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省级新区建设风起 行政区划调整或解冻
从上海浦东新区到陕西省西咸新区，作为一种新的区域和城市开发模式的探索，其在多个省（市）份的示范效应正在持续升温。成都天府新区、郑州新区、广州南沙新区等多个新区规划，亦希望紧随此类新区开发模式，并获得国家层面认可，以在新一轮的区域经济发展中，为所在区域挣得更多发展和提升空间。 这些新区与改革开放之后先后出现的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经济开放区一脉相承，但无论是在规划面积、理念以及政策设计上，都远非早年的特区、经济开发区所可比拟。 对于这些新区的讨论，一方面是新区所在地的决策部门所给予的巨大发展期待；另一方面，也面临着来自社会上广泛质疑：“这些动辄上千平方公里的所谓新的城市建设，除了可能威胁到我国已经非常严峻的耕地保护规划，对地方政府财政稳健也会带来很大挑战”。 而考虑到行政区划调整或将成为新区建设中行政管理体制变革所无法回避的问题，亦有观点认为，这种以行政区划调整进而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路，一旦变成地方政府的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习惯性思维，对后发地区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并非总是“利大于弊”，且有可能对政府转型这一更根本的改革命题带来更长时间的搁置。 据本报调查，截至目前，面对区域内复杂的利益协调命题，成立最早的浦东、滨海新区，从最初的开发办到管委会，再到复归一级行政区，管理体制几经调整，至今未竟全功；获批一年有余的两江新区，在赢取不俗的招商引资成绩的同时，不得不费尽心机去编制复杂的基于行政与资本协调机制，以统筹一个庞大的新区并驱动其高速运转，关于其最终是否会复归一级行政区，至今争论不休；尽管在陕西省最近出台的纲领性政策文本中，对西咸新区现行管理体制给出了明确规定，但也在更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个相对理性的阶段性的管理体制选择。 这些几乎在各个新区都被称为过渡性选择的管理体制设计，什么时候“毕业”？这些新区的管理模式最终又将路归何处？对此问题的回答，无论是对四个新区而言，还是对其它筹划中的新区以及行至十字路口的众多开发区和高新区的发展而言，都是一个迫切又复杂的命题。 1 战略性新区布局 今年6月13日，陕西省与国家发改委在国务院新闻办联合发布了《西咸新区总体规划》，遂被认为是继浦东新区、滨海新区、两江新区之后的第四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区。 考虑到陕西省对外公布的西咸新区的决策体系中，与其他三个新区类似，新区的“一把手”均由所在地区的省委常委或市委常委兼任，“二把手”也多为颇具开放意识和创新思维的新派官员出任。于是，在媒体的表述中，也多选择“中国第四个副省级新区”、“中国第四区”等提法。 所谓“副省级”新区，是基于这些新区在行政级别上的表述，其背后所体现的：一是在中国的区域和城市发展中，由于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一个新区的行政级别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甚至决定该地区的发展前景；二是代表了这些新区在所在区域的区域经济和城市发展中被赋予战略性意义。 1990年代，浦东新区成立是被定位为整个中国在九十年代推进开发开放的国家战略重心，2005年，浦东新区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再一次被赋予国家战略使命；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也都肩负着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国家战略使命；西咸新区则是尽得国家关于主体功能区、西部大开发、关中天水经济区以及陕西省西咸两市发展等多个地方和国家战略之便利。 而对于新区所在的地方政府或城市自身而言，新区的战略意义尽显。 西咸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军就曾明确表示，“中国城市化高潮己过去了三十年，按照每年城市化率提高一个点，达到百分之七十还剩下二十年左右。这是西安重返中国一流城市最后的机会。西咸一体化，西咸新区建设是关键一搏”。由此，西咸新区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显而易见。 而这些战略性新区，也确实成为所在地区发展中新亮点。比如，滨海新区已经用超过5000亿元的GDP、占天津经济总量一半的事实，证明了“再造一个天津”并非传奇。 “副省级”新区建设风起：行政区划调整或将解冻？ 此外，在行政区划专家、《中国行政区划改革和地方自治》一书作者陈子明看来，介于省和县之间的这一行政层级，自民国以来，在宪法中的地位、权限并不明确，甚至一直存在虚化这一级的声音。如今新区这一层级的开发实际上是在做实这一层级，其“争取成为副省级，实际上是想享受现有的省级的权限——我们的现行政策，给省级的权力很大，很多东西都是省级统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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