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晓昕：好的建筑从批判开始

生长在北京的一个大院里，多少有点叛逆的情节。从小喜欢画画，更喜欢画房子，从画房子开始隐隐觉得以后可以做和房子有关的一份职业。建筑就是房子吗?做房子能做出个性和叛逆性吗?建筑能是自我意识在社会中的表达吗?这些是懵懂时期，曹晓昕对建筑的感觉和疑问。

“现在彻底颠覆了少年时期的认识。”曹晓昕说。此时成为建筑师16年，他设计的几栋房子已经矗立在城市中。“现在觉得建筑可以是自己的东西，甚至能叛逆一点，但那是浮在上面的，底下撑托着它的是社会意识和人的活动方式，因而建筑绝不是简单的反叛。”

大学一毕业，曹晓昕就就职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他的成长经历几乎和所有步入体制内国家设计院的青年人一样，按部就班，常规。有人曾经诟病过这种设计院的老套和拘谨，有人曾经从这种设计院愤而出走，但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对曹晓昕而言，它也许就是他一辈子要为了建筑理想而奋斗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能给予他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曹晓昕经历了对职业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转变。

“社会活动肯定是有目的的，它肯定会和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有个对接。建筑师是痛苦的，因为价值观一定会根植在某件事的基础上，当找不到这样的基础时，建筑师就找不到植入点。”这是曹晓昕切身体验后的感受，它和少年时期对建筑的幻想已经截然不同。

“建筑是社会性的，在某种程度上它要受到利益最大化的影响，也会受到某些权力审美的限定。”所以一旦建筑师的价值观和现实碰撞而产生差距时，建筑的最终状态已非建筑师的个人力量所能左右。“但当你看到萨维伊这样的别墅——绿草地上的白房子，白房子里流动的空间，你会发现形容一个好房子的词语在这里用不到了，例如我们在中、小学时期学过的雄伟、壮丽、巍峨等词，可从专业的角度看它的确是个好房子——本源建筑的目的性会告诉我们，设计一个房子的目的就是塑造一个更好的生活方式或者给生活融入更好的元素，这应该是建筑师价值观的植入点。”

当很多甲方对曹晓昕说他需要一个壮丽、宏伟或者肃穆的房子时，曹晓昕觉得浮在表面的这些东西误导了人们的批判标准，和生活最贴近的东西才是影响一个建筑的关键因素，他一直在努力地找寻着这些因素，并运用着这些因素。

2009年的8月，曹晓昕在798艺术区展出了他从1999年到2009年间的6个项目，从这6个项目，能看出建筑师10年来在房子的设计上随时间的转移而产生的差异，其中不乏和时尚的对接，时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曹晓昕的建筑设计理念。

“我更愿意做简单、内敛的房子，其实这更需要付出创造性的劳动，比如北京市检察院。”北京市检察院在东直门于众多建筑中跳跃而出，黑色的金属网和混凝土挂板使得北京市检察院的形象在国家权利机关众像中独树一帜，并且公检法机关建筑外立面第一次以这样非对称的方式示人。这颠覆了以往国家建筑传统对称、严谨的观念，而这栋房子第一次以既没有石材也没有铝板呈现，不能不说曹晓昕的这次尝试在国家转型、市场转型之际是有创新性的。

尽管在实际的操作上，这栋房子不能完全按照曹晓昕的预想来实现，但至少以盖成的效果来看，它得到了公众很大的认同，有些政府机构打算盖房子时会来北京检察院参观和询问，他们由此发现没有石材、没有铝板，房子照样能盖得如此好，房子不对称照样可以很肃穆、很有力量。

由此曹晓昕总结出：这样的尝试对任何一方都是有益的，并且由富有个性和表现力的材料构造出来的建筑远比注重造型的形态本身来得有冲击力，这样的力量正是建筑自身所需要的。

“这10年之内，我对建筑的基本态度并没有改变，只是在建筑的设计上手法有所变化。评价一个建筑有三把尺子：一是功能逻辑，房子功能要适用，由此产生空间的逻辑，这样盖成的房子好用;二是房子的建构逻辑，即知道在塑造一定的空间的条件下怎么能更好地能把房子盖出来，房子不仅要好用，还要好盖，并能盖好;三是视觉的逻辑，环境和审美逻辑也成为房子的一个支撑点。能达到这三把尺子的标准，房子真的就是好房子”曹晓昕说。

