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公共建筑

　　近日，辽宁省抚顺市沈抚新城标志性景观建筑“生命之环”在网上赚足了谈资。用钢量超过3000吨，政府投资过亿，设计方强调审美，公众却不买账。

　　更早些日子，苏州在建的“东方之门”,被网友称为“低腰秋裤”;杭州奥体博览城体育馆与游泳馆项目俯瞰图，被一些网友称作为“比基尼大楼”.

　　在城市、建筑、生活这个关联的命题里，城市需要什么样的建筑？已经不止一次被叩问过，鸟巢、国家大剧院、央视大楼新址也都曾被推上过舆论的浪尖。一面是迅速发展的城市，一面是大众审美情趣的变化，因而在寻找定义中国文化名片的行程中，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好建筑，坏建筑

　　用好和坏去定义一个建筑并不容易。

　　中国建筑界的泰斗梁思成先生对建筑有个很简单的表达，人类盖的房子，为了解决他们生活上“住”的问题。

　　对实用性的基本诉求，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有一条脉络，比如斗拱，从汉代到明清，虽然装饰作用越来越强，但结构作用一直并未废弃。基于木材的材性，其顺纹方向的抗劈裂强度远小于横截面方向的抗压强度，斗拱的使用正是对这一特性的扬长避短，另外，斗拱的使用使屋檐的挑出大大增加，使得雨水不易淋湿檐柱，防止它受潮腐蚀变形。

　　隔海的台湾，位于忠孝东路的台北“国父纪念馆”,时隔40年之后仍被认为是台湾现代建筑史上最杰出的公共建筑之一。设计者王大闳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的建筑系求学，其导师——现代主义建筑学派的倡导人之一的瓦尔特·格罗皮乌斯，积极倡导建筑设计与工艺的统一，艺术与技术的结合，讲究功能、技术和经济效益，而王大闳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在“国父纪念馆”的设计中极尽人性化，将艺术与实用性进行了有机结合，使之成为标志性的公共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