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承鹏道歉说开去

　　近日，号称“打假斗士”的方舟子在微博上揭露，李承鹏代言的某房地产商涉嫌暴力拆迁。李承鹏知悉后，连发3条微博为自己的代言行为致歉；之后，又以图片的形式发出长达2800字的《我的道歉》的长微博。在这条长微博中，李承鹏反反复复地道歉，并表达以下意思：1.感谢方舟子“不依不饶”的监督；2.马上退款或把代言费捐出去；3.以后绝不代言房产，哪怕房产的衍生品；4.请方舟子提出意见，他还能做什么，以让公众达到最大限度的满意。

　　李承鹏是谁，想必很大一部分生活在网络时代的人都知道。从当年第一个站出来揭露中国“金哨”陆俊受贿，到新近抨击倪萍领受所谓“共和国脊梁奖”；从两年来陆续出版《中国足球黑幕》、《李可乐抗拆记》等热炒一时的畅销书，到新近宣布参选成都市武侯区人大代表，这位前足球记者、现作家充满了“战斗的精神”，同时又是一位“麻烦制造者”。此番面对他的道歉，有人肯定，有人赞许，也有人嘲笑，还有人幸灾乐祸。而我认为，无论褒也好，贬也好，在当今社会，李承鹏式的道歉都是十分稀缺的，甚至稀缺到可以用“空谷足音”来形容。

　　透过长微博，我们能看到李承鹏道歉的真诚和彻底。说他真诚，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语气和他表达歉意的频次上，从他主动而细致地披露事情经过，从他对方舟子及其读者始终如一的敬意中也可体会得出。说他彻底，他绝不是口头说说就算了，而是着眼于如何改正，除了退款与承诺不再代言之外，他还向方舟子寻求弥补其过失的更多、更好的办法。

　　同样是面临道歉，我们可以拿李承鹏的做法跟近段时间以来一些人或一些部门的做法进行对比。达芬奇造假，女老板在新闻发布会上没有一句道歉，她大肆哭诉自己创业如何艰难，以为靠眼泪就可以让消费者原谅。自今年5月以来，故宫被连续曝出10多起腐败案，面对汹涌而来的质疑，故宫相关负责人不是道歉，而是慌不迭地地否认，或欲盖弥彰地狡辩。庐山管理局人事招聘，11个岗位中有5个岗位的第一名是当地干部子女，昭然若揭如此，当地负责人非但没有任何道歉，还十分搞笑地解释说“这是一种巧合”。高铁频频出事之后，铁道部的人作出了道歉的姿态，但显得很不真诚，他们更多的是在强调客观原因，以“我们对高铁技术充满了信心”、“我仍然充满信心”来忽悠受众。最近国务院决定对高铁开展全面安全大检查，这无疑是对铁道部“信心”论的极大讽刺。

　　为什么这些人不习惯于对他们的过失行为作出道歉呢？我想一个是爱面子，认为不道歉才能维护面子；另一个是怕道歉带出背后更大的问题来，他们本能地要采取捂着、盖着的方式来处理。

　　我们常讲舆论监督，其实舆论监督的对象主要就是公权力、公众人物及其他社会组织。任何一个组织或公众人物都有可能犯错，犯错并不可怕，犯错之后，公众最希望的，就是犯错者能够站出来承认错误并道歉。道歉有哪些好处呢？1.这是博得公众谅解的前提；2.这是让谣言止步的最好办法；3.这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试想连道歉的胸怀都没有，说他能改正错误，谁信呢？4.这是培养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的必修课，道歉意味着愿意承担责任，而责任意识是公民社会的基本要素之一。

　　可惜，很久以来，在出现各种不良的社会事件之后，我们很难听得到道歉的声音，尤其听不到那种真诚的道歉，而像李承鹏这种既讲出事情的来龙去脉、又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的道歉，更是少之又少。

　　其实，道歉与不道歉，体现的是道歉人究竟要怎样引导公众情绪的问题。道歉，表示要用“疏”的方式来消解公众的不满情绪；不道歉，表示要用“堵”的方式来控制公众的不满情绪。

　　关于“疏”和“堵”的关系，我想，只要稍微有点知识的中国人，就能联想到一个远古的故事。大约在公元前22世纪左右，面对黄河泛滥，有一对父子先后承担起治黄的任务。父亲鲧采用“堵”的办法，结果失败被逐；儿子禹采用“疏”的办法，结果大功告成，还位登天子。我们的先人很早就从哲学的高度讲清楚了“疏”和“堵”所蕴含的道理。

　　可是，拥有如此经典案例的民族，在走过了4000多年之后的今天，其中的一些为政者、一些管理者、一些公众人物竟还是那么热衷于用“堵”来解决公共事件，甚至不惜由此招来天怒人怨、社会震荡。人们忍不住要问：“堵”究竟能够给这些人带来什么好处？他们的智慧竟何以消退到如此地步呢？

　　李承鹏为他的过错道歉了，这不仅无损于他的公众形象，相反他的公众形象还可能因此加分。什么时候我们的监督对象能够一个个都明白这个道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