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法难依 讨薪秀呼唤公正的倾斜

　　眼看着还有20多天就要过年了，各地的农民工正在上演讨薪大片：拉着讨薪的横幅，上面写着“元芳，你怎么看？”这样的场景可不是在拍穿越剧，而是发生在陕西的一个建筑工地上的真事儿。几十名农民工被拖欠了400多万元工资，多次催要都没有结果，于是想出了这个办法。两名农民工分别身穿“狄仁杰”和“李元芳”的戏服，套用电视剧中的经典台词，向拖欠其工资的老板讨薪。

　　无独有偶，女民工模仿外交部发言人，召开讨薪新闻发布会的视频最近在网络上也迅速蹿红，其影响力之广不逊于外国大片。视频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方为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多次严正交涉，我们主张和平、合理、合法地索要款项，以和为贵，以稳定为大局，从不非法上访。”不同的言辞，通过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表情的人说出来，或许会滑稽可笑的令人前仰后合，或许会心情沉重的令人五味杂陈。

　　事实上，为了拿到一年的辛苦钱，回去跟家人有个交代，农民工兄弟们真是没少想办法。近年来，娃娃讨薪、下跪讨薪、新闻发布会讨薪，乃至最近上演的元芳讨薪，这些创意百出的讨薪秀，背后其实都是无奈。讨薪者的目的无外乎是想要引起媒体的注意，从而借助舆论的力量督促相关部门，解决欠薪问题。如果不是为了拿到钱，回家过个好年，谁愿意出这个洋相呢？当讨薪维权成为黑色维权的模仿秀时，人们会感叹，弱势群体的命运怎么会如此多舛？深思之后，谁还能笑得出来？

　　每逢春节，讨薪秀好像贺岁大片一样，准时上演，随之而来的便是各地推出的一系列帮农民工讨薪的措施。与往年一样，今年的对应措施也是不少：广东省尝试行政司法联动追偿农民工工资；深圳市建立欠薪保障基金，通过统筹资金垫付破产企业或业主欠薪逃匿企业拖欠的工资；贵州省部分法院为讨薪农民工开启绿色通道，不用请律师、不用递交诉状，只用口头申请就能立案；人保部等六部门日前也派出联合督察组赴有关省市就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开展专项检查。

　　措施真是不少，而且都很给力。但是否有些似曾相识？每当临近年末，各地陆续推出讨薪措施，为农民工讨回的工资不在少数，但是到了第二年，讨薪现象仍会如期而至。

　　何况针对欠薪的法规政策并非处于空白状态。有的地方甚至出台了专门的政策性法规。让法制手段发挥作用，才是解决讨薪难的关键。事实上，为杜绝欠薪的发生，国家早就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欠薪应急保障金和工资保证金制度，尤其是在欠薪高发的建筑领域，企业要交纳一定的保证金，并由政府监管，一旦企业发生欠薪事件，政府可以用这笔钱支付农民工工资，也被称为农民工的救命钱。但在一些地方，执行的效果并不理想。

　　据福建漳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的统计，2010年~2012年，该市共办理欠薪事件近两千起，只有两次动用欠薪应急保证金，而工资保证金一次都没有使用过。相关部门的解释是，使用这笔钱，不仅需要层层申请，而且申请条件相当严格，而在一些地方仍存在农民工工资保障金被变相欠缴或缓缴的情况。因此，通过正规渠道还要不来钱的活，农民工只能选择上演讨薪秀，希望通过媒体的传播扩大事件的影响力。

　　讨薪秀，毕竟是无奈之举，如何让讨薪不再上演，让农民工不用费劲就能安心地拿到工钱呢？人们对这种年年开会部署、年年发文督导、年年集中清欠的“运动式”治理方式存有疑义：这些并不能有效地揪住不良企业主的领脖，并从他们的钱袋里掏出钞票。在雇用农民工的企业主面前，即便是有政策“撑腰”的农民工仍处于知识技能和社会地位的双重弱势地位，讨薪变得难上加难。

　　要想让公正的天平恢复平衡，社会的力量、政府的力量、个人的力量都需要有意识地向农民工群体倾斜，为他们代言，替他们出头。正如专栏作家连岳所说：“我们都是体制，体制的改变必定是由公民的努力而形成的。因此，我们每个人既是社会道德机制的一部分，也是理性纠偏欠薪问题的一部分，即社会问题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