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国家城市化实践各具特色

　　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如新城和老城的经济联系、新城的规模与土地合理利用等问题。欧美一些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同样经历过这些问题，科学审视欧美发达国家的做法，其中一些经验值得借鉴。

　　美国：合理重塑城市。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之后，开始重视城市问题。美国的理念认为，要建立理想的城市环境，不能依靠大规模的人口分散，而是通过有前瞻性的良好规划，合理地重塑城市社区和区域，系统解决城市的发展及再发展问题。关注的重点是住房问题、清除贫民窟及城市复兴。

　　美国通过扩展原有的城市和建立新城，疏散城市的压力和转移部分城市职能。城市化转型时，规划方式一度趋向于支持私有化，建设为工业企业服务的公司镇，但后来则转向为满足从大城市迁出人口的居住需要而规划郊区城镇。规划理念和周边环境是新城吸引人口迁入的最初动力。在许多新城开发的过程中，美国的住房政策也越来越关注为收入较低的居民提供住房，并通过有条件的抵押贷款，刺激房屋建设和房屋产权所有。如1949年的《住房法案》旨在加强公共房屋和住房改造计划，1968年的《住房法案》开始关注为更多穷人提供住房。美国逐渐形成了现有的城市化和城市体系格局，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异几近消失。

　　英国：出台规划法抑制投机开发。20世纪50年代前后，英国的伦敦规划包括城镇规划、区域规划和国家规划。城镇规划要求提供有较好的住房、社区设施、就业岗位和开放空间的居住区，同时要降低和控制居住密度，引导人口及经济活动由内城向外围的新城转移。区域规划部分依赖老城镇的扩张、部分依赖新城，引入大都市环状绿带，构建伦敦区有序且高效的空间组织，同时注意控制郊区蔓延。国家规划强调，在伦敦中心区以容积率控制办公业和工业的增长，根据发展工业的执照重新布局，将就业岗位再分配到高失业的区域，保持充分就业。

　　英国城市开发存在较强的企业化倾向，因缺乏长远规划，私人公司为追求利润的投机开发助长了城市蔓延。为抑制投机，英国出台了城镇规划法，最重要的是在1932年授权地方当局“控制开发，确保适当的宜人的和舒适的生活条件，保护已有建筑物”，注重保护城市原有的形态和功能。1943—1944年出台的《城乡规划法》，通过许可制度加强干预和控制私人开发机制。1946年《新城法》的出台，开始关注伦敦核心区的过度增长，力图把增长引入新城以及为人口提供尽可能好的居住条件，把新城开发成工作和居住自给自足和平衡的城镇。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倡导建设比过去更公正、更健康和更有效的城市。它的实施成为英国城市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重要实践。

　　法国：“低矮天际线”与打造新增长极。在法国的城市规划中，考虑到火灾的蔓延范围，对建筑高度进行了控制，力主“低矮天际线”，成为在整个欧洲严格实施的代表。

　　随着经济的发展，巴黎的首位度过大问题越来越引起关注。后来实施了《巴黎地区战略规划》，都市平衡战略成为法国的城市增长战略，通过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改善以及建立新城市中心、把增长极转移到郊区等方式，降低中心区的拥堵，同时解决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法国对区域平衡增长的要求，主要通过对土地的地方性控制来实施，包括区划优先城市化地区与后续发展的地区，由地方政府申报国家批准。对于优先城市化地区，国家投放资金用于土地征用，其中30%—50%用于街道建设，40%用于污水排放设施建设，25%用于给水设施建设，而不会拨款给后续发展区。此外，政府也会资助住房建设。这些措施为实现区域经济和人口的合理分布奠定了基础。

　　瑞典：严格执行“总体规划”。瑞典坚持福利主义原则，特别是在斯德哥尔摩地区，待开发的土地为公共所有。国家控制建筑业，90%—95%的住宅都在政府的财政支持下建造。瑞典政府严格控制土地利用和城市开发，规划一旦被认可，就必须执行。政府控制城市开发的时间和地点，私人开发要服从总体规划。总体规划的功能是确定未来15—20年内，道路的走向、供水和城市土地利用等。斯德哥尔摩总体规划从1952年开始修订，1966年结束，规划期为30年，每5年修编一次，即“滚动规划”。

　　此外，政府重视公共交通网络在城市选址和城市面貌上的作用，统一建设设施完善的卫星城，用绿带隔离，引入公交系统，有一半的劳动力实现在本社区就业。同时，限制斯德哥尔摩、哥德堡等大城市的增长，把工业引导到落后地区；发展经济上合理的小镇，使其规模足够大，能支撑完善的社区服务要求。第二代社区的设计，进一步考虑到人们日益增长的实际收入、小汽车拥有率，发展新快速路。瑞典规划成功的关键在于：一是政府拥有大量待开发土地的所有权；二是公共交通网络被设计为城市选址和形态的主要决定因素；三是对卫星城的中心进行统一建设，实现自然景观与建筑景观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