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成为时代伤疤,建筑师负几多责任
摘要: 著名建筑师、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再次猛烈抨击中国城市建筑的“畸形”兴旺,“动辄花费十亿、十几亿、几十亿,中国是不是已经成了最大的建筑浪费国家?”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极其错综复杂,既是全球化积极作用 ...
著名建筑师、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再次猛烈抨击中国城市建筑的“畸形”兴旺,“动辄花费十亿、十几亿、几十亿,中国是不是已经成了最大的建筑浪费国家?”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极其错综复杂,既是全球化积极作用与负面影响的产物,也是建筑界思想混乱的产物,“是我们社会包括我们同行们“造神运动”的产物”。(2008年6月26日中国新闻网) 类似的批评声音,在吴良镛先生那里其实是一以贯之的。 2006年在论及京津冀地区的城市发展时,他曾说:“现在的危机在于,在西方往往只是书本、杂志或展览会上出现的畸形建筑,在北京真的盖起来了。”2007年他又批评说,中国的建筑学者学习西方的多,相反对中国自己的东西学习得少,挖掘得不够。 我对吴良镛的直言不讳充满敬意。“畸形”的说法,也印证了一般市井细民对于眼下城市建筑的大体感受。我们的城市正在以其无与伦比的庞大、坚硬、怪异,与“人”的需求越来越遥远。原本为了庇护人的建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扭曲变异着。而且,更可忧虑的是,全国各地的中小城市正在以大城市为榜样,开始着前赴后继的建筑大跃进。 然而,对于吴良镛指责的建筑界思想混乱、建筑师咸与“造神运动”,我认为论断难免有些失之单面,未能切中肯綮。自责太过,则有掩盖真相的可能。也就是说,中国城市建筑畸形兴旺,建筑师群体固然有责任,但似乎不能仅仅把板子打到建筑师的屁股上。 一者,建筑师是干什么的?简单说,就是具体建筑的设计者。城市自然是由一个个建筑组成的,而中国城市的畸形,却远远不是一个两个具体建筑的畸形所能概括的,它应该是一种整体性的迷失。只要对国情稍稍有些了解就能明白,在中国城市建筑上有发言权的,并不是建筑师,哪怕是像吴良镛这样顶级的建筑大师。 举例说,近年来一直倡导“大北京规划”的吴良镛先生,屡屡疾呼要弘扬天津的“津门文化”和保定、承德等城市的历史文化,各地也每每给予热情的呼应。可时隔几年,这些历史文化悠久的城市,古城风貌迅速丧失,一样陷入了大拆古建造新城的怪圈。建筑大师如此,一般建筑师要想影响一个城市的建筑风貌,亦难矣。 再者,就接近我想说的主要意思了,中国城市建筑的畸形,根子仍在城市管理者的贪大求洋、盲目建设上。在西方往往只是书本、杂志或展览会上出现的畸形建筑,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的城市盖起来?建筑师是没有这个决策能力的。此前《南方周末》在报道北京南站的庞大时,建筑师承泰瑞•法瑞认为,自己不过是按照中国人喜欢的方式行事而已。在这种“显赫”思路的引导下,中国自然变成了“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据有关资料显示,世界排名前200位的工程公司和设计咨询公司,已有140多家在中国设立了办事机构。只是,无论有多少外国建筑设计机构,其最终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我们的城市管理者。 吴良镛痛心地说,这些用中国人民的血汗浇注的摩天大厦在各地一座一座起来之后,随着建筑史短暂的一页翻过去,将成为时代的“伤疤”,“永远记录下我们的伤痛”。现在的问题是,城市管理者应该认真反省,在建筑的规划决策、城市的整体规划与设计上,谨慎行事,科学论证,本着对子孙后代、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改变我们的人居环境。建筑是“人”的建筑,是人居环境的建筑,说到底还是“人”最重要。 当然,强调城市管理者的责任,并不意味着建筑师就没有责任,吴良镛先生作为前辈建筑师,对同行和年轻的建筑师提出一些自律的要求,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更何况,他是在6月26日召开的中科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首届学部学术年会上说这番话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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