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怯的“新闻自由”

　　“泄密”的维基解密和“窃听”的新闻集团让西方社会一向自诩的“新闻自由”很受伤。前者说明其是一种不自由，后者证明其是一种坏自由。

　　2002年，13岁女孩米莉·道勒被绑架后遭“撕票”。由于她的电话语音信箱部分信息被删除，使得道勒父母一直误以为女儿还活着，英国警方也因此失去侦查线索。而当年窃听道勒电话并删除信息的正是《世界新闻报》所雇人员。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很缺德。

　　《世界新闻报》虽然是“小报”风范，但却拥有着“大报”的销量和“老报”的历史。它的所作所为，一定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事实也是如此，窃听事件的发酵，使得人们发现《世界新闻报》的窃听行为并非“个案”。英国媒体披露，传统的严肃报纸《星期日泰晤士报》曾窃听英国前首相布朗，《太阳报》等媒体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也都参与了对布朗的窃听。

　　上溯到伊拉克战争前后，《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大量杜撰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假新闻则就不仅仅是祸害个人了，而是荼毒生灵了。一句语焉不详的“据军方知情人士”或“据情报部门人士”就促成一场师出无名的战争草率发起，而五角大楼的“预制新闻”也被美国政府冠之以“新闻战”。原来如此，不利于自己的统统是“强奸犯”，而有利于自己的则一概是“新闻战”。新闻自由终究没有自己嘴皮子说得那么美好。

　　如果说，为了一种自由（所谓的知情权）而去侵犯另一种自由（人们的隐私权），那么这种“新闻自由”只是功利的新闻自由，而非道德的新闻自由。特别是，一边为自己这种不道德的新闻自由而沾沾自喜，美其名曰“客观、公正”；另一方面还要指责别人不自由，就有些搞笑了。正人须先正己，自己这儿充满问题的新闻自由，是没有说服力的。

　　现今西方媒体，包括报纸、电视、网络，大部分都是由一小部分富豪家族控制，而根据他们意志操控的舆论，很难说反映的就一定是民意，而不是什么“默多克的意志”。比如，一些西方媒体最爱炒作的“西藏问题”，很典型的就不是用事实去破除偏见，而是用偏见制造“事实”。

　　近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见了达赖喇嘛。当然，嘴上照例是一套关心西藏人民的说辞，可西藏在中国东南西北哪个方位，这些美国政客都未见得清楚，充其量是派助手到国会图书馆里查一通资料，之后俨然就是所谓的“西藏问题专家”了。号称“关心西藏人民的福祉”的这帮人，不过是利用自己压根儿就不操心的西藏人民的福祉做文章而已。于是，热情招待达赖喇嘛这一美国政客惯用的招数，其实也就是一张《世界新闻报》，用他们盎格鲁-撒克逊的同宗英国首相卡梅伦的话来讲，就是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