸟巢诞生了博尔特这只飞得最快的鸟。

我们是否可以说，在这一波冲击中，外国设计师最终征服了中国舆论？

水立方内外之争

四四方方的“水立方”并不是最初的建筑形态，在这个被赵小钧称为“孩子”的宏大建筑诞生过程中，它同样经历了中外设计师之间的一次“交锋”。与鸟巢不同的是，这一次，中方“胜利”了。

“大家都想做一个与水有关的房子，这是我们的共识，因为水是让人愉快的事物”，赵小钧说，“但对水上运动的理解，东方人和西方人的观念不一样”。

水立方的澳大利亚设计方、PTW设计事务所拿出的均是波浪、曲线的造型。而中方的3位设计师却在没有事先沟通的情况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代表“平静之水”的“水平”建筑形态。“这是因为大家都想要表达一种和鸟巢的阴阳对比及含蓄的感觉。”但几个中方设计人员的方案都不具备说服力，所以最初的设计只有采用PTW方面提供的波浪形态，按常理来说，水与波浪也总是联系在一起。

“但波浪方案深化了一周，发现里面有些技术问题解决不了。这时中方设计师突然发现，如果做一个正方形，里面的设施就都可以妥善放置，很多问题解决起来居然易如反掌。”

最初，几位中方设计师“偷偷地”做了模型，PTW方面并不知情，等他们觉得有点说服力了，才去找澳大利亚人。“有一天深更半夜去找他们的队长，他看了半分钟后也兴奋起来了，就马上确定要做这个盒子。”
但方案确定之后，质疑声也接踵而来。

2006年12月，PTW主创John Pauline出现在一个建筑讲座上，介绍了水立方和PTW的几个其他方案。然而在自由问答阶段，几乎所有观众的问题都绕不开水立方的ETFE膜结构。

“在北京这个风沙这么多的地方，膜结构要怎么清洁？”

“ETFE在自然环境下，会不会像温室那样产生霉菌之类的生物？”

“膜结构离路人这么近，孩子的玩具枪是不是都能射穿它？”

主讲人John Pauline和Toby Wong只有耐心地回答每个问题：“ETFE本身比较光滑，不会粘上脏东西，所以不用太担心。而且ETFE的清洁也非常简单，表面沙粒用水一冲就掉，基本都可以采用人工清洁了，即使是更换一层新的ETFE也只需要几个小时。”

“在过去20年内，欧洲有600~800个建筑都用了ETFE，没有出现过发霉的现象。水立方使用的这些ETFE已经在工地上放置了一到两年的时间，材料还是很稳定。且水立方的内部将来也不会像温室那样种植大量植物，所以不会产生霉菌。”

“水立方底部会装有围栏之类的保护措施，行人基本不太可能触摸到它。”

……

同年，当国人沉溺并纠结于 “水立方的膜结构是否结实”的问题时，美国科普杂志《大众科学》却将水立方评为2006年度100项最佳科技成果之一。

如今，随着水立方里世界纪录屡被刷新，赵小钧可以松一口气了。

两个人的蜕变

张艺谋执导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如其所言，最大程度地展现了鸟巢之美，令国内外媒体赞叹有加，相信最欣慰的人莫过于鸟巢中方总设计师李兴钢。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怪诞的央视大楼和国家大剧院为鸟巢与水立方分担了“火力”，但李兴钢仍然身负巨大压力，他比瑞士设计师更容易听懂中国人的指责，并直接承受着中国舆论的每一句话。

鸟巢对李兴钢来说，是一次空前复杂的合作。作为中方总设计师，他既要跟不同国籍的工程师协调，又要跟业主、政府、奥组委、施工方等多方协调关系，还要跟十几个专业的设计人员合作。李兴钢还要负责帮助不熟悉中国国情的外国人把关。鸟巢的建筑形态曾经是一个更扁长的形状，考虑到老百姓可能会说这就像婴儿用的马桶，李兴钢对外方做了提醒，而设计草图会让人想到警帽，这同样是危险的联想。

为了鸟巢的设计，李兴钢曾在瑞士工作几个月，他利用时差，几乎夜以继日地协调中方与瑞士之间的合作。他说：“在巴塞尔有机会和国际大师一起面对面讨论和工作，让我原来对他们的神秘感消失，其实他们也有思路陷入困境的时候。在和国外大师的合作中，我最大的感悟是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

2003年2月，在瑞士的时候，李兴钢曾换乘了几趟汽车和火车，像一个朝圣者那样，去了他向往已久的建筑大师彼得·卒姆托设计的一座小教堂。“当我到达瑞士东南部山区的一个山顶上，远远地看见那个小教堂很安静地掩映在一群瑞士传统的民居里，当地人告诉我还有十分钟的步行路程。当时我怅然若失，非常疲惫，在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有些迷离，因为那些建筑看起来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石破天惊，难道它真的就是我期望中的目的地吗？”

当时李兴钢的感触颇深。“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不断学习别人的东西，但那天我忽然发现应该换一种主动的方式面对工作。”

而另外一位年轻的中国设计师赵小钧，是水立方的中方总设计师。水立方在设计之初便被定位为“鸟巢的配角”，这在些许程度上缓解了水立方受到的舆论质疑。但是，“水立方挨的骂也不少，创造一个配角并不比创造主角容易”，赵小钧笑说。

在今天回顾过去，两位设计师不约而同地表示，辛苦和压力都是值得的。在鸟巢之后，李兴钢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赵小钧也从设计师的身份蜕变为管理中建整个团队的新角色。年初，两个人都参加了奥运火炬传递，李兴钢传递的一棒还是在奥运发源地雅典。

“如果坚守自我陶醉，就很难做大事情。”这是赵小钧在经历了水立方设计后得到的感悟。也许这对整个中国建筑界都是一句值得深思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