好房子的三把尺子评价是多年经验的沉淀，但这毕竟是评价的尺子，并不能引发一个设计，在曹晓昕最近一两年的建筑实践中，引发设计却是从研究和批判开始的。

每一个建筑都从研究活动方式做起，即房子服务于人的活动，空间为生活服务，使其变得更为合理。这似乎体现了曹晓昕的批判性——亟待协调的目前的建筑状态和生活之间的矛盾。

曹晓昕的批判性是从对一些房子的不满开始的，而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学校是这种批判性的极致体现：不要黑暗的走道，不要过份的相互影响的喧哗，取而代之的是光照充分的5个院落，孩子们在院子里活动时，眼睛里都是阳光;天气好的时候，打开窗户，便能感受到微风拂面。“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房子改变一个人，只要我的设计能给在高中残酷学习环境中的孩子心灵上些许抚慰就够了。”

“现如今，也有好多房子做得不诚实。比如一个大跨度或大空间的外表给予人的却是诸多小的空间总和;再比如玻璃幕墙后面是实墙等不真实的材料表达方式，要知道各种材料都有其本质的美和动人之处。房子有自身的构造逻辑，设计房子不是画一张画，这是人们过于强调建筑视觉的标志性所引发的问题。”

在曹晓昕看来，大部分的房子当是城市的背景，人的生活才是主景;房子是不是标志性的不重要，舒适并契合生活的精神才是占据第一位的。

逻辑是曹晓昕在建筑中一再强调的，无论内在还是视觉的。北京市检察院的形式就是在两块限高45米和60米地块上建构而成，并且在视觉的逻辑上作了调整。

批判-调整-再批判-再调整，如果建筑师们都能如此负责地对待建筑，那么建筑的前进步伐就会走得越来越好，而时代更会赋予建筑非凡的魅力。“即使再有批判精神的建筑师，也不可能定位建筑最终的状态，就像我展出的6个项目，想告诉大家的是项目的过程，其间流露出的元素，更多地受到时尚的影响。”曹晓昕说。

曹晓昕身处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这样一个占据中国建筑设计界一定优势的大院，“是歪打正着地走了一条正确的建筑师的发展道路”。曹晓昕1993年进入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1999年自己的第一个项目建成。期间有大量的施工图机会，有和境外建筑师合作的机会，5年的基础工作让曹晓昕在职业上获益匪浅。

1999年，源于此前的积累，曹晓昕的中软北京昌平总部被高度完成。“现在，我得益于那些年的积累。”曹晓昕说，“其实一个建筑师能力的高低，并不表现在他前期有个什么高明的创意，建筑师固然有他灵动挥洒的一面，但更需要他在工作中扎扎实实落实每一个环节。”

一个项目，从开始到收尾，曹晓昕可以全程控制下来，他说这要得益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这样的平台。自从中国的民营建筑设计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崛起，传统的曾叱诧风云的体制内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主导地位受到激荡，有些已经风光不再。像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也在积极地寻求前进的道路，个人化、市场化、品牌化工作室的建立算是一个探索。

工作室的灵活性加上设计院的技术平台，这样的模式已经在各大建筑设计院开花结果。曹晓昕的第七工作室就是其中之一，2006年组建，是专业的建筑设计工作室，有20余名建筑师，而院里专门的结构工作室可以及时配合他们，这种模式很像国外的建筑设计界的模式。事实证明这种模式是成功的，曹晓昕藉此能接手到对社会更有影响力的项目，自信在设计院的平台上会把项目做得更好。

曹晓昕对工作室成立后的感觉是大家能形成相对统一的价值观，比如对每一个即将进入工作室的建筑师，曹晓昕都会讲评判好建筑的三把尺子。价值观基本统一，工作方式基本统一，建筑师也才能抱团投身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去。

这样一个工作室凭什么立于市场?“凭我们盖出来的房子。”曹晓昕说以前工作室也时常参加项目竞标，盖出来的房子多了后，大量的委托项目来了，2009年至今仅仅参加了一个项目的投标，“这更加使我坚定建筑师的品牌是靠目前手边做的事情树立起来的，手边的事就是未来项目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