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化把脉规划 ——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资深会员、著名规划专家张绍樑

“确实，现在我们的城市和过去大不一样了，过去想做的事情现在好多都实现了，甚至大大超过我们原来的想象。但是反过来说，我们的问题也很多……”50年回顾，张绍樑先生反复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还应从文化的角度看规划。

　　回顾过去：四大“兴奋点”

　　记者：回顾上海城市规划50年，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张绍樑：50年来我们城市规划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现在迎来了第三个春天。但同时又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就上海而言，我个人有四个“兴奋点”：

　　第一个“兴奋点”，是1956年万里同志到上海并发表讲话。

　　上海的城市规划从抗日战争胜利到解放初就开始搞了，在工程界前辈赵祖康主持下，一批曾经留学欧美的专家，历时几年，数度编制上海都市计划，其中运用了区域规划、有机疏散、快速交通等理论。1953年前苏联专家穆欣到上海，用三个星期搞了一个规划，提出用社会主义重新规划的方法对城市进行彻底革命的改造，其规划方案又过于注重形式上的建筑艺术构图，脱离了当时国民经济发展与现实条件。当时，上海相当一部分干部和专家对此有意见。1956年，城建部万里部长来上海，了解情况后作了一个报告，明确提出没有彻底革命的规划，过去留下来的许多建筑要利用，旧区需要改善、改良。我当时正出差上海，听了这个报告。上海的金经昌教授等许多专家对万里同志纠正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倾向非常兴奋。

　　第二个“兴奋点”，是1959年由建工部规划局王克文副局长带领郑孝燮、谭璟、周干峙、刘达容等专家帮助上海搞规划。这一版规划所提出的上海城建发展方针，能在后续一段政治、经济状况多变的条件下得到基本贯彻，实属不易。当时我大学毕业才几年，有幸随同参加了工作组工作。

　　第三个“兴奋点”，是1983年编制完成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于1986年获得批准，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个奖项。这一规划体现了“组合城市”、“多心开敞式布局结构”、“切线交通”等理论，对上海影响很大。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上海城市建设发展空间的拓展相对来讲比较紧凑，这个规划发挥了很大作用。我参与了编制工作。

　　第四个“兴奋点”，是1987年我担任过上海“开发浦东咨询研究小组”副组长，以后的开发开放浦东，是上海振兴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为什么有那么多大广场？

　　记者：四大“兴奋点”确实振奋人心。不过如您所说：50年又是一个曲折的过程。规划理想与城市现实，似乎总有“磨擦”。

　　张绍樑：确实这些年我们的发展很快，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和过去相比大不一样，过去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现在有好多都实现了，甚至大大超过了我们原来的想象。但是反过来说，问题也很多，过去发生过的问题现在同样也在发生。

　　比如在当前我们的城市建设中，出现了好多不切实际的大广场、宽马路、大城市，出现了许多脱离国情的浪费现象。这和上世纪50年代我们批判过的“四过”有类似之处。有些区级、镇级政府的办公楼也相当气派！有的还学购物中心搞了浪费大量能源的共享空间“中庭”。你想想，倘若很乐意在豪华的办公楼里工作，还有多少兴趣到贫困老百姓那里扎根搞调查研究？

　　记者：我想很难。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张绍樑：宽马路大广场的问题很复杂，我觉得不能单纯着眼于建筑、用地，仅仅从技术层面上找原因，应该从文化上来研究，这样也许更能找到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搞大广场，还要看看广场的中轴线及四周的建筑，是为全市人民使用的文化宫、博物馆、图书馆、影剧院、科学宫、城市规划展示馆呢，还是几个有代表性的管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