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加剧反通胀艰巨性

　　刘伟认为，面对不断上升的通胀压力，货币政策实现其有效反通胀目标面临越来越复杂的约束，从而更加剧了反通胀的艰巨性，宏观经济失衡与货币政策传导。

　　刘伟 北京大学副校长，《经济科学》主编。主要学术活动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中的转轨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演变，转型经济中的产权问题。围绕上述领域，在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已逾百篇（《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和《北京大学学报》三份高水平学术杂志刊发的论文有数十篇），并出版多部学术着作。

　　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多重的，在我国现阶段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在于反通胀。日前,着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面对不断上升的通胀压力，货币政策实现其有效反通胀目标面临越来越复杂的约束，其政策的有效性被来自多方面的困难不断侵蚀，从而更加剧了反通胀的艰巨性。

　　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失衡的特殊性困扰着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

　　自2010年下半年起至今，我国宏观经济既面临经济增长下滑的压力，也面临通货膨胀的威胁，宏观经济政策从前一时期全面扩张的反危机状态“择机退出”，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刘伟认为，“滞胀”威胁的存在使得货币政策反通胀目标的选择和政策力度的控制遇到了特殊困难，如果经济增长停滞压力存在并且不断上升，货币政策反通胀目标就不能不受到极大限制，从我国现阶段情况来看，内需不足并未真正有效克服。

　　首先，就内需中的投资需求而言，一是这类扩大投资行为多为政府行为，或具有行政指令性的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并非真正的企业市场行为，对今后的经济增长及就业机会的带动并无持续性。二是国有大型及特大型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即使具有投资的资本能力，但由于缺乏新产品开发和新产业升级能力，因而难以寻找到有效投资机会，光在原有产品和结构下扩大投资，结果只能是重复投资。三是民营中小企业在自身资产能力弱和企业治理结构不合理的同时，进入和运用货币、资本市场仍面临种种制度歧视，因而，即使有投资需求，也不会被正规的货币、资本市场所承认，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投资需求；若寻求正规体制外民间融资市场，则面临高昂的融资成本和风险。

　　其次，就内需中的消费需求而言，一是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税收）、企业（GDP）、居民（居民收入）三者间，长期居民收入增速最低，居民作为消费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持续下降，从而国民收入分配在总体结构上使得消费需求增长不足。二是国民收入分配在城乡之间存在悬殊差距，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及消费力差距不断扩大，占人口总数52%左右的农村居民对消费需求增长的贡献与其人口占比严重不符，导致消费需求增长结构严重扭曲，极大地限制了消费需求增长的可能。三是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就使我国居民消费倾向下降，进一步降低消费需求的增长能力。可见，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具有深刻的制度原因，克服起来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

　　再次，受世界金融危机以及全球经济复苏迟缓的影响，我国所面临的世界经济环境依然严峻，出口的持续强劲扩张受到极大的限制，尽管欧美多国自金融危机以来已采取了多方措施刺激经济，但到目前为止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仍深陷衰退中，并且存在极大的进一步加剧危机的风险，使我国外需（出口）不能不面临较长时期的严峻挑战。

　　因此，刘伟指出，尽管现阶段我国通货膨胀压力较大，物价水平持续上升，存款负利率已连续近20个月，但考虑到经济停滞的风险和经济增长目标的要求，在短期内货币政策治理通胀的力度难以充分展开，只能是一个较长时期的逐渐治理过程。如果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和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性，反通胀的货币政策面临的困难更为艰巨，就发展阶段而言，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期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从经济理论上说，这一发展阶段无论是需求拉动还是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都处于显着上升期；从发展历史上说，发展中国家在低收入阶段通胀率较低，大都在一位数，但到了中等收入阶段通胀率显着上升，大都超出两位数，只有到高收入阶段，通胀率才又逐渐回落到一位数之内。就经济体制转轨而言，由于正处于市场化进程中，市场体系不完整，市场分割甚至市场缺失，市场竞争不充分，会阻碍资金在不同市场间融通；加之转轨中的企业资金运用效率偏低等原因，使得转轨经济对货币的需求量相对更大。这些发展和体制性因素都增大着反通胀的难度，进而制约反通胀政策目标和力度的选择。

　　我国现阶段通货膨胀压力成因的特殊性影响着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力

　　在分析现阶段我国通货膨胀压力的特性时，刘伟认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具有需求拉上与成本推进共同作用的特点。与改革开放以来其他时期的通胀明显不同，以往的通胀基本上是需求拉上型，而目前的通胀，除具有需求拉上原因外，还具有成本上升的动因。当然，成本推进对当前我国通胀作用程度究竟有多大，可以进一步探讨，但成本上升在目前通胀中起到的推动作用日益显着是客观趋势。这样，一方面，以传统的收紧银根的政策来治理通胀的有效性就受到严重削弱，从货币价格和信贷规模等方面收紧流动性，对成本推动的通胀作用不会明显，因为治理成本推动的通胀关键在于降低成本。另一方面，若成本推动对通胀起了重要作用，那么采取紧缩需求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加剧通胀，紧缩银根固然有需求效应，从而降低由于需求拉上而形成的通胀压力，但紧缩同时也会产生供给效应，无论是加息还是减少银行信贷规模，事实上都会使企业融资成本上升，进一步增大成本上升推动通胀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