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保障房叫“贴牌”

　　2011年，开建保障房的任务被层层分解，武汉分到11.8万套的任务量，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一。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一些地方保障房建设进程缓慢，并存在以旧充新，以企事业单位宿舍楼充当保障房等情况。

　　将旧楼“贴牌”充当保障房现象不只在武汉，去年珠海曾经被曝用回迁房甚至企业宿舍冒充“保障房”，东莞超过六成公租房是企事业单位宿舍、生活楼。在珠海，也有大量企业职工宿舍在不知情下成了公租房项目。渣打银行调研报告认为，国内真正新建保障房不足三成。当然，都没有武汉东湖高新区规划局赵姓负责人来得坦率，“我们以筹集为主，建设为辅。”该区60%以上的保障房都是筹集而来。即是把辖区内过去居民建的出租房，工厂原有的宿舍等贴牌，算作保障房。

　　如果真是将旧楼，通过产权转移登记变身为保障房，提供给低收入群体，倒也是一个无奈的次优选择，倘若只是玩数字游戏欺上瞒下，用假数字应付保障房建设，让公众吃“空壳饼”，那可真是罪莫大焉。国家之所以下大决心抓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目的是为了改善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居住条件，改善民生问题，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滥房充数”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政策善意，让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是违抗上级政令、欺骗人民群众的一种行为。

　　如此“筹集”，如此“贴牌”，“101.98%圆满完成”，虽然政府部门有政绩，官员脸上添光彩，可对老百姓仍是水中花，镜中月，挡不得风和雨，“幸福工程”难免沦落为“闹心工程”、“痛苦工程”。此种弄虚作假，更消解了国家惠民政策的严肃性。有网友就说，政府部门连保障房都敢造假，还有什么不敢造假？

　　以旧楼冒充保障房再度彰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丑陋作风。将上级政策肢解、曲解为我所用，实现狭隘的地方部门利益，甚至是个人私利，成为一种见惯不怪的潜规则，以至出现“村骗乡，乡骗县，一级骗一级”。一般而言，欺骗手段有六种表现，“替换性”执行、“选择性”执行、“附加性”执行、“象征性”执行、“欺骗性”执行、“对抗性”执行。别的不说，就两年多来的楼市调控政策，一些地方阳奉阴违、试探调控底线的举措层出不穷，扬州近日就出台购房奖励措施，实际也是对楼市调控的一种变通对抗行为。

　　官员“假大空”的作派盛行，自然要剖析原因。比如，建设任务重，令一些地方政府难以招架；需要地方投资，远没商品房有厚利所图，缺乏内在积极性；重任务下达，轻现场监督，以至于“官出数字”。甚至明知下级数字有假，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没有武汉市的“101.98%圆满完成”，自然就没有全省“107%完成国家任务”。同时，也与缺乏法制规范直接相关。在国家对保障房尚无法规定义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免自行“定义”，强调“新增”而不是“新建”。因此，有专家建议出台《住房保障法》加以约束，不无道理。

　　“变通文化”盛行，不仅是对上级政令的对抗、肢解，让政策无从落实，更是一种严重伤害政府诚信、公信力的行为。试想，一个经常说假话、办假事的政府部门，怎么可能获得公众的信任？这恐怕比具体的政策落不到实处对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