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该从市场经济中上岸

　　我上班的地方是京郊的一个开发区，区内聚集着很多企业。这些企业都给它们的员工发一张饭卡，饭卡内按月打入一定金额，员工们拿着这张饭卡到一家指定的大餐厅刷卡就餐。这家餐厅大概有二三十个摊位，每个摊位都由租户承包经营。

　　一天晚上快收摊的时候，我去就餐，看见人不多，就跟一个租户聊了起来。我问他一年下来能挣多少，他说也就一两万元吧。我说，我们买一顿饭，同样的品质，这里的价位要比外面贵三分之一以上，你怎么会挣这么少呢？他就给我算了一笔账：他一年毛收入35万元左右，交给开发区管理者20万元，另外人工、成本费要10多万元，这不就挣个一两万？他叹气说：当时不知道，等明年合同到期，还是另想办法吧。

　　按照经济学常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应由市场决定。资源拥有者有权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哪怕是暴利。开发区管理者把每个摊位的年租金定为20万元，只要有人来租，而且租满了，就说明它至少目前是合理的。管理者无需为租户赚不赚钱或赚钱多少负责，他的定价你接受不了可以走人，不会有人强迫。如果所有的租户或企业都走光了，那证明他定的价格不合理，作为一个有头脑的经营者，他自然会调整。这就是市场经济。

　　由此我想到有点类似做法的中国出租车行业。前不久坐出租，跟出租师傅聊上了。我问他一个月能不能挣个五六千。他一口北京音：嘿，这都哪儿跟哪儿啊，现在油价涨，份儿钱高，一天干满10小时，一月能挣个2000多块就不错了。他这样算给我听：他一天必须拉满450块钱才不赔，拉满这个数，不工作10小时以上是做不到的。这450块里头，份儿钱要占170多块，油钱200块左右，剩下几十块才能算是自己赚的。这还不包括汽车损耗和修理费。

　　这里且不说石油行业垄断所带来的油价奇高，只说这份儿钱吧。理论上来说，出租车公司有权追逐利益最大化，它想确定份儿钱是多少就是多少，司机们不能接受可以走人。看起来这跟上述那家餐厅一样，是再市场化不过的一个行业。可细一思量就发现，中国的出租车行业跟餐饮行业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出租车业很久以来就由行政管制形成了一个水拨不进的垄断局面。明眼人谁都知道，这份儿钱是由出租车运输管理部门假权力之手一手定下的，在一个城市里都是这个价，司机别无二家选择，除非他不干这一行。很显然，这个份儿钱不是市场竞争形成的，至少没有经过完全的市场竞争，它是由利益垄断方决定的。

　　由此我又想到中国的房地产业。中国的房价之高人所共知，人们常常把它归结于开发商们的贪婪或炒房客们的投机。前段时间，北京的国土部门出一奇招，叫做“限地价竞房价”。就是说，先把地价确定好，然后给房价设一个最高定价，由开发商们来竞价，谁出的价最低谁就是土地的竞得人。首个拿来竞拍的地块位于偏远的门头沟区，该地块房屋销售最高限价为13600元/平方米。据有关人士测算，其成本地价为5850元/平方米。众所周知，地价是为政府所拿走的，即使开发商按房屋销售的最高限价拍得该块土地，地方政府的得利也超过40%。

　　不管地价占到总房价的比例有多高，只要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那就没有问题。可人们看到的现实是，所有的土地都归政府一家，无论地方政府采用什么方式让土地进入市场，都只能是一种结果：垄断。在房价限购之前，我们看到，似乎整个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而实际上，即使撇开经济适用房、福利分房对这一行业的侵蚀不谈，光是政府掌控的土地市场，就差不多占据了房地产市场的半壁江山。由此可见，不管你房地产商赚钱不赚钱，老百姓你买不买得起房，政府拿走的那一部分是基本不受市场影响的，是旱涝保收的。这从地方政府那么热衷于“土地财政”就可见一斑。

　　从中国提出搞市场经济至今，已经快20个年头了。近些年来，中国一再要求欧美国家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并为此进行不断的外交努力。但从上述后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到，行政部门一直都在凭借着权力参与经济活动乃至左右经济活动，并从中牟利。诸多事实证明，我们离完全市场经济还真是有一段距离。造成今天中国高物价、高房价的原因，权力的自以为是或滥用是难辞其咎的。想搞市场经济，但你的下半身在市场经济内，上半身却在市场经济外，这怎么行？

　　权力该从市场经济中上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