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新型城镇化——亟待调研，多做试点

现在针对新型城镇化这一热点问题，业界和民间出现了很多不同意见，但相应的调查和研究又不足以支撑起统一的定论。对此，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真怀认为，在这一情况下，不妨摸着石头过河，开展大范围调研，并进行局部试点。

给出30年培育期

回望我国城市发展建设，30年，不经意中成为了节点。建国以后的第一个30年开展工业化，第二个30年可以看作是地级以上城市的粗放型扩张，那么今后的30年呢？“以后的30年应该是县城和小城镇的培育期，逐渐实现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彭怀真说，“这也是在补建国60多年来的历史欠账。”他认为，新型城镇化的“城”指的是县城，“镇”指的是小城镇，这正是“新型”两个字的真实含义。“这一点弄不清楚，根本方向就错了。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当前城镇化的重点应放在使中小城市、小城镇得到良性的、健康的、较快的发展上’。”

从我国基本国情看，县城和小城镇所依托的县域，占全国总面积的94%以上，占全国总人口的75%以上。事实上，江苏、浙江和广东等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正是依靠县城和小城镇建设撑起了一片天。民营经济长成草根，小城镇建设长成树根，顺利解决了这些地区的农民就地就业难题。彭真怀认为，这实际上提供了一种观察问题的角度——县城和小城镇是国家政权的神经末梢，存在各种基层微观事件。“就像人体一样，神经末梢一旦激活，就能给神经中枢提供准确的信号。”他说。因此，县城和小城镇具有托底作用，近期可以拉动经济增长，远期能够掌控经济社会转型的大方向。

古人云：郡县治则天下安。足见小城镇地位之重要。对于建设规划，彭真怀建议按1/100的比例，从全国2850多个县（市）中选30个进行试点，把县城发展成为20万人左右的中小城市，再建3 5个10万人规模的生态美丽小镇。“通过试点盘活三农全局、引领四化同步和统揽五位一体，从而实现产业、人口和就业结构的调整与变迁。”

放缓脚步剥离浮躁

二战后，美、日以及欧洲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为了缓解城市的交通、环境和人口压力，都用政府引导的方式治理“城市病”，主动向小城镇有序转移产业、教育和医疗等资源。这一做法在今天看来是行之有效的。相比之下，我国地级以上城市有200个严重缺水，其中180多个还提出了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远景目标，表现出不切实际的浮躁。“应当参考国际经验，哪怕经济发展速度慢一点，也要卸掉我国经济的沉重包袱，轻装上阵，稳步前进。”彭真怀说，“让287个地级以上城市喘口气，放缓脚步找回丢失的灵魂。”

习近平同志在2010年曾指出，“中国的大城市规模都够大了，再‘摊大饼’也是难以为继”、“仅靠大城市的拉动不可能是全面的，科学发展就是要使一个区域的经济社会细胞都能丰满起来，而不能仅靠机体的某个部位强大，要在发展中体现均衡化”。据彭真怀了解得知，过去20多年的城镇化实际上是有缺陷的。“地级以上城市一圈一圈地建设新城区、行政区和开发区，却留下了老城区、城中村和棚户区这些难啃的硬骨头。其中以北京、上海和广州最为典型，但这样一条老路，注定是不可持续的。”他说。

而这个后果造成的现状就是：一边高楼林立，一边棚户连片，不但拉大了原有的城乡差距，而且在城市内部又造成了新的二元结构。为此，彭真怀建议按1/10的比例，从全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选30个进行试点。“把城市增长水分拧干，把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利索。”“让这些试点城市先行一步，主动改造老城区、城中村和棚户区，从过去‘三分管、七分建’扭转为‘七分管、三分建’。”彭真怀说，“如果在这个方向性问题上排除各种干扰，新型城镇化就实现了趋利避害，真正做到了边破边立和先破后立。”

以调研数据立本

由于新型城镇化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牵涉到很多基础性改革议题，单项推进很难突出重围，全面铺开又存在失控风险，因此，调研就可以成为一种具有掌控优势的有力方式。“我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大调研，通过调查研究凝聚共识。把主线理清楚，保证大方向不发生偏差。”彭真怀在以前的调研中发现，很多地方都在等待召开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等着出台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城镇化规划。他不禁质疑：“这种心态，是否有利于更加深远的谋划？”

最近民营企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样的情况在彭真怀看来或许可以引出一条思路。“是不是可以梳理出一份系统的研究报告，充分吸收非公经济36条、中小企业29条、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36条的内容，撬动社会资本投向新型城镇化？有没有一种办法既能筹到钱又不引发金融风险？对于这些困惑，应当通过调查研究找出答案，做到全局在握。”他说。

有人说新型城镇化要以人为本，应该让2.62亿农民工分批进城，姑且不论这一提法是否可行，单就这2.62亿总量背后的每一位农民工到底是谁，每年进多少人合适，他的父母、妻子和儿女是不是要同时进城，是进入县城、小城镇还是进入地级以上城市等等这些相关问题，如何解释和解决，就是一堆问号。“一些地方政府现在热衷于推动县改市或县设区，但这样做会不会冲击以县制为主要支柱的行政管理系统？会不会造成地级以上城市所辖区的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城乡概念模糊？我相信，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有发言权和决策权，也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彭真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