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是石头的史书”，那么中国建筑呢？

1858年的天津码头，走来一个叫额尔金的公爵，他把天津描述为“我们到过的最肮脏，看起来最贫穷的地方。”更让公爵沮丧的是，天津缺少雄伟的建筑，“少数精致的木雕拱门”是“该城唯一能够夸耀的装饰物”。乔治•斯当东的笔记中1816年的天津没有这么不堪，相反，斯当东称赞居民们“大部分穿着考究、举止得体，比我们一上岸看到的那些人更干净，更好看。”这位英国使节对明城墙和寺庙等传统建筑也颇有好感。

如罗芙芸（Ruth Rogaski）所言，在1816~1858年间，最显著的变化不是天津的城市面貌，而是欧洲人对中国的期望值过高，难免会失望。作为天津的辩护人，罗认为额尔金只想在东方看到欧式建筑的壮美，“他无法理解天津的风景有其自身的权力象征。”并补充了相关细节：“帝国官署前许多高耸的旗杆，朱漆大门前高大的石狮表明那是天津富商们的宅邸。”

旗杆和石狮，中国传统建筑形制规定的典型象征。在西方，一度注重强调建筑的“纪念性”、“神圣性”。二战前，在这种古典主义建筑观的趋向下，西方建筑学者把重心放在对陵墓、教堂、神庙和宫殿等建筑空间的研究上，只有尊贵建筑才可称作建筑，佩夫斯纳一语道破它的精髓，“自行车棚是房子，林肯大教堂是建筑”。在木构建筑为主的中国，欧美观察者的在西方石构建筑中形成的审美标准丧失了其支点，无法拿来诠释面前“古怪”的楼阁屋宇，“建筑是石头的史书”，他们把建筑囚在石料中，也把自己囚在其中。

整个19世纪，多数西方建筑历史与理论领域的学者都认定，优秀的建筑和西方建筑是一个概念。1901年，小弗莱切尔出版的第四版《建筑史》不谦逊地提出“历史性建筑”与“非历史性建筑”的二元分法，将非西方建筑颟顸地扫进后者的杂物间，包括中国建筑。李约瑟在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建筑分册时将矛头直指弗莱切尔父子，但作为一本再版二十次的建筑学巨著，它的影响远非我们可想象，连梁思成也慨叹过中国建筑缺乏对永久性的追求，忽视了中西文化质地的迥异。回头看，额尔金的偏见在情理中。

由于“人文主义”精神和“世俗化”倾向，中国传统建筑的多样化主要依赖符号与象征，也就是形制。据考证，西周宫室跟现代四合院的结构惊人的相似；宫殿“前朝后寝”与宅邸“前厅后寝”也无根本不同；只存在规格和等级的限定。赵辰在《“立面”的误会》中形象地了说明中西方建筑的区别：“如果我们用数理逻辑概念来形容西方建筑文明史中的古典建筑与民居及原生建筑是零和一的对立关系，中国建筑文明史中的从民居到官衙，再到寺庙和帝王宫殿反映的则是一和九的级数关系。”今天的乡村建筑中，仍随处可见这种级数的表现，新砌的围墙、新筑的门楼，按风水要比邻家的高一寸两寸，这才吉利。

《“立面”的误会》更多的篇幅在梳理中国建筑理论及其历史，探究我国建筑理论体系创立的背景、动机及其方法论，通过大胆评析理论体系先驱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得与失，重诊建筑理论上的疑难杂症，强调重新诠释中国建筑的必要性。赵辰着眼于建筑，但并不局限于此，跟一般意义上研究建筑理论与历史的学者不同，他更具人文关怀精神，更关心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这犹如雷声在字纸背后隆隆回响。诺瓦利斯在两个世纪前写道：“假如哥白尼体系不是这般牢不可破，那么使太阳和天体重新变成鬼火，而让地球充当宇宙，定会让他们十分惬意。”这是对“自我中心论”者巧妙的讥讽，更是给我们的善意提醒。（编辑 孟兆